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

打我记事起，我小时候就没有爸爸，也从来没问过谁是我爸爸，长久我也习惯了。记忆中，平常的一个午后，这个矮瘦黄脸男人扛着一条黑黝黝的大扁担来到我家，挺着大肚子的母亲让我喊他大伯，他也姓韩。他住下来了，成了我们家的一员，这个家的户主。

一、初始的磨难

在淮河之滨、三省交界、丘陵起伏，这个叫着吴阳集的小乡镇上，乡风犷悍，传统家族力量显示着强大的存在。可想而知，一开始没有多少人能瞧得起他，既没有帮人打架出力的勇武之躯，又没有体面干净的谋生之道，前者在乡镇最现实，世俗道理还是谁拳头硬说了算；后者比如乡里公职人员、乡村教师，也会有红白喜事的头席待遇，哪怕编外人员，谁管呢，每月都有固定收入，铁饭碗不是？然而他都没有，更拉低乡邻眼帘的他是个小地主富农家庭出身、30多岁了还是光棍、还是上我家入赘当了男户主，试问，这样的小矮个男人，谁能看得上？！

吴阳集是个乡镇，生活的大多数都是农户。农活始终是农民的主业，好把式首先要有副好身板，还要有一个大家族在背后罩着，那绝对是当地头面人物了。顾名思义，吴阳集，姓吴的家族是大户，有事抱团，打架争利，没人敢惹。碰巧的是，无论是我家里的村里分配的田地，还是宅基地，旁边周围都是姓吴的人家的，偶尔会有小摩擦，有理没理，大伯只能忍着，多次被人追到家里，大声骂着，作势要打他；虽然事实上他没什么错，无外乎是变着法地欺负他，田地要放水育秧苗，没有先紧着吴姓的田地先灌水；或者是，挑水经过人家门口时候摔倒了，弄湿了人家门口的地方；又或者是，别人听说大伯在集市上说他坏话了，要他给个说法。每次，都是母亲拼着命拦着门口，不让别人进家里打他。好像有句话：谁家门口没有三尺硬地，然而那时候我们家门口起码没有。母亲一边哭，一边喊着：老天爷呀，太阳就不能照一下俺家么？！拳头，始终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代表着话语权，大伯显然没有。

隔壁有家吴姓的公社干部，仗着家族势力在公社谋了个差事上班、属于街道上为数很少的公职人员，自认为是体面人，经常有事没事找大伯麻烦。嫌弃我们家豆腐卤水味道重、影响他吃饭胃口，或者半夜大伯起来检查压豆皮木框的动静太大，吵醒了他，上门威胁要跟工商所得哥们一道来查封豆腐铺，每次都是大伯低三下四、苦苦哀求，临走塞去一些豆皮或者拿碗豆腐作赔偿了事。有天晚上，终于出事了，我家养的一条和我弟弟年纪一般大的黑狗，很有灵性，看家护院忠诚可靠，我们家人都喜欢它。然而吴姓公社干部晚饭酒后归来，经过我家，黑狗叫了几声，惹闹了他，和几个酒友趁着酒意打死了黑狗。早上我和弟弟喊了半天、到处寻找，顺着地上的血迹找到干部家里，他老婆正在剥黑狗皮，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和弟弟抱着黑狗在地上哭着喊着。大伯来了，一声没吭，低头站在那里；干部老婆大概看着不好意思，让我们把黑狗皮拿回家；大伯把狗皮挂在墙上，很快风吹雨晒，慢慢就消失了。

印象中，周边的邻居无论男女似乎都看不上他，即使他在他们面前小心翼翼甚至低眉顺眼，即使对面住的还是刚刑满释放的劳改犯。我家里的大事往往要征询几个姑姑舅舅们的意见，母亲不爱操心、也出不了什么主意，他也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干手头的活。他曾经在过年时候喝点酒后跟我们吐露过去身世：从小他就没过过好日子，父亲早逝、作为老大带着弟弟和妈妈一起四处奔波讨生活，做过很多短工。因为家穷没人愿意嫁给他家兄弟俩，错过了婚嫁年纪；从四川山村买回来的小妈跟了他弟弟，钱还是他挣得。

