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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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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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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糍粑

“拗!”随着一声令下,大石臼边6名汉子立定身子,将手中的捣拐飞快地传递到对面伙伴手中,同时接过对方的捣拐。3组6根捣拐拗咬着臼里早已浑然一体的糯米,把无数曾经的个体锻造成一个瓷实严密的整体。汉子们嗷嗷叫着,大石臼里散发的腾腾热气和汉子们口里呼出的白气汇合,屋子里俨然一个大蒸笼。“预备,一、二、三,起!”领头人一声断喝,汉子们十分默契地将已经打成的糍粑兜底挑起,快速地移步到早已准备好的案板前,“啪”地一声,将一团成人怀抱大小的糍粑球摔在案板上。净手等候多时的东家趁着糍粑还是热软状态,摊大饼一样,将糍粑球擀成1—2公分厚的饼状。过了一夜,这块糯米面就将变成坚硬结实的糍粑。

这是大别山下罗山县莽张镇王楼村一个农家打糍粑的场景。这是我的故乡,每一年,这样的场景,都会连续上演。一年不比一年精彩,一年也不比任何一年逊色。即便是明年的这场演出,也和千年以前的没什么差别。甚至这个场景中最最重要的载体——石臼,也极有可能是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的。因此,这样的场景成了艺术家们的爱,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豫南民俗。

在信阳淮河以南的民间里,打糍粑和杀年猪一样,成了快过年的象征。乡下人未必都杀得起年猪,但糍粑,则是家家户户必须的。一则是过年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千锤百炼后由并不宜做主食的糯米转变而成的糍粑,不仅是过年待客的佳肴,也是农家改善饮食结构的美味。饥馑年代,容易保存、可煎可炸、可煮可蒸的这种食品,几乎是淮河以南、大别山一倍一代爽口的食品。即便是今天,很多进了城的信阳人,依然十分欢迎亲友们从老家提溜过来的这种土特产。

糍粑的原料是糯米,北方称其为江米。和粳米比,糯米适宜做汤圆、粽子,但如果做米饭,则显腻味,不宜主食。信阳人将其淘洗干净,在甑里蒸熟,倒进专用的糍粑石臼里,一棍棍地捣搅拌合,将黏性很好的一粒粒糯米个体粉碎,让每一个个体相互交融,最后融为一个整体。和人类社会的团体一样,整体的力量,往往来自于个体魅力的集合。从外表看,似乎个体价值丧失了。但究其实,个体不过是湮灭,其精髓分毫无损,而个体微弱的价值,则因团队而膨胀凸显。当然,这是我这个从小吃惯了糍粑的穷人的感慨。糯米不会这么想,糍粑也无法说话。我们这些食客,吃了人家,还偏要赋予种种意义;被吃的,就那么被吃了,什么也来不及说——人类,真扯!

糍粑工艺简单,需要的是集体的力量。打糍粑因而成为乡村里越来越罕见的集体活动。甚至可以说,除了婚丧嫁娶,唯有打糍粑才能吹响乡村社会的集结号。因为需要下真力气,打糍粑的过程,充满了力量美。小时候,站在氤氲的大石臼(其实村民都称其石窝子)边,看着大冬天头上冒汗的成年男人们围着石臼,边转边捣,我对他们充满了崇拜。像所有围在现场的孩子一样,除了觉得好玩,热闹,我也在等待着糍粑快成型的时候,由大人用洗净的毛巾从石臼里揪扯出一团,先尝为快。打糍粑的场景,恍如梦境,经过时光的发酵,每每回忆起来,美如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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