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人的井中,捞出自己的月亮
仇士鹏
通常人们的印象中,千古名句应当如贾岛所说的一般,“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是诗人心血与灵感的结晶,那当然是诗人独创的。但事实上,也有一些千古名句是直接移用和化用来的。
晏几道的《临江仙》中有一句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是一字不落地照搬了前代诗人翁宏《春残》的颔联。那么为何原创的默默无闻,反而晏几道抄来的成了千古传唱?想来,一方面是因为这句诗与《临江仙》的整体意境更相容,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另一方面,《临江仙》其余的句子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这才能相辅相成,让它在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而《春残》其他的句子就显得平庸,于是沙子掩埋了珍珠。
必须承认,晏几道是有一双慧眼的,才能捡起前人的遗珠之憾。事实上,向不出名的诗人使用拿来主义是很少见的,更多的是直接移用现成的千古名句。比如李贺的那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催生出了后世多少诗篇,欧阳修、段成己、元好问等都将它移用到自己的诗中,尤其是毛主席,一句“人间正道是沧桑”作对,成就了毫不逊色于原作的千古绝唱。
在诗歌创作中,有一种专门的手法叫作用典,《文心雕龙》中解释说:“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它是对古事、古语的巧妙运用。比如王维的“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式微是《诗经》中的一首诗,其中有“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句子,表达归隐之意。王维化用在诗中,便能以区区两个字传达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隐逸生活的期许等复杂情感。不仅精炼了语言,让其更为古典雅致,而且丰富了诗歌的文学内涵。
我想,化用的核心在于推陈出新,要能在引用中加入自己的创作,使诗句如同己出,拥有强烈的个人风采,这样才称得上是佳品。比如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由庚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化用而来。王勃的诗中,除了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句子内部也能自行对仗,落霞与孤鹜,秋水与长天,可谓技高一筹。更重要的是,王勃所营造出的意境,其中的色彩美、动态美、虚实美、空间美和想像美,都不是庚信的原作所能企及的,这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前人的水井中捞出了自己的一轮明月,于是它高卧在云端,墨香印染了青史。
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能作诗也能吟,后人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前人的影响,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学习着同样的历史与文化长大,所能接触的自然风物大致相同,在提笔时,必然会有一些断章残句从记忆深处浮现,一不留神就落在了纸上。北宋时盛兴过一种集句诗,是从现成的古诗中各摘取一分句,巧妙组合后形成一首新的诗,王安石、苏东坡与辛弃疾等诗坛名家都拼接过集句诗。这当然是游戏之作,但它同样证明了,借鉴在诗歌创作中的可行性与存在的合理性。
不过集句诗的创作看似容易,却极为艰难,因为它最终要形成一首新的诗,所以必须毫无斧凿的痕迹,不能显得生硬、别扭,这便要求诗人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并对前人的诗歌有着深入的认识与掌握。它也变相指明了诗歌创作的途径,移用、化用都是学习与积累的过程,只有博闻强识后,才能有灵光的乍现,才能有独创的底气与能力。
独创在创作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能够独创出一首佳作,是诗人这个身份最光彩照人的荣耀。李白在游黄鹤楼时,俱怀逸兴壮思飞,本想作诗一首,突然看见了墙上崔颢的题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气格高迥,浑若天成,让李白心中本已经有文字显形的诗稿硬生生地被江上的长风吹散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首独创的好诗,让一代诗仙也不得不低头。后来,李白登临金陵凤凰台,写下“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又何尝不是在模仿与致敬崔颢?这首模仿千古名篇的诗作,后来也成了千古名篇,一片土地上能生长出两棵参天古树,只有烙印着独创印记的才情才能有此充沛的生命力。
如今的我们,不仅占有着唐诗宋词,还占有着元明清、近现代无数文人墨客留下的锦绣文章,这是一口以五千年为直径的井,我们可以从中取水浇灌生花妙笔,也可以捞出一轮月亮,而我们取的水越多,这轮月也就越发圆润、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