等我们长大了以后，闲聊时母亲反复絮叨：当初她是无论如何也瞧不上他的，可是肚里揣着一个（弟弟）、手里拉着一个（我当年三岁），没了男人，怎么生活下去？于是舅舅们甚至包括两个姑姑，综合考虑，选了大伯，都姓韩，孩子不用改姓；本乡本土，母子三人也不用远行，周围亲戚还能帮衬着点，于是劝说下，母亲也就默许了。饱读四书五经的姥爷非常重男轻女，母亲在原生家庭就没有地位；小舅舅有次在我家酒醉后说他从小偷听过大人们的谈话，当年五八年自然灾害期间，姥爷他们动过饿死她的念头。结婚成家，她在成人世界的一次次强烈刺激下，神智有些不太清楚了，只能做简单事情，一遇到复杂点的问题就喊头疼、想不明白。

二、生存之道

上天在给这俩个饱受凄苦之人组成的家庭面临生活艰辛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大伯会做豆腐，年轻时候无意的帮忙顺便学了手艺、却在我家带来大收益。好歹日子慢慢过下去了，记忆深处，每天天不亮母亲就把我喊起来穿上衣服，和她一起推着石磨，屋梁上垂挂着一个水壶，下方钻出一个小孔，水流从孔眼往下滴，石磨上堆着泡好的黄豆，和着上方的水滴顺着磨眼，慢慢地变成豆浆，流在石磨下面的大铁锅里面;这是豆制品加工的关键一步，后面这些豆浆可以进化成腐竹、豆腐、豆皮以及豆渣。大扁担有了用处，大伯去几百米之外的池塘挑水回来，清晨的池塘，夏秋季节雾气弥漫、能见度不超过三米，寒冬时节水面结着薄冰，木桶撞击上面发出“通通”声音。周而复始，长年累月，这一幕画面一直伴着我的童年。

豆腐制作需要大量用水，我家前屋子里一直弥漫着黄豆泡水的气味，从此，磨豆腐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家，包括我，甚至我的小名因此改为磨子，寓意好养活，大伯母亲沿用当地父母喊小孩的习俗、小名前加个老字叫我老磨，后面我成家后他们喊我除了学名、有时还会蹦出这个名字。

等我上小学后，一大早上学前，我就把摆摊用的木架子用肩膀顶着两边的木条去街上固定位置摆上，大伯挑着豆腐板在后面跟着；中午放学，我再去街上把架子顶回来。后来，挑水的活我也开始做了，一趟趟往返池塘和家里前屋豆腐坊之间。大人们要做很多的活，泡豆子、烧水、点卤子、做挑皮（学名：腐竹）、压豆皮、豆腐定型等等，母亲有洗不完的做豆腐、豆皮的纱布，压豆皮等力气活、豆浆点卤技术活等等都是大伯负责。于是，街道上的邻居知道他的勤奋，说他像夜猫子一样，豆腐坊那边常年都有油灯、蜡烛等，一年到头熬夜制作豆腐。那个时候，从早上五六点钟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常事。大概小学快毕业时候，吴阳集通电了，我家前屋电灯一般都是通宵。有段时间，我报名去做驻村干部，点着煤油灯的昏暗豆腐作坊时不时出现在睡梦里面，甚至还能闻到卤水的浓浓碱味。

大伯话不多，即使在集市摆摊卖豆腐时候，也只是脸上挂着殷勤小心的笑，间或招呼着，小集镇，沾亲带故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计算亲戚关系也是本事。他精于比较，把豆腐摊摆在猪肉铺边上，对比猪肉，如果猪肉贵了点，他就提点豆腐价；猪肉便宜了，就降点价。他经常回家对着我们得意洋洋、讲述着多多少少的生意经。他使得一手好算盘。我上小学四年级学珠算课，老师让买算盘带去上课，他带我去街上商店挑了一个最好的算盘，结果珠算课我学了以后很快忘记了，那个算盘后来一直是他在用。晚饭前后，一般他都会抽出时间，拿出算盘，嘴里念着“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对着母亲说：你看，又挣了，以后会更好的。母亲让他别吹牛，他就拿起算盘自顾自再算一遍，后面的内容母亲是听不懂的，就是含笑看着他。

