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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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炎
在这座小县城，他算是个人物，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每天，他会在城里巡视一圈。瘦弱躯，中等个，胡子拉碴，戴着墨镜，披一件黄呢子军用大衣，穿一双半高帮军用皮鞋，鞋根打了响钉，背着手，沿着南大街、北大街、东门街溜达。响钉有节凑的敲打着老街石板路面，发出咔咔咔的响声。不时会有人跟他打招呼，不时他也会停下来，摘下墨镜，跟人家聊几句家长里短。
基本上每天如此，如例行公事。他喜欢这种感觉，令他陶醉。
认识他是那一年我从野战部队回家探亲。那天他巡视到我家，大老远的就听见他的大嗓门：“小爹爹，小爹爹可在家”？
他比我父亲还长几岁，却羞于辈份比我父亲晚了两辈。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见我戎装在身，他便问，“这是我小椒椒吧”？
在家乡小城，叔叔不叫叔叔，叫椒椒，典故出处据说追溯到清朝一位宰相给康熙帝的奏折中误将“叔”字写成“椒”字，当时给皇帝奏折中出现笔误是很严重的事故，康熙问“椒”是什么意思，宰相硬着头皮回答：老家椒椒就是叔叔。康熙生疑较真，派人实地考证。宰相急中生智，连夜修书派人策马扬鞭送回老家，让县令通知父老乡亲即日改口称呼叔叔为椒椒。因为宰相为官清廉，为家乡做了不少善事，群众口碑甚好，百姓都乐意为宰相改口度过此关，从此，小城百姓称呼叔叔为椒椒就这样传承至今。
他很幽默，甚至有些滑稽搞笑。当年他已年过花甲，常跟在我蹒跚学步的儿子屁股后面，“我是你大哥哥吔，等等我，等等我”！活脱脱的一个老顽童。
父亲说，他是我们家远房亲戚，一生坎坷传奇。
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人称八老爷，是当时这个小城里有头有面的人物，家有良田万倾，长短工数百。传说中的八老爷是个恶霸地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他是八老爷小老婆生的，老年又得一子，八老爷很是欣慰，从小娇生惯养，倍受八老爷宠爱和栽培，小小年纪就给他请了两位私塾先生，一个教文，一个教理。这小子从小天资聪颖智慧过人，着实给八老爷长脸，十六岁就考入复旦大学文学院。
从小县城来到大上海，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他感觉到一切都是那么好奇、美妙。新鲜的海风，新潮的思想，新生的事物，无时不在影响着这个纨绔子弟，他的思想认知观念甚至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悄无声息的改变着。
复旦是最早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高校之一，也是上海学界抗日救亡的中心，一批又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复旦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1937年底，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随复旦师生离开上海江湾，几经辗转，千里跋涉，迁移到重庆北碚的夏坝建校复课。在大后方，复旦师生与山城人民同心一德，爱国救亡，追求进步、团结牺牲，弦歌不辍，书写了复旦校史上光辉一页。复旦大学“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前进，形成了光荣的爱国传统”。
从上海到重庆，一路上他看到了国民党的没落与腐败，无可救药，他目睹了共产党的兴盛与清廉，所向披靡。在重庆，他开始阅读进步刊物，秘密接触进步人士。他做出了影响一生的重大决策，毅然决然的背叛家庭，和几个进步同学一起弃笔从戎，加入了二野三兵团。
二野三兵团是刘邓大军麾下的陈谢兵团，是一支战功显赫、英雄辈出的老部队。当时部队官兵几乎都是工农子弟，没文化，大老粗，忽然来了几个复旦大学生，实属惊天大新闻。他直接分配到第10军军部机关，留在军首长身边负责文字工作，这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在10军军部，他是首屈一指的大笔杆子，军部的重要文电、重要文字材料、军首长的讲话稿等等，都出自他手，军首长们都很赏识他，军机关的参谋干事也高看他一眼。他跟在军长政委后面也见过不少大世面，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兵团司令陈锡联、政委谢富治，还有当时中共西南局的领导们，他都不止见过一次，有的还合过影呢。
当时我岳父也在三兵团10军下面的30师给师长马忠全当警卫员，比他小好几岁。有一次他跟随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到驻扎在泸州的30师视察，首长们在里屋开会，他和一帮随从在外屋聊天，我岳父跑里跑外给他们泡茶续水，他见岳父一口纯正的乡音，便主动问：你是哪里人？我岳父说，安徽的，T城人。他顿时上前一把抱住我岳父，连声说，缘分，缘分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从此开始与我岳父近半个世纪的交往。
由于长期受宠受捧，他开始有点忘乎所以，趾高气扬，德不配位，漂的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有一次，他军容不整但上衣口袋里依然插了三支钢笔，带着两个重庆妹儿，一手揽一个，开着军部的敞篷吉普，在山城飚车兜风。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他这趟兜风又拉风之举，乐极生悲，毁了他的大半生。
原来，他家一个长工的儿子，当年跑马头也跑到了重庆，那天正好鬼使神差的在解放碑撞上了这么一道风景。吔，那不是八老爷家的小少爷吗？怎么当上解放军了？于是一状告到军管会，恶霸地主家的儿子混入革命队伍，还当上大官坐上小车，是可忍孰不可忍！
保卫部门一调查，果真如此，情况属实，处理结果是开除军籍，发配回原籍劳动改造。
“辛辛苦苦好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小城，不见往日的傲慢与漂浮，他属于黑五类，是重点改造对象。烧过窑，拉过车，扫过街，卖过柴。文革时期，三天两头被红卫兵当成道具，拉出来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斗一斗，游一游，度日如年。
一晃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央开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有好心人悄悄的拿了一张《人民日报》给他看，上面写着“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现实表现”。也有人劝他，你父亲是恶霸地主，被镇压是罪得应有；你战争年代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队伍，打过仗，立过功，也是事实，你应该向上级申诉，要求平反。
在乡亲们的劝说下，他开始整理材料，写申诉信，一封又一封，逐级信访，大都泥牛入海。
突然有一天，有两位自称是地委的人来到他的破屋里，告诉他，你的冤案北京很重视，有明确指示，予以平反，给予离休干部待遇。说完，交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有批文。
此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双手颤抖着，不听使唤，老泪纵横，语无伦次。
他知道，这个信封里装着他近三十年的苦苦等待夜夜祈盼，装着他的青春芳华，装着他的政治生命，他把它贴在脸上，捧在心上。
后来才听说，他的申诉材料到了北京，因为材料详实，还有发黄的照片为证，工作人员只好报送首长案头。首长打开一看，哎，是他，没错，这小子还在呢，当年处理是重了些，情况属实，责令有关部门立即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他似咸鱼翻了个身。政府给他盖了房，还补发了一大笔钱，他的工资每月小百把块钱，比县委书记县长都高一大截，由四川省革委会直接打到他的银行账户上。
听说他娶过妻，有一子，他落难的时候，老婆带着儿子不辞而别，没了音讯。后来他有了钱有了身份，又找了一个女人，没过几年，这个女人也抛弃了他，他又成了快乐的单身老汉。
一段时间，小城人不见他出来溜达了，听不到咔咔咔的声音，好不习惯，一打听，原来他摔了一跤，腿脚不便，住进了医院。再后来，政府把他送进养老院，直至前些年寿终归天。
一个人，一辈子，风雨几十年，跌宕起伏，冷暖自知。命运没有如果，现实拒绝假设，既定如此，何不以健康乐观的心态去笑面人生，淡观浮云？我笃信，他的内心世界是强大的，他的自我感知是满足的。
这一点，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他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