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人说父爱如山，深沉、平和、温暖、永久，这就是父爱。但是，我从孩提始，对父亲的情愫却远没有对母亲那般浓烈、纯粹。

 这也许是从我懵懂无知的幼年起就很少与父亲相处的缘故。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脸上从未挂过灿烂的笑容，还时常冷不丁冒出几句呆板、生硬、冰冷的话语，感觉他就是一位“严父”。

  当我还在牙牙学语时，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头短发，长满胡须，着单浅色衣裳”的大男人中。听母亲常提起，儿时的我，总是把没穿花色衣服的成年男人喊“爸爸”，乐得身边的人哈哈大笑。四五岁时，我仍然还不曾“熟识”父亲。每当听到我家大黄狗向着门下坡汪汪直吠时，我倚着偏房墙角望去，只见田埂小径上，有一位肩挎黑皮包的男子大步流星地向我家走来，我便飞奔灶房，对正忙着做饭的母亲大喊：“妈——，又来了一个骟猪匠（儿时的印象中，见得陌生人最多得都是骟猪、羊的）”。直到那个男子跨过我家门槛，熟悉地把皮包挂在门后的铁钉上，母亲顿时掩面大笑：“这才是你的爸爸”，我却犹疑地望着他。

  这也毋庸惊疑。听爷爷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的爷爷拖家带口，从大巴山崇山峻岭里的镇巴县一个偏远山村背井离乡来到佛坪县。当时巴山中所居的地方，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人口稠密，无论你再怎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地辛勤劳作，依然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穷阎漏屋 。地处秦岭南麓的佛坪县建县历史不长，地广人稀，群峰耸秀，风光旖旎，是人类生存的天堂，一些外县农民迁徙到椒溪河畔定居下来。我的太爷爷在亲朋好友的引荐下，也来到这里，找了一处依山傍水的山坳定居至今。现在，佛坪人方言混杂有“四川话”“洋县话”“关中腔”等，一方面是迁县撤并历史遗留原因所致，另一方面就归结为人口迁徙了。

   那时父亲已是身强力壮的青年，大伯已婚娶，小叔亦成年。举家老小肩挑背扛，跋山涉水，历经艰辛，徒步半个月才到佛坪。据父亲说，他背着一个口径约一尺五的大吊罐和一口大锅。这个吊罐我见过，它厚实沉重，记得我十余岁时，曾用双手提过，想学西楚霸王项羽举鼎，却自不量力，“哐当”一声，惊动了火炉边的父亲，他奔过来，对着吊罐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厉声斥道：“这是我从镇巴老家背上来的，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其愤怒程度不啻于同别人吵架时仇家打了自己的亲儿子，或是辱骂了自己的祖宗那种态势。

  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父亲一家迁徙过程中经历哪些苦难？也许他们是时走时停，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饿了就沿途搭灶架火，困了就席地而眠，渴了就掬水入口……陈毅元帅曾在回忆录里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淮海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也许我的祖辈们所做的事无法与淮海人民相提并论，但在那个国贫家衰的年代，他们能有一种向往美好生活，不靠国家救济、自强不息、自谋生计精神和行为，难道不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所要的精神吗？

  听母亲说，我的父亲居家不久就参加了工作。那时正是十年内乱、百废待兴的时刻，人才奇缺，只要你会认几个字便有人“督促”你干工作，可这是一件人人都不愿去的“苦差”，还不如大集体挖地、锄草拿工分来得实惠。父亲略通笔墨，擅长写写算算，尤其写得一手漂亮钢笔字，在被抽派到外县搞了两年社教后，被安置在佛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十亩地乡分社工作。听父亲说，那时条件艰苦，信用分社办公住房皆是土胚房，若不是大门挂了一块木牌，很难相信它是一个单位。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每月工资仅有捌圆捌角，这样的薪资持续了八年，没毅力的人早逃之夭夭了，可他硬是撑了下来；尽管家就在本乡，回家只需三四十分钟，他却很少回家，一心扑在工作上。这也正是我从小与父亲相处很少的原因，每当母亲数落他对家庭老小没尽到照顾责任时，父亲总是一脸茫然与无奈。倘若有人赞许他是金融界的“元老”，或者是农村信用社的缔造者与开拓者，他那难有的笑脸如春花般烂漫。

  直到我上初中，吃住都与父亲在一起。先前那座破破烂烂的土胚房已改建成砖房，那块油漆斑驳的门牌被父亲像古董一样用报纸裹了又裹，收藏在库房里。父亲的岗位由会计升任为主任，工作劲头更足了。他整天忙碌着，找他办理业务的人走了一茬，又来一茬，不论客户再多，他总是耐心细致地给每认讲解贷款须知，总怕他们吃亏受损失（贷款超时会掏滞纳金的）。有时遇到特别贫困的农户想贷三五百元买籽种、化肥，父亲考虑种庄稼投入多、收益少，又要背负利息，劝他们不要贷款，掏出自己的钱借给他们。正是有了他这种对工作兢兢业业、乐于奉献的精神，信用社业务量从一穷二白到迅速壮大。记得那几年，他去县城联社开信合工作会，总是怀抱奖牌满载而归。直到退休，奖牌、荣誉证堆起来足有两三尺高。他为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正是他终身献身于金融事业的最好证明。