不管怎么样，家境眼见着慢慢好起来，行礼往互渐渐多了，小孩子最喜欢热闹，我和弟弟经常在家里争宠，为有机会跟着大人去喝喜酒、吃喜面，得意者趾高气扬、失意者不免会有嚎啕大哭。农忙季节，附近的亲戚来我家帮忙插秧割稻扬谷，走得时候都给带点东西。母亲、弟弟和我也有新衣服穿了，加上城里姑姑孩子穿剩下的拿过来，比起周边辍学务农的同学家里，我家起码像个街上人家了。

有次下暴雨的深夜，母亲生病了，大伯在前屋豆腐坊里忙碌，我和弟弟看着晕倒的母亲手足无措，想起来了赶紧跑到前面喊他，看他飞奔着背起母亲往乡里医院跑，我和弟弟在后面跟着，到医院后送去及时，母亲很快就清醒了，医生让住院输液治疗。他缓过来，扭头让我们回家赶紧换衣服、别着凉，自己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留在那边盯着，一直到第二天才把治疗后的母亲背回家。

他对母亲说，只要好好干活，想法设法肯定能保证一家有吃有喝，生病了有钱治，孩子们可以上学。母亲经常拿这话出来督促他，吃苦受累都不怕，但母亲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她吃从小没上学的亏太大了，这方面，母亲有切身之痛，对比她上过初中的同学，两者的生活差距明显醒目。大概小学二、三年级的夏夜，晚上我们家稻田要等着上游放水时候接水到田里，母亲让我陪着大伯一起去。中间，大人们都被喊去水库上游干活，我就被一个人放在田野中，周围都是黑洞洞的、听不到人声、吓得都不敢呼吸，过了很久，我都以为自己晕了的时候，一声“磨子”大伯焦急的喊声，紧接着一只手把我拉到亮光里，我恍惚活了过来，那种暗夜里的孤寂感一直记忆犹新。和他一起干农活，经过我家一块名义分配给我的田地，他对着我说：老磨，村里只给你分了八分地，撑死了一年能收五六百斤稻，长大了养活你自己都困难，你要好好读书啊，知道吧。

三、安居乐业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希望就在不经意的拐点。尽管诸多的不易，吴阳集街道眼见的热闹起来了，隔天一逢集，集市上人流也明显多起来了。也就是大概那个时候，豆腐生意被大伯做起来了，每天都能赶集卖豆腐，一毛两毛地攒着，手头慢慢有了一点钱。他买了一个皮包，黑亮黑亮的，很是醒目，有次趁他不注意，我打开瞅了瞅、里面都是毛票。

大伯笃信“安居乐业”，我读高中暑假在家、他很认真地让我查询词典，这个词意是不是先有安全的住处然后才能好好工作？没想到他与后来的开放商的宣传广告不谋而合，算是理念超前了。于是黑皮包里的钱倒出来买木材等，在几个舅舅们的帮助下，我们家翻盖老宅、原址上盖起来一个土坯房，还是土墙茅草顶，但是高大亮堂、而且下雨天一点也不漏，在当时街道上也算中上水平。还给我打了一个书桌，我用毛笔在几个抽屉上写上我的名字，向弟弟宣告着主权。母亲和他很高兴，甚至动起了给我说娃娃亲的念头，后面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毕竟在周围人的眼神中，看到了我家慢慢好起来的认同。大伯晚上有时就靠在烧制豆浆的灶头边和衣歪着休息凑合一夜，公鸡一叫、天色微亮，他就要抓紧把压了一夜的豆皮从纱布里面一个个取出来叠放一堆，忙碌一会后，就要赶集去摆摊卖豆腐了。大家都知道，南头的韩家豆腐坊灯是一夜到亮，私下议论，大伯这样拼，迟早“万元户”没跑了。

