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学农在桐中

文革中后期，我步入中学时代，在桐城中学度过了难忘的五年时光，初中三年，高中两年。

母校是由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国学大师吴汝纶先生于1902年创办，当年先生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创办桐城中学堂，今年正好120周年。学校秉承“勉成国器”的校训，弘扬“勇当大任，志在争先”的桐中精神，赢得了“人才摇篮”的美誉。

虽说是文革时期，义务教育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受益于桐城厚重文风，桐中严谨校风，桐中的教学秩序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井井有序的进行着。清晨，自北向南弯弯曲曲横穿校园的潺潺溪水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是那么悦耳；傍晚，天上的星星与教室里晚自习的灯光相互衬托遥相辉映，是那么迷人。龙眠山下，桐中敲铜钟，从未间断。

  桐中历来十分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尤其是文革时期特别强调“劳”，要求学生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学习，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当年班干中有一个职位是劳动委员，主要负责学工学农和打扫卫生。

初中阶段，我们都还是一群懵懂少年，但已经开始走进工厂，开始学工了。印象中学工一学年一次，每次大概一个月，当时城关的企业不多，都是国营或集体的，仅有的农机厂、机具厂、纺织厂、食品厂、预制厂、滤清器厂等都安排有学生进厂学工，这是政治任务。男生一般分在农机厂、机具厂、预制厂、滤清器厂，女生一般分在纺织厂、食品厂。虽说是“临时工”，但大家都十分珍惜这劳动机会，都能按时上下班，正而八经的跟在工人师傅后面学技术。有的甚至当翻沙工，当模具工，上车床当车工，一个月下来还真能学不少东西。分到食品厂无疑是最幸运的，一些大麻饼、方片糕的“边角料”就成了我们这些小馋猫口中的美味佳肴。有一次我们在机具厂学工，一辆手扶拖拉机停在厂里，拖拉机还发动着在，一位工人小师傅在我们面前显摆，给我们讲解如何挂档位，一不留神挂进了前进档，拖拉机就呼哧呼哧往前跑，小师傅顿时慌了神，慌忙用手拽拖拉机，我们几个学生跟着一起拽，哪能拽的住，眼看拖拉机就要撞进车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彭波同学敏捷冲上前，伸手将操纵杆轻轻一拨，档位就回到空挡，拖拉机立马停了下来，个个头上急得冷汗直冒。为此，校领导还在学工总结大会上专门表扬了彭波同学，说他是我们身边的“蔡永祥”。

学农在桐中是常态化的必修课。当时桐中有自己的农场，就在现在的西郊公园。学农每周半天，一般是周六，安排在自己的农场里干些农活，插秧、薅草、施肥、割稻、翻地、挖山芋、挖茶树沟等等，什么都干过。印象最深的是除草，一望无垠的田野里，稻丛中参杂着许多杂草，我们这些羽翼未丰的无知少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常常把稻子拔掉，把草留着，引足救经，南辕北辙。为此，学校还专门请来县农科所的农技专家给我们科普《水稻苗和杂草的区别》。最热闹的是打谷子，大家把一个方型大木桶抬到水田中间，然后抱起一捆捆稻子轮流在桶里左右拍打，发出“嘭、嘭、嘭”的闷声，恰似丰收的鼓点。同学们一个个像个小泥猴，在田野里窜来窜去。农场门前有一口水塘，我们男生劳动之余常到这里洗个冷水澡。一个个赤条条、白晃晃的像下饺子一样的下去戏水游泳打水仗，玩到尽兴才上岸。有一次我们上来一看，衣服全部“失踪”了，光腚找半天才发现藏在百米外的树下，原来是班里一帮调皮女生干的。最恐怖的是水田里有蚂蝗，一不留神会钻进你的小腿肚里，防不胜防，常有胆小女生被蚂蝗吓哭。农工教我们，一旦被蚂蝗叮咬，不要紧张，不能硬拽出来，而是用手用劲拍打，否则蚂蝗会断在皮肤里。最脏最臭的活无疑是抬粪，两个人一组，自由搭配，从桐中厕所里把粪便装入粪桶里，抬到几公里外的农场倒入粪坑。每当周末，只见一帮学生组成的抬粪大军，行进在西郊的机耕路上，一路欢歌，一路飘“香”，一道风景线。

时序更替，岁月留痕。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届学生都已年过花甲，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退下来了。拳拳学子心，深深母校情。回望往昔，学工学农虽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现在看来还真是高明之见，功德之举。它给了我们一个提前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平台，让我们体会到了粮食不易，工农伟大，劳动光荣；它培养了我们的劳动意识和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责任担当，成为我们漫漫人生路上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