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桃园

家在桃园

文/胡广林

桃园，我的故乡。如诗如画的名字背后,却无成片的桃林，甚至除了沟沟坎坎、零零星星几棵野毛桃子树之外，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桃树。为此,我查过县志，并没有找出家乡名号与桃树之关联。

作为行政乡存在的桃园，在陕西省镇安县西边，距县城六十五公里，由雨淋沟、龙家沟、石灰沟、青岩沟、马龙洞、枫橡园等特色显明的沟沟岔岔组成，有一条公路通往县城，从沟底山脚下钻来绕去，连同各条沟壑里溪流汇聚起来的小河，一起实现突围，公路要冲出山峦的围堵，寻觅外面世界的精彩，小河要找到出口，奔向汉江，最终汇入长江。山与山拼力挤压，形成一块开阔的小盆地，老辈人都叫它张家坪，这一块水土就是桃园的地标。解放前，住着张姓大地主，用老辈人的话说：张财主骑高头大马，挎盒子枪，威风得很！张家坪，由此得名。

过去，乡政府就设在张家坪，公路沿山根弯弯曲曲，政府、医院、商店等都点缀在公路另一边大平地之中，有一所学校在河东，最鼎盛之时办过初中，后来越发衰落，再从完小到初小，只有十几个孩子在那里读书，我十八岁师范毕业，工作的第一站，便是分配回乡，教着一群和我年龄相仿的学生，后来再脱产进修上学，便离开了家乡。这么滋养人的一方水土，在国家撤乡并镇政策中，反复在木王镇与柴坪镇之间划拨，现如今，桃园乡这个行政称谓，已封存进历史档案，乡改成村，“桃园”的称谓尚在，叫起来更觉得亲切，只是昔日的繁华不再，倒是真正有了世外桃源的幽静。

随着国家移民搬迁政策的惠及，大部分住在深沟老林里的人家，都实现了幸福地迁徙，过去很多鸡犬相闻的山沟沟，早已人踪罕至。桃园里的住户越来越多，小盆地四周山根和荒坡上，青砖红瓦的二层小楼每年都会增加，平地中心，老住户的土墙房屋也在逐年减少，让阔气高大的楼房替而代之。只有小河，在季节变化中肥肥瘦瘦，从坪中间穿过，河两岸、房屋周边是水田，每年春末耕犁，夏初插秧，秋天收获，冬天水田休眠。在缺吃少穿的岁月，水田像人一样辛苦，稻子收后，会种上冬小麦，土地高负荷的付出，导致两季产量都不高，很多人选择水田起旱，种上高产且能接新果腹的玉米和洋芋，只有极少数不缺吃穿的人家，每年还插上几分田的稻秧，在逢年过节的桌上摆出香喷喷白笋笋的大米饭，自是那个年代日子过得宽裕的象征。当下，家家户户，日子红红火火，家乡人重新把旱地变成水田，从出产优质大米的角度出发，“半年辛苦半年闲”的土地很懂感恩，一季稻谷，总是丰收满仓。

在桃园，每年栽秧是相当隆重的，各家各户插秧的时间互不重合，精确到某日上午或者下午，是时，左邻右舍，对门是户，男女老少，都来“打锣鼓”，女人在家帮着做饭，男人卷起裤脚站满田坎，能把秧苗插得左右成行的下田，其余的要么投苗，要么施肥，一家一户需要一两天栽秧的，个把小时搞定，互帮插秧只是形式，借插秧轮流坐庄吃磨盘席，才是春节之后乡亲们亲近的又一次聚餐。从水田里上岸的男人，就会急不可待地赶回插秧的主人家，三两桌饭菜早已摆好，一顿饭喝十多斤自酿的甘蔗酒，吃上两三个钟头，个个醉意朦胧的，也不会耽误到下一家去插秧。从第一家开始，直至整个坪里水光粼粼，绿秧渺渺，短短十多天时间就结束了。对那些家里男人出外打工的，只要提前犁耙好秧田，准备好秧苗，在给水田毗邻人家插时，就捎带把秧插了，不用招待，女主人只消站在田边，把茶水香烟随时奉上。

每年农历六七月，我是最爱回去的。夏天是最幽静的，早上打开门，就能美美地吸一腔正在疯长的稻谷清香，早起薅秧草的人，赶在太阳火辣之前，不用任何农具，脱掉鞋袜，站在水田中，用光脚把漂浮在水面上的杂草踩进淤泥里。及至正午，便手捧茶杯，三五成群，聚集在河道两边的柳树下纳凉，男人们下棋、打牌、侃大山，女人们纳鞋垫、做针线，孩子们看书、捉迷藏，好一派闲怡、和谐的乡村气象。

