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举翅 沉重的飞翔——黄国荣《乡谣》中汪二祥形象解读

艰难的举翅 沉重的飞翔——黄国荣《乡谣》中汪二祥形象解读 

 刘  华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 要：黄国荣在其小说《乡谣》中为我们贡献了汪二祥这一崭新的人物形象。他经历了中国大多数农民曾经经历的苦难，面对这种苦难，他有着自己的选择。其在困苦中对生活的坚持和追求，并不完全是阿Q 精神，其在“难中求生”“坎中挣扎”力图改变现状所表现出的坚韧和顽强，与福贵躲在原地被动忍受苦难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汪二祥的前进和成长，也向我们昭示了农民精神超越的艰难。

关键词：《乡谣》；汪二祥；苦难；穷开心；苦作乐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五四以来，作家们纷纷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贡献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和典型的农民形象。军旅作家黄国荣凭借自己独特的阅历优势，创作了反映最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乡谣》，被认为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1]但作品出版以来却鲜有人研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品在民间形成的强烈反响：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中数次联播，获得好评如潮。这应该引起评论家的反思。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修订版 

 黄国荣曾用一幅对联来概括作品中主人公汪二祥的一生：“五十个春秋风风雨雨,每一天日子都是难难里求生穷开心，一辈子人生平平淡淡每一步旅程都有坎坎中挣扎苦作乐”。 下面我们将围绕这副对联所昭示的内涵来对小说中汪二祥的形象进行分析。

       一、每一个日子都是难，每一步旅程都有坎

 小说构思时，作者想把它命名为《日子》。[2]作品讲述的基本上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平常实在，多苦多难的生活的故事。被作者选用来过日子的人物汪二祥值得我们仔细探究一番。二祥出身于地主家庭。一开始作者就肆意渲染了一番二祥父亲汪涵虚的挥霍奢靡：花两担银元去城里娶来了小脚的三姆妈；在老屋后面盖起了一座二层高楼，仅仅是为了向沈小凤证明“他每日清晨一觉醒，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她。”；赌钱时，一把一百担稻地往桌上押……对于 20 岁以前的二祥来说，他是躺在父亲积下的财富里享现成的阔少爷。他游手好闲，衣食无忧。但作者让汪家由盛而衰，把讲述的重点放在他在经历依次大部分人所走过的道路上。

 进入成年后的二祥的世界，必须进入他的生存环境。可以说，在二祥的记忆里，贫穷，饥饿，劳累，意外事件等构成了各种事件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里，饥饿和贫穷是主要的生活体验。虽然农村的贫穷是大家皆知的一个事实，也在乡土文学中一直得到表现。但这种贫穷的生活环境究竟到了何种程度，究竟给生存其间的普通民众造成了怎样的心理体验和影响一直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课题，二祥的经历也仅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  

 跟着二祥走过衣食无忧的日子后，我们看到的首先是贫穷在大地上的无处不在。无论是作为土改后的二亩多土地的拥有者，人民公社的社员，还是分产到户后的个体经营者。他一直都是贫穷的。他只有分家时的老屋，还欠着别人的债。与此同时，二祥一直徘徊在饥饿的边缘，为填饱肚子而努力。但得到的仍然不是温饱，只是饥饿程度的差异而已。饥饿与二祥们如影随形。虽然我们一直号称地大物博，但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线下，食不果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千百年来，农民最渴望的莫过于“饱食终餐”。他们被饿怕了，汪大吉，汪三富泯灭兄弟血肉亲情，处处算计二祥，是为了多吃多占；四贵鼓动二祥去跟大吉算账，是为了从中提取二成；丁腊芳与二祥做夫妻，是为了养活儿女和婆婆，一旦意识到二祥无力承担时，她又另找了一个男人；二祥不事农活，在老丈人这棵大树倒了以后，生活上陷入了困境，只得劝云梦去上海那个花花世界当奶娘，不放心，丢祖宗的脸，都不比能吃上饭重要；云梦成了别人的老婆，二祥骂过之后想的最多的也是多要点钱，养活自己和儿子，钱到手了“他有一种胜利凯旋的感觉”；文革时，二祥本不想造县委的反，但听到造反可以弄个“铁饭碗”，他表现的尤为积极。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信仰，没有人伦，因为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活下去。生命中的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活着的基础上。这并不崇高，甚至有些低下，但却是最为现实的。