大伯极为节省，一个背心满是破洞穿了很多年，直到母亲洗完后不能晾晒了。小时候，做豆皮纱布里面有时会有些残留，他就会小心地取下来，放在碗里，中午和豆酱一起放在米饭锅里，放点菜园里新摘的红辣椒，味道是鲜美可口，那时对我和弟弟来说，就是美味了。母亲和他都不会吃，跟我们说：豆皮拌酱，天长地久；吃了这道菜，长个子，你们快快长大，我们就可以享福啦。偶尔也会吃肉，我是肯定有份的，有时我中午放学去姥姥家玩，晚上回来他会拿出一个碗，喊着：老磨，这是分给你的，萝卜烧肉，吃吧。那时我吃的心安理得。

过年是小孩子的喜庆节日。小时候，除夕当天大伯还是有忙不完的活，上午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往往午饭后，他带着我们打扫完院子，开始贴对联，对联贴好了、我们那边的习俗直到初一早上就不要出门了；大人们忙着炸猪肉、鱼肉、菜圆子，装满几大筐，挂在梁下；然后就是做一大桌饭菜，碗筷都要摆满，寓意儿孙满堂。我们那的过年习俗是“早过十五晚过年”，意思是年夜饭越晚越好，来年能有好运，正月十五，那就是越早越好。大伯对这些风俗是虔诚地照做，于是我们小孩只有眼巴巴地看着桌子的饭菜、听着耳边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不停地问可以放炮吃饭了吗？往往别人家吃完饭小孩都出来开始燃放散炮、烟花玩的时候，我们家可能才开始做菜。这个传统直到弟媳年夜饭掌勺后，才被打破。

对我的教育，大伯说的最多的就是天下大人一样的至理名言：你只管读书，我们砸锅卖铁也会供你读。的确，上学的学费，我没有经历过身边同学哭喊着央求父母给付学杂费的情形，都是一要就给，没有在学校被追要学费的尴尬。小学和初中学校离家都是二三百米左右距离，用现在的话说，是走读生，大伯有时也会去学校找老师打听我的成绩，要是老师表扬了，他回来露出很开心的样子；要是老师说落后了，他就会强调一下我名下的那块田地，再重复一遍，一年收入五六百斤稻不够养活一个人的道理。

他的豆腐坊一直在做，我初三以后学习时间紧张了，基本上不去前屋豆腐坊帮忙了，他和母亲意见一致、一直支持我好好读书。终于初三会考，我考到县城一中，要去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住校上学。这件事，让他在集市上摆摊的同伴们面前骄傲了好长时间。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推到土房子，翻盖楼房，在好多个不眠之夜、精打细算中，居然在街南头第一个盖起来新的二层楼房，光门面房就有四间，这个突进的举措让他在集市中好好露了一脸，我都在街上听到有人说他很有本事。

四、给弟弟娶亲

后来，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从读高中、大学到研究生，只是寒暑假回家呆一段时间，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住校。在家时间我多在二楼看书做作业，他们在下面忙着生意。弟弟初中没毕业就回家不读了，母亲始终耿耿于怀，然而用尽办法也没有转折，确实是弟弟不想读书了。家里的豆腐坊因为从事的人多了，竞争大、利润薄了，原来一个街道只有一个摊位，后来都五六个乃至上十个，做好的豆腐卖不掉是常事。九十年代各地都在修路搞基建，“要想富、先修路”，全国人民都会说。于是大伯带着弟弟瞅准时机，买了客车跑农村班车，从吴阳集到县城。弟弟去学了驾照、当了驾驶员，大伯负责卖票跑各种手续等。那时应该是他人生高光时刻吧，一个集市上只有一辆班车，每天定点往返县城和集镇，大家喊他韩老板，他一改往日的沉默，大声回复着，不厌其烦地告诉对方发车时间地点。农村班车有鲜明的特色，随叫随停，一半货物一半人。我有时回家坐车上，看到大伯爬上爬下，帮着乘客把货物整齐码放在车顶上货架，捆绑好，我要帮忙，他连说不用、担心我做不好，自己从头忙到底。晚上班车回到街上，他要打扫车地板，打水洗车、擦座位和车玻璃，一套流程下来也得至少一个小时，自学了验机油、看水箱水多少等等，反倒是作为驾驶员的弟弟就是开车这个简单的活，停车后自由安排自己事情。大伯经常说：你把车开安全了，就是最大的功劳，其他事情，就别管了，我还能干。

