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童年的岁月大约都和样板戏有缘。戏当然不能当饭吃,但在那个饭吃不饱,又没有多少别的世界的特殊年代,一个农村孩子,有了戏,有了憧憬和欢乐,有了温情温暖和寄托,戏便一如一日三餐,是一样的想望和需要。
我家在陕南农村,距县城约10公里,因北面有一岭曰黄沙岭,故名岭底。儿时的作文描绘自己的家乡是“群山环抱,河水围成的地带”。戏楼就耸立在两条河——板桥河和石鸠河交汇处的一大片开阔地里。河边一大片芦苇迎风飘摆,一行行杨柳郁郁葱葱,一条白天晚上,行人如织的大道直通商州城里。戏楼四周,遍布稻田,阡陌纵横。正如《沙家浜》里郭建光唱的“芦花放稻谷香岸柳长行”。好一派江南风光。
戏楼原是一座庙——“菩萨庙”的上殿,庙已没有了,唯余雕梁画栋,古香古色的戏楼,还依稀诉说着曾经香火缭绕的善良故事。
戏就要开了。鼓乐齐鸣,激越抑或急促和欢快的声音突然响起,所谓炒台子或轰台子,于是,山村的夜晚一下子沸腾在撩人心魄的号角里。急得还在路上的人们疯也似的奔跑,台下更是人声鼎沸,忙着各就各位。其时,父亲在大队的戏班子里敲竹板,当别的孩子被纷纷撵下台时,我却在父亲身旁不慌不忙,还能有机会去后台看演员化妆,抑或揭起戏幕的一角,瞅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完成自己的满足和优越。
戏楼是一座儿时的乐园,整天人来人往,说拉弹唱,兴高采烈。谁家的孩子找不见了,在戏楼里;给猪寻草,天都黑了,却提着空笼回来,原来看排戏把正事忘了。每逢大队演戏,前几天各家就给亲戚捎话,到了演戏的晚上,人山人海,树上的、房上的,路上都站满了人。既像开大会,又像在赶集。一部戏从排练到上演,多少童年时光都在戏楼里了。记得《沙家浜》里饰阿庆嫂的女子,眉清目秀,细挑身材,化了妆愈发楚楚动人,我咋也看不够,梦里都见她化妆呢。以后去外婆家,小姨问我要媳妇吗?我说要。小姨说要什么样的呢?我说像阿庆嫂一样。几十年过去了,美丽的化身依旧历历在目。我分明看见,她又过了河,沿着那条官道向戏楼走来……
大队的戏远近闻名,排了三部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白毛女》,其中现代秦腔《智取威虎山》,曾唱到了县城里。可惜的是,仿佛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久,也就是我10岁那年,河下游修水库,库区移民,我们大队的唱戏骨干竟大都远走他乡。曾经红极一时,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岭底戏便盛极而衰,从此萧条了,戏楼也淹在了水里。也就在这时,河上游——上湾大队的戏崛起了。也许是曾经的辉煌,不管大人、小孩,我们看戏总以老大自居,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所谓:上湾的戏,不看不着气;沙沙声,灭灭灯……
其实,月亮地里,一条公路顺河蜿蜒,绿荫大道,熙熙攘攘,追逐戏闹,戏里戏外,上湾的戏曾带给我们多少温馨快乐的时光呵!戏楼建在近临公路的桃岔沟口,一条小河曰桃岔河从戏楼外的河堤下缓缓流过。沙滩、流水、样板戏,沟沟岔岔,一河两岸的人们,到了晚上,提着马灯,攥着手电,向上湾的戏奔来,仿佛当年的革命大暴动呢!
有晚,汽灯坏了,马灯代替,落了个“灭灭灯”,也没有散场。《红灯记》、《杜鹃山》,也就是在这里走进了儿时的记忆。戏中饰沙奶奶、柯湘者是我家一个亲戚,“女中豪杰”,精彩的表演,常令我想起当年的阿庆嫂来。李玉和和雷刚的扮演者,方脸大汉,声音宏亮浑厚,略带沙音。一招一式,很到位的表演,形象逼真。那激越、悲壮的现代秦腔,如泣如诉,极具感染力。至今想起,仍不禁哼唱起来,万千的感慨尽在心里。
看戏的夜晚是永远甜蜜的时间和空间。平日里,一切关于演戏的消息都会演绎为小伙伴们共同的亢奋和不厌其烦兴趣盎然的谈资。而于戏的等待,更是一如进入腊月搬着指头去数过年的日子。知道晚上有戏,干活也有劲了,一切的烦恼都会因为戏烟消云散,一想到那激动幸福的时刻,纵然山高路远,天寒地冻;尽管已看过十遍八遍,依然欢呼雀跃,绝不放弃。在那个没有电灯,也不通汽车,一个工值一毛钱的穷山村,是一个个看戏的日子,在灿烂着儿时的天空啊!