 如果说贫穷、饥饿还是尚可忍受的话，那么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往往让二祥感到无所适从，没有保障。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生活的真正自主权。土改来了，被划为贫农的二祥高兴了两天，但他岳父却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二祥的依靠彻底跨了；没过多久，人民公社成立了，二祥再也不用为吃操心了，谁知道食堂很快就散伙了，粮食不够，也没人负责，只能自己熬着；文革开始了，积极造反的二祥眼睁睁地看着红卫兵们批斗云梦而不敢说话。自己还因为一时情急说错了话被关到了看守所；他靠生豆芽赚了一些钱，却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退出敬老院后，他开始摆烟摊，眼看生意进入正轨却被一只眼和工商所长陷害而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贫穷，饥饿，无法把握的意外变动。这些就是时代贡献给二祥的主要果实。客观或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或人间喜剧。但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无论你是官是民，高贵或是卑贱，只要你活着，就要过日子。无疑，二祥的日子是苦的，他所经历的苦难可以看作是中国农民苦难的一个缩影。面对这种苦难，二祥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作家出版社版第二版  

       二、难里求生穷开心，坎中挣扎苦作乐

 读《乡谣》，读到主人公二祥的趣事逸闻，笔者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鲁迅先生的阿 Q。我们分明从二祥身上看到阿 Q 的影子。我们在读到二祥在欲望中想摸一摸韩秋月的奶时，二祥突然发出一句内心独白：“许茂荣摸得，我为何摸不得？”这似乎是克隆阿 Q 在摸小尼姑的脸后说的“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二祥打着一面“独立大队”的小旗，进县城去“造反”，不由让人联想起阿 Q 的“革命”，充满滑稽，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一切动机目的都是在争权夺利。那些红得发紫的“小闯将”们却不让他参加造反派组织，这同阿 Q 想“革命”，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似乎也差不多。当然最能体现阿Q影子的还要数作品中描写的二祥一次捡烟屁股的片段：

             入围茅奖后作家出版社重版

 二祥去县城造反，在县招待所白吃一顿以后：“一扭头，他后悔刚才自己起得太快，刚才他坐着吃饭的地方有一个半截烟那么长的烟屁股。他很想把他捡起来，试了一下，这腰弯不下来，要是硬弯，很可能会挤破肠子。可那个烟屁股太诱人了，饭后一枝烟，快活如神仙，他太需要它了。二祥还是不怕丢脸，双膝跪到地上把烟屁股捡了起来。二祥再站起来时，骂了自己一句，狗日的，太没出息了。骂完以后，他很开心地笑了笑，好像刚才他是痛快地骂了别人。”[3]

   阿 Q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已经成为永恒，其所表现出的国民的劣根性仍然贯穿于后来的文学形象。我们在汪二祥身上看到了阿 Q 的影子，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他是黄国荣先生笔下的“这一个”：“二祥是我对故乡这片土地的眷恋，是我对故乡父老乡亲的怀念，我与他之间似乎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亲情。”[4]

 鲁迅笔下的阿 Q，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为别人打短工，干零活，住在土谷祠里，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无产者。他时常受人欺负，特别赵太爷不让他姓赵；但他又常常欺负小 D，欺辱王胡。当他被别人打后，他总是以“儿子打老子”精神胜利法来自得其乐，用以排解心中的不平与怨恨。二祥显然有所不同，他父亲汪涵虚死后还留给他几亩土地，几十块钱，几间房屋。他“做什么事都很认真”讲究公平，虽然有时脑子不够用，但他也“不愿让人白占他的便宜”。他有帮助别人的善良的一面，也会贪利耍点小聪明；他有正直仁爱的一面，也有损人缺德的一面。在恶人面前，他有胆怯的一面，又有勇敢的，坚强的一面。这与只能活在“精神胜利法”制造的虚幻中的阿 Q 是不同的。

 其实单纯从故事层面上来看，《乡谣》并无多少新意。甚至还与余华的《活着》有相似之处。二祥和福贵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事件，他们及他们周围的人做着人类共有的事：活着，苦难，悲惨，绝望，幸福，期盼……