我比弟弟大三岁，大伯给他张罗着订亲时候，我还在读本科，据说相亲相了很多家，在他近乎固执迷信般的信条下，最后订了一家吴姓的姑娘。在家庭会议上，他的观点就是；娶个大户人家的姑娘，以后有事情了可以互相照应；哥哥（我）肯定不会在老家呆了，那么弟弟找个媳妇娘家尤为关键，吴阳集的吴姓就是首选。我问了弟弟意见，好像也没别的异议，也说不出别的道理，于是就在他的一力主持下，订亲娶亲，结婚生子。

乡下人家儿子结婚，就意味着要分配家产。四间门面分了弟弟弟媳一半，二楼也给了他们。班车继续维持，大伯仍然干着车顶绑货、卖票的活计，并延续了像之前豆腐生意那样经常熬夜干活的经历、他乐在其中，收入和弟弟一家对半分。矛盾很快就随之而来，街上有好事的怂恿弟弟踢开他、单独干，包括弟媳娘家，堵着家门嘲讽他是吸血手，何德何能让弟弟帮着他养活一大家人，还要供养老大读书等等，这种情形尤其是父子合伙做生意，大抵都能遇到，加上他的弱势、弟媳家的强势，很快他被赶下车，弟媳家拿走班车运营。我开始时候不知道，直到有天在学校门口看到大伯，他来给我送生活费，穿的明显整洁很多，问他才知道他不上班车了、到城里饭店送鸡鸭生禽，他看出我的不解，讪讪地说：现在挺好，不用爬上爬下上货卸货，收入也还可以，维持家庭开支够了。但我能看出他的隐忍和不满。暑假回家，也从母亲口里知道他对班车事业的不舍，可惜院子里突兀在中间隔着新建的一堵墙，宣告着两个家庭的清醒事实。

后面剧情依旧狗血，大概弟媳家不太清楚班车运营需要支出费用，每天的现金很快花销了，就出现现金流问题，债主们上门要账，用铁链把车门锁着，不让跑了。大伯很着急，甚至电话打到我的宿舍，让我和弟弟说，千万不能随便把班车处理了，说了一大堆盈利点的事情。我让他别管了，既然他们让您下车了，就和这辆班车没关系了，随便他们怎么处理。他大概在我这里没有找到共通点，后来没再找我。很快知道了，债务他出面担保，班车还是由他来运营，毕竟农村班车都是挂靠在县城公交公司，运营证书上写的还是他的名字，这些都支撑他又当起了韩老板，应该很高兴，母亲电话里唠叨了几遍，我忙着复习考研，随便对付几句了事。

五、我也结婚成家

读书期间，也谈过男女朋友，但我一直犹豫，担心带女友回去，看到大伯和母亲后会给自己减分，或许因为如此，没有带回老家去看父母，哪怕我都去过女友的家里见过长辈做过客。内心深处，我实在不能接受，不想像听弟弟娶亲时候那些所谓人生道理，不相信一个市侩的懦弱男人能给我长脸乃至为结婚成家做主！有时我甚至想还不如在一个正常点的农民家庭里面，老老实实地干着农活，起码有着憨厚质朴。然而，父母我没得选择，但我可以选择逃避、暂时不婚。