桃园人懂礼，讲礼，爱送礼，大到婚丧嫁娶，小到盖房搬家、过生添娃、探病上大学，送得不堪重负，也送得不亦乐乎。当然，也最知孰轨孰重，红白事是非常重要的。如有那家儿女成婚、老人仙游，远在全国各地打工挣钱的，都会赶回来捧场、帮忙，为了赶时间，甚至乘飞机也舍得花钱。朴实的乡亲们，有自己的为人处事观念，认定了生死为大的道理，孝家需要的不是区区几百元的份子钱，而是一种人气、一种温暖，所以不能请人搭份子，遥天路远也得亲自赶回，为的是在灵前叩个头、上柱香，与孝子一起在灵前守几夜，帮忙铺铺桌椅、提水抱柴，再把逝去的人送上山，落土为安。

桃园的冬天，一点也不萧然。相反，却是一年中最热闹非凡的。出门打工挣钱的人，从初冬后便开始返乡，筹备过年。先是做酒，从打酒母子开始，把夏天踩好挂在檐前的酒曲子取下，剥开外层的黄蒿，用刀把砖一样的曲子剁成碎块，再用磨子磨成粉面，与煮在大锅里的谷米拌匀，一起装入木制大缸，每天早晚用木棍搅拌，七八天后便逐渐有了酒香。再把地里的甘蔗砍回，在院子里剥掉黄叶，待到酒母子散发出浓浓的酒味时，把甘蔗杆子用木棰轻轻打破，用刀剁成寸许小段，与酒母一起拌匀，倒入早已挖好的土窖或者大木缸里夯实，然后用黄泥密封。十天半月后，便在院子里、道场边摆开架式吊酒，洗好地锅，安上甑子，架柴烧火，地锅里水开子，再把窖里的酒糟放进地锅上面笆笆，放法有讲究，尽量靠着甑子四周，把中心留出来，防止堵住了蒸汽造成塌锅，及至白汽飘飘，酒气四溢之时，安放上酒溜子，架起天锅，给锅里倒满水，慢慢地酒溜子开始有水滴滴出，最初是水，稍待，便开始有水流似线，这是酒，桃园人叫这种酒“冷气烧”，因酒是冷的，但酒精度却是最高的，喝到口里，喉里像火一样的烧，之后的酒开始变得有点热，便是甘蔗酒中的精华，曰“头气烧”，喝起来爬喉，冲酒十足，这种酒一般每甑子接留少许，留存到家中来了贵客或懂酒人士方才拿出来品尝。进入十冬腊月，桃园里天天都有人家吊酒，这块小盆地里，炊烟袅袅，酒气飘香，闻之便觉身上暖暖的。有人从院前经过，好客的桃园人便急忙招呼，坐在院坝里边烤火抽烟，边尝酒聊天，想喝多少、能喝多少，主随客便。

当家家户户酒坛子里装满酒，桃园人接着便杀年猪。男人找一个懂阴阳八卦的问问日子，决定那天杀猪，这是家乡人最朴素、最古老的思想，关乎一个生命的结束，也应该有一个好日子，一般来说属牛的日子最好，来年喂养的猪长得肥壮如牛，日子过得牛气冲天。女人在杀猪的当天，还要给圈里的猪备上一顿“美餐”，早上边喂食，边祷告，让猪美美地吃上一顿上路。有心软的，在杀猪匠递刀时，躲在屋里流眼泪，待到案子的猪毛刨尽，烧香、放鞭炮，敬猪神，这大概除了家乡人之外，少有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白天杀猪，晚上腌肉，腌肉前为了记住每块的分量，要给肉块上打码子。小时候，父亲腌肉，母亲用秤称，我学会了打码子，把斤数用刀在肉块头上划几道，斤的零头两数，在肉块的两侧划几道，这种习惯是在缺吃的历史时期积淀下来的，给亲戚送干腊肉，得心中有数，知道轻重，有左邻右舍当年没杀猪的，借肉过年，在那个年代常有的，不管归还时肥瘦，至少斤两应够数。腌肉出缸，在火炉顶上挂起来，这就是烘肉，每到这个时候，过年也就不远了。

腰里揣着一年打工挣的钱，坛子里装满自酿的甘蔗酒，墙上挂着才薰好的腊肉，桃园人的年，过得自然豪气。从腊八节开始，过年的气氛在桃园浓起来。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送灶爷，放炮仗，烧香、叩头、祈福，少不了煮肉、煨酒，敬神灵是真诚的，约上三五亲朋，吃肉喝酒才是实惠的。越是靠近过年，乡亲们越是忙碌，要打扬尘，扫院落，还要进城逛街买年货，这一忙便到了大年三十。家乡人过年，走亲戚，吃磨盘席，隔顿不隔天，从春节开始，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年过完了，出门打工挣钱的走了，留守在家也开始进行春耕生产，无论怎么吃喝玩乐，桃园人也不会误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良好开端。

父亲去世后，母亲被我强劝进城，我回桃园次数少了，老屋却孤寂地空留着，院子里的草，绿了又枯，枯了又绿，不管我每年偶尔回去怎么处置，这些草根、草籽都倔强地在老家院子里生根、发芽，茂盛地生长。虽然我在小城里工作、生活了近20年，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就像老家院子里的草，只有根系植入桃园村的水土之中，才会生生不息、自由自在地在春风里摇曳。

我的故乡在桃园，也是我心中永远的桃源。细思量，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园”，安放着我们的灵魂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