尤其是活的艰难、苦涩、无奈，余黄二人铺陈的都不少，也很有分量。

            台湾版更名为《日子》

《活着》中的福贵是个苦难重重的人物，承受着无尽的重压。面对凌厉的死亡攻

势，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努力，走到哪算哪，他只是想平淡而自然的活着，顺应自然和命运。他认为“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而他虽“越来越没出息，可寿命长”，“还活着”。他把这一切简单的归为“命”：他的生活潦倒是命；他比别人长寿是命；他娶了家珍这样的好媳妇是命；苦根从小失爹少娘是命……“命”有比人更强大的神秘力量，而个人微小无力，根本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他要做的就是平静地等待和接受一切的来临，甚至不必再去做无谓的质疑和追问。或许我们不应该责备他许多，他经历了一生的辛酸苦痛，到最后把“活着”放在了最高位置，把其当作人生的最高成就来宣扬。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宿命论”的观念成了他面对个体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自我解脱，成了他经历种种生活的无奈和残酷心理重压之后的一种自我安慰。 汪二祥也是一个依仗土地生活的农民。“命运多舛，黄莲般的生活像一条蛇缠了他一生。父亲的去世，带来家庭的没落；时政的变幻，让他沉沉浮浮；妻儿的失去，似一把把刀刺得他心痛”[5]

 可以说，福贵所遭受的天灾人祸，二祥无一幸免。然而，二祥毕竟不是福贵。他的生活中是有无尽的苦难，但他的生活中同样不缺乏欢乐。苦难和欢乐就像他生活中的两条河，彼此交融，呈时而此强彼弱时而彼强此弱的态势。这主要得归功于“二祥不甘被苦难击败、善于在苦难中寻找发现欢乐的人生法则和生活策略”。[6]

 与福贵放弃希望在原地被动的忍受苦难相比，二祥在生活中有欲望和愿望，他不甘落后贫穷，力图改变现状。虽然他的欲望和愿望不断的打着折扣，但他仍不断的追求，表现了平凡人面对一次又一次打击的坚韧与顽强。这种韧性是福贵所不具有的，他所具有的只是被动的忍受苦难，像小动物一样活下去的别样韧性。二祥在最艰难时，心中总有对明天的美好向往以及种种实际性的行动。这样，汪二祥的人生不再是苦难一路狂嚎，而是总有欢乐高歌。正所谓“难里求生穷开心，坎中挣扎苦作乐。”

                 三、结语

 所谓“谣”自古以来就是反映民声，刺激时政的。可以说《乡谣》在相当开阔的层面上反映了乡村生活的发展变迁，其中既有对时政弊端的指斥批判，更有对改革开放的呼唤。[7]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从土改运动中血与火的较量到狂热大跃进的吹牛高产，大放卫星；从三年自然灾害时的路有饿殍，浮肿蔓延到十年浩劫中的文攻武卫，互相残杀⋯⋯本来应该继续引导农民为实现美好幸福的目标而奋斗的

 革命却变成了一出出荒唐的闹剧。处于这种闹剧旋涡中的中国农民一直在生存的底线上饱偿心酸、苦痛、与死亡相伴。细读作品，我们发现作者把二祥“所经的那些坎、受的那些难,主要归因为关卡太多,不在于他的出身、没能耐、过日子不会精打细算,在作者看来这些只是使他比旁人更为艰难。”[8]

  但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农民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文化负荷蹒跚着走过来的，在改革的大潮中，他们的自主意识逐渐地觉醒，并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传统文化和历史基因早已铸就了他们的思想品格和行为方式，因袭的精神重担作为历史的羁绊阻碍农民向前迈进的脚步，这就注定农民起飞时的沉重和超越时的艰难。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的洪流不断地涤荡着阿Q精神赖以存在的污水，但历史的因袭在二祥等人身上并未完全消除。可见，把苦难简单归因为外部环境并非明智之举，因为他忽略了农民实现精神超越的艰难。

参考文献：

长篇小说乡谣等“日子三部曲”研讨会部分发言摘要》上海：文学报，

2003.9.18.(4). [2][4]

黄国荣

《〈乡谣〉后记》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10.(424). [3]

黄国荣

.《乡谣》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10.(301). [5][6]

北乔《乡村歌谣》—评黄国荣长篇小说〈乡谣〉》

[J].(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5-4-27/672499.shtml). [7]

丁临一《献给大时代和普通人的歌》

[J] . (http://book.sina.com.cn/1070612469_xiangyao/2003-12-08/3/29656.shtml). [8]

蒋泥《圆圈·坎儿和语言：谈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

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