新世纪之初，我研究生毕业后要去北京一家企业工作，大伯母亲他们听了很开心，开始打算要在集市上花钱连放三天电影庆贺，反复在电话跟我说是当地的习俗，家里有喜事大家都这样办。我实在觉得没有必要，也不会专程坐车回去，后面就不了了之了。而立之年了，周围同学少有还没有结婚的，我和女友也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还租在单位中转房不太合适。借着春节带女友回我家见长辈的机会，我就和大伯母亲提出来，想着他们一直说班车生意很好，那么拿点钱支援我结婚安家，哪怕周转一下买房首付也好。然而，没想到的是，班车因为家乡火车通车，生意一落千丈，只能维持。那几天家里的氛围明显低落，大伯明显躲着我，一起吃饭时候也没多少话，略微和我女友寒暄后找借口出门去了；期间，大伯让母亲拿了5万元现金给我，这点钱在动辄百万的商品房实在不够看，即使20%首付也差的多。而弟弟偷偷地跟我说这钱是大伯从街上放高利贷的那里借来的，那我就更不能要了。我不想继续纠缠下去，也考虑到女友的感受，匆匆赶回单位上班。

后面，我娶了女友，没有婚礼，没有婚房，我想回家的情形全程她都看在眼里。我跟她说：现在就这个条件，后面我会好好待你。万幸的是，妻子理解了我，还做通了山东岳父母的思想工作。我们俩攒钱付了首付、买了一个小两居，很快也有了宝宝，然后就是循序渐进，还贷，养大宝宝，换房子等等。对于大伯他们，我的不屑已经显露的很明显，基本不再联系，即使母亲思念我电话打来，我也是敷衍几句，有时还不耐烦，简单说几句话直接挂掉，虽然我知道大伯在电话那头悄悄关注，越是这样我越是瞧不上他，尤其想起来小时候他种种的人前卑微怯懦，愈发不放在心上。

生活还在继续，城市生活节奏快速紧张，和老家联系渐少。有次我出差老家城市，媳妇提醒我回老家去看望父母，还贴心在行李里放上从北京带的蜂王浆等，公事忙完趁着周末我跟着弟弟的班车回到家里，大伯和母亲喜出望外，他们在家里对面的鹅毛加工厂里干活，弟弟去喊他们出来后，周身散落着鹅毛绒子，头发也是，分不清哪是鹅毛哪是白发。我心里突然变得难过起来、鼻子一阵阵发酸，大伯忙着招呼我进屋，忙着洗杯子倒茶，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样。听说我是出差顺道回来看看，大伯愈发拘谨，我知道他是惯性思维上来了，一听到公务出差等，无形中认为我就是京城来的领导了，瞪着眼睛认真地问我比镇上的镇长官职大吧，和县城里的领导平级？毕竟是京城里的公职人员。我本来想解释一下，看着他非常较真的态度，忍住了，含糊地回复几句。他越发高兴了，跟母亲眼神交流着，昂着头，似乎在证明他的见识正确。本来以为就是例行公事看望老人，晚上时候，他从内屋拿出一个存折，说要给我，帮着还点房贷，或者给孙儿交个学费，看电视他们都知道北京的房价高、小孩学费贵，我推迟半天，他坚决要给，最后要我交给媳妇，我被迫拿出电话，当面打给妻子，两个人事先也没沟通、但意见一致表态，我们年轻，不能要老人的血汗钱和养老钱，再说现在生活进入正轨，压力不是那么大。他讪讪地把存折放下，一个劲地说他和母亲现在鹅毛加工厂干活，有点收入，老两口也没什么开支，攒点钱就是看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们。

回去后，和妻子商量，毕竟大伯母亲接近70岁了，劳累一辈子了，我们每月给点零花钱，不要再去打工了。电话和母亲说，她很意外，反应过来就让我别瞎操心，她和大伯还能干，身体也还好，电话那头能听到大伯在那边的附和声。我和弟弟商议一下，每月我打钱给他，交给大伯，给他们花销。很快弟弟说大伯不要，媳妇就出了个主意，逢年过节，发红包算节礼钱，果然他们接受了。趁着老人行动自由，给他们报旅行团去海南旅游；有时，妻儿去外地旅游过年，我抽空回老家陪陪两位，买点年货、帮着贴贴对联、放放鞭炮，发点拜年糖果等，各取所需，假期结束返京上班。每次回去，老人们都很高兴，周围邻居也夸我孝顺，不愧学历高、想的周到，电话里大伯和母亲说的时候满是骄傲。实际上，每次购物清单都是电话提前向大伯咨询的，他对这些精通，我就是省事照办、毕竟他们满意就好。