   父亲不但工作出色，而且还会一手好厨艺。他总是能把一些很不起眼的食材，经过自己的手，做得色香味俱全，吃在口中别有一番风味。每当我吃着他做的可口饭菜时，由孩童时对他的“漠然”，渐渐转变为母爱般的融洽。他在生活中很爱整洁，总能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把案头上的灶具收拾得一尘不染、井然有序;把一双解放鞋洗得“由黄变白”。他很节俭，总是对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衣服舍不得扔，对一双袜子洗了又穿，穿了又洗，袜底穿成像“鱼网”还“不离不弃”。让人觉得他哪有主任的派头，就是位“山野村夫”。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就看不惯他那“寒碜”样，宛转问道：“爸——，给您的新衣服咋不穿咧，是不是让贼偷了？”只见父亲满脸茫然，瞬间抖抖衣袖反问道：“这身衣服不是还没穿烂吗？穿不成了，再换！”

  父亲最为自豪的绝技是打算盘，这也许就是他多年来当会计练就的技能。他那双右手食指与中指骨节跷起，曲直错落有致，形似波浪状，别人总是捧着他的手端详一番，连连称奇：“这真是一双拨算珠的手啊。”每到年关，我经营的商店购物者川流不息，总是少不了父亲帮忙算账，他嫌计算器按数字太慢，总爱用算盘。只见他右手掠过算盘“中指上翘，拇指如急雨，中指拇指来回交错流转”，算盘珠子“哔哔啵啵”一阵脆响，只看得让人眼花缭乱。我怀疑他算错了账，背着他又用计算器复核一遍，却分毫不差。

  十多年前，父亲退休后回到家里，身体还算硬朗，却总是闲不住，在干些力所能及农活的同时，还被当地村委会聘去当了三四年文书；村里乡亲过红白喜事总是邀请他收礼记账，他从不推辞。我们五兄妹均是家事缠身，各忙各的，不能时常侍奉在双亲身边。但逢年过节，我们必须回老屋与双亲欢聚一堂。哥哥嫂子们总是把闲不住的母亲拉到火炉旁烤火歇息，然后挽起袖子在灶台前忙碌。每当丰盛的菜肴刚起锅盛在 盘子里的时候，父亲便用小碗盛些热菜、提壶热酒，拿着香、纸（祭奠亡人用的火纸）来到房后太爷爷的坟头祭拜，然后再去爷爷、奶奶的坟前祭奠。这是吃团年饭里必不可少的礼节，有时候，连我们都疏忽忘记了，可父亲从来不会忘，数十年如一日。也许在他的心中，九泉之下的祖辈们才是自己最值得敬奠的人。或许是做给自己的儿孙们看，让我们传承“崇尚孝道、不忘根本”这一美德。

   年夜饭是丰盛的，欢乐的。两张餐桌拼在一起，琳琅满目的菜肴错落有致地摆满餐桌，父亲母亲坐在餐桌的正上位（农村习俗上席只有长辈座以示尊贵），然后我们紧挨着父亲母亲身旁依次排开：四兄弟挨着父亲这边坐，妯娌嫂子们紧挨着母亲坐，孩子们坐在餐桌的下位。他们的争吵嬉闹声总是惊扰了喜欢安静的父亲，只有在年夜饭的时候，父亲是最能容忍他们的调皮捣蛋，他那不太爱笑的脸上也变得和颜悦色起来，滴酒不沾的父亲便拿出陈年好酒，给我们每人斟满一杯，自己也倒上一杯，三杯酒下肚，不胜酒力的他脸红得似关公，无论谁再劝他多饮几杯，也无动于衷，只是不停地督促孩子们“吃饭别说话，多吃菜，长得高”。

   觥筹交错的团年欢宴过后，孩子们早已在客厅把目光磁在电视屏幕上，此时的父亲也很悠然，“抱”着火炉缄默不语，仿佛在与时间竞走“马拉松”，淡红的火苗舔着浓黑的锅底，他似乎睡意朦胧，忽然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沓百元大钞，高兴地说：“孩子们，领压岁钱啰”。我们众兄弟连忙推辞：“爸——，我们都不缺这点钱，您自己留着买件合身像样的衣服吧！”可父亲硬是让母亲把钱塞在孩在们的手中——“孩在们挣不到钱，这点钱留着让他们买学习用品吧”。每年的团年饭过后，这也是他必做的“功课”。这些凝聚着父亲的艰辛与汗水的“百元大钞”，我从未舍得用过，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把它塞进储钱罐里。我深刻知道，每一张钞票都是父亲多少次的节衣缩食，多少瓣汗珠子才能换来的。他从没为自己慷慨地花过钱，却为了后辈儿孙们，又何曾吝惜过！

   如今的父亲年逾古稀，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五年前，从山坳里的老屋搬至集中移民房，与我相距不远，总算能天天看见，但各居一房，算不得朝夕相伴。前年岁末，他因突发脑梗，腿脚失去知觉，不能下地。虽数次辗转市县医院治疗，但因年事过高，病情难以康复如初。现在，他终日卧在床上，幸好我们兄弟姊妹多，你来我往，围绕在他床前，对他孤寂的心，也算是一点慰藉吧。但他的心里依然是牵挂着儿女。

   前不久，我去外地进货，听母亲说，他叮嘱母亲来我店里看了几次，看我安全返家没？我心里顿时五味杂陈，喉头哽咽，潸然泪下。我借故上厕所，奔到他床前，明知他吃过饭却故意问道：“爸——，你吃饭了吗？”哪怕他答非所问，我愧疚的心才觉舒坦些。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从小不怎么“待见”的父亲。也许他给我的关爱远远没有我母亲的爱那般柔情、贴切、暖心，但他的骨子里所承载的“勤劳、淳朴、节俭、孝道”等诸多传统美德，正是中华民族亿万合格父亲的缩影，他的精神也正是我向往的，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