不久,上上下下的文艺汇演开始了,像现在的文艺晚会,但以自编的现代小戏为主,当然少不了样板戏的选段。小戏的内容大同小异,紧跟当时的形势:修大寨田、割资本主义尾巴,剧中一定还要忆苦思甜。
我家住在公社跟前,年年春节过后,白天是“三干会”,晚上便是各大队文艺汇演。我那时任务很重,既要端板凳占地方,又要当着东道主,和前来的小同学玩。刚过完年,四面八方的人都穿戴一新赶来了。戏开了,对面山上还一串串灯笼在河里闪烁。熙熙攘攘,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是看戏、看戏子,也是看热闹,抑或满足许多只可意会的心愿。台下,前面是一大片坐着的,后面便是一群站着的年轻人。男一堆,女一堆的,推推搡搡,跃跃欲试,嘻笑怒骂,珍惜着这种比戏还令人神往的机会,把多少个日子的憧憬和期盼,在这里做一次春心荡漾却非魂飞魄散和淋漓尽致的实践。
汇演的结果,各大队的人才组成了公社的戏班子,加紧排练,要到区上演出。父亲依旧敲竹板。那时我们大队再度辉煌,上湾、五一大队也不甘示弱,呈“三国鼎立”之势。而公社的戏班子其实也就是这三个大队的文艺尖子。
我们大队的一个文艺尖子,也是公社戏班子的骨干,他家就在我们家门前那条河对面的一道山梁后面。中等个子,青春年华,活泼机灵,妙语连珠,吐字清晰,无论表演什么,都很投入,都很到位,都深深地吸引了场下的观众。至今想起,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记得公社中学的一位老师,也是我后来的语文老师,编了一部大本戏《焰山激战》,那位文艺尖子演主角,有一段唱词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口铁锅背肩上,迈开大步走得忙,集体利益不能忘,为葫芦口成全了大事一桩。”我的这位语文老师,也是我崇拜的人,也是我长大以后的文学老师,不仅编了大戏,还编了好多精彩的小戏,远近闻名。后来调到了县上文化部门,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区上汇演,站在父亲身旁,看着我们公社阵容整齐,各怀绝技,高潮迭起的演出,喜不自禁,一种深深的自豪溢满全身。还不时去望台下,寻找观众敬佩的目光。戏中的几个台柱子更成了我崇拜的偶像,路上见了,远远就把崇敬的笑甜甜地送过去,一如现在的追星族,总有一种神圣在流动。
那时,布景、音乐、灯光、道具都很讲究,有一个农民挑着担儿行进的曲子,欢快、流畅,喜气洋洋,活画出了农民挑担在肩,欢乐喜悦的热烈场面。编排也很精彩,模仿农民挑担、换肩和行进的动作,惟妙惟肖。
我们公社的戏在全区独领风骚,技压群雄,成了进县汇演的主力。我也因此有幸跟敲竹板的父亲沾光,第一回坐在了城里的剧院里。冷不防从戏里“出来”,不知身居何时何地,怯怯的,像要丢了似的。
现在想来,鼓声阵阵,乐曲涟涟,俊男靓女,五彩缤纷,还有什么能够一如戏,在穷山僻壤、在小小少年的心中树起一座永远陶醉的丰碑呢?
七十年代末,古装戏走红,五一大队独占鳌头。其时,我已去西安上学了。遗憾的是,公社要盖戏楼,新建的戏台已多次演出,作大梁用的木料都从10里以外的戴云山上运来,唱戏的时代却要结束,戏楼终未建成。
记得眉毛涂黑,脸上染红,我也能够登台表演,让一个孩子的神圣和自豪在戏里得到满足,是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而这里所谓的戏,亦包括快板、对口词、三句半等曲艺类节目。
学校要演戏就要排戏,于是,我们这些小戏子放学后堂而皇之去排戏,令同学们叹羡,还可以不去砍柴、割草。
有年“六一”,全公社的小学文艺汇演,我独唱《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情真意切,满身激越,掌声雷鸣。至今仍不时唱起当年这深深打动我的唱段,唱着唱着,眼泪就出来了,为童年那曾经岁月的逝去,也许还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一些命运多艰的故事黯然伤怀。
记忆尤深的是寒假里在大队演《园丁之歌》。剧中4人,其中两位是我们大队也是公社的文艺骨干。我扮“小淘气”,男老师“恨铁不成钢”,女老师说“炼法不得当”,要对我这个小淘气循循善诱。记得我是拿着一个纸糊的“小火车”,唱着“小火车,咔嚓嚓,天南海北也靠它”,蹦蹦跳跳出场的。剧中饰我同学者,原是我的同学,其时,正在城里的什么文艺队学习,寒假回家赶上了排戏。苹果似的圆脸,一笑两个酒窝,细细梳理的齐耳短发黑油油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清澈、明亮。记得她去城里后,有时回家还来学校辅导我们排戏。那年,我12岁。
唱戏的年代,家里也给我安排了唱戏的前程。我学会了拉二胡,父亲还教我打竹板,母亲教我写戏。我编过一个小戏,说的是我要把鸡粪给生产队里,奶奶不同意,通过教育,奶奶思想转变了。戏中我还设置了奶奶收鸡蛋时的情节,鸡怎样叫、怎样跑,奶奶的话和动作等,都很生活化。后来,考学成了农家孩子的出路,唱戏并未给我带来什么前程,倒是压根与戏无缘了。先前还“低声哼哼”,“东张西望”,渐渐地,人到中年,差不多只能在酒后,在独居的一隅,打开嗓子,走进戏里。是慰藉,是追忆,总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一缕苦涩的沧桑,唱了便舒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