六、永别

疫情来了，单位反复强调出京返京注意事项。不忍心大伯他们对于年关家人团聚的热盼，既然我不能回去，那就反向操作。年关将近，综合平衡，在附近租了一个一居室，让两位老人来京过年，毕竟北方有暖气、室内温暖如春，对于怕冷的母亲很友好。打电话一说，果然他们很乐意。等他们把家里养的鸡鸭生禽、后院种的蔬菜等安排妥当，买好票让弟弟把他们送上车，这边我负责接上送到租房，住在那边，吃饭在我的小家里，又是一片开心满意。除了不会用智能手机，其他买票坐公交或者进景点公园，他们都不用我太操心。初夏时节，在弟弟的反复催促下，他们也放心不下家里养的鸡鸭猫狗等，于是，这边我把二老送到火车，那边弟弟开车给接回老家，据说大伯每次回老家，都在集市上向着一群老友大声渲染北京的各种美好，天安门广场大、八达岭长城雄伟、奥运公园也得转半天才能出来.......

去年，单位安排我去浙江这边机构挂职交流，碰到散点疫情，半年没有回京。临近过年，知道两边的牵挂，我就电话跟大伯、母亲解释，妻子独自带孩子的不易。他电话里充分理解，一叠声地让我过年不用回老家陪他们，要好好和妻儿过个年，他那边邮寄年货也多、周边亲戚们送的不少，不用担心云云。

然而年后到单位上班没几天，接到弟弟的电话：大伯走了。很突然，上午还在菜园里忙活，中午就一跤跌倒不起了，医生来了推测应该是心机梗塞。赶回去后，处理完丧事善后事宜，母亲哭红着眼睛，说大伯最近感觉不太好、一直准备去市立医院好好看看，赶上年关；吃年夜饭时还牵挂着我的挂职、侄女的考研等等，还想着都回家过年就好了。我也潸然泪下，接过母亲递过来的小皮包，认出当年大伯跑班车卖票的包，里面静静地躺着那个存折。据说年后大伯一直催促母亲把存折改为她的名字，反复告知密码，还说他不在了，这钱就交给我安排。母亲怯怯地跟我说，之前家里的账目都是大伯负责，她不会弄这些，更不会去银行办理手续。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细雨纷飞，杨柳飘飘，长歌当哭，天人相隔。顶着讥笑嘲讽的白眼，鼓着发奋图强的干劲，过着从早到晚的忙碌，操着从老到小的心，大伯，您像只永不停止的陀螺，又如运河上的纤夫，绷起满头的青筋，一步两步三步往前挪动，大伯，份内的事情您做得够好了；而今，终于可以静静地躺下歇歇了。情形严控下，吊唁的来宾匆匆而过，花圈摆满了内廷、靠墙叠放了好几层。要是您还在世的话，可能您还在陪着谦逊道着歉耽误了人家的工夫，或者还会责怪我们办事的浪费，然而，除了通知家里至亲，来送您最后一程的都是街边的邻居，有与您同龄的耄耋老友、也有我们一辈的中青年伙伴，没有杯觥交错、鞭炮齐鸣、热闹非凡，有的只是简单的寒暄或者低声的安慰，这些或许就是对您几十年默默无闻诚实为人的肯定和褒扬，您值得的。

大伯今年七十八岁，来我家也已经四十五年了。在殡仪馆，工作人员让我推着载着大伯的小车跟着，铁门外他接过去，转身就进焚烧间了，那一刻，我知道，大伯确定离开我们了。生者幸福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捧着骨灰盒，母亲偎依在我身旁，我心里默默地说：一定善待母亲，让她安度晚年，我们也都会好好的；大伯，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