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沱河套藁城道

        我的故乡隶属河北无极县，位于滹沱河北岸，与藁城隔河相望。

1959年，我13岁，高小毕业， 有幸被藁城一中录取了。从此，我开始经常往返于故乡人称之的“藁城道”。

           一

藁城道是从故乡村南口向西南方向穿过滹沱河河套抵达藁城的一条沙土路，全长15华里。不仅是我村，也是东北方向许多无极人往返藁城的主要人行道。时常听到村口有人这样的对话：“怎么走？”“走藁城道！”“从哪儿回来？”“从藁城道！”

9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离开村口，向西南方向走去，脚下是泥泞不平的道沟，两边是庄稼地，西边杨叔家的高粱已经两人高了，宽大的叶子随风摆动，穗子刚刚露出头来。东边是陈家的山药地，绿油油的山药蔓子把地面覆盖的严严实实，几乎看不到一点白土，垄沟上栽着几棵望日莲，盖如盘大，黄灿灿的，引人注目。

前行200米左右就是滹沱河河堤，其实，河堤不过一米多高，但在生长于冀中大平原的我们孩童眼里，那是一个高岗一道风景。河堤被道沟从中间割断，形成一个豁口，我们傍晚背着一捆沉重的柴草回来，常常在这里借着高岗歇脚。

过了河堤就是缓缓的下坡，进入了滹沱河大河套，故乡人称之“下岸”。也许在陌生的外人看来，夏末初秋的大河套秀色可餐，而在我看来却乏善可陈，因为我们经常来河套里玩耍、割草、拾柴，这里仿佛现代孩子们的幼儿园，再熟悉不过了。河套的路面变成了沙土，平坦而干净，蜿蜒伸向前方，光着脚走在上面最为惬意，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踩上蒺藜；走累了想找个乘凉的地方也没有，因为没有一棵树和一间房，唯一可以蹲下遮阳的就是一簇簇荆条子，不到一人高；沙地里草丛中，不时有蝎虎蠊慌慌张张地窜过，偶尔还能看见蛇；路上行人不多，凡从对面走来者，都不是空手的，或背着柴禾，或扛着渔网，或拿着挎篮，如果有人带着新奇的物品，那一定是从藁城赶集回来。

不同的是，这一路上我的心情与往不同。出门前，母亲微笑着，自豪地说：“俺家碗子中榜了!”特意给我换上了一件新布衫，下身依然是一条灰色裤子，只是洗的干干净净，塞给了我一块钱，母亲知道我非常熟悉藁城道，只把我送出家门，向村南口摆摆手：“走吧，顺着藁城道，一直走。哦，揣好那一块钱!”

路上，我不像往常与小伙伴们去玩耍、割草、拾柴那样单纯、快乐，无忧无虑，我此行是第一次远离家门，前往藁城一中报到。一中在哪里？什么样子？要学习那些课程？老师怎么样？一个班多少人？……一个个未知数，让我新奇、神往、茫然、忐忑、压力……我感到自己仿佛一夜间长大了。

过了陈村村南，已经清晰地看到藁城城墙了，再往前走，就感到陌生了，因为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活动范围。前方出现了一座简易木桥，几年前，我不到10岁，爷爷曾带着我走过这座木桥到达藁城，又往南边石德线铁道走去，目的是让我看看火车。那天，除了被隆隆驶过的庞然大火车所震撼之外，这座木桥也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哦，桥还在，只是比记忆中的更显破败了，摇摇欲坠的样子。桥下河水湍急浑浊，飘着杂物，过了桥河面变得宽了，河水向东缓缓流去。过桥人很多，还有大车，因为除了藁城道以外，从正北郝庄道来的人员车马也交汇于此。

下了桥不远，拐弯就是藁城北门，虽然陈旧，裸露着破烂的青砖，但在我眼里，不亚于多年后第一次面对北京故宫的午门。进了北门，顺着一条小道东拐，一个叫做高台庙的台基上树立着一个高高的铁架子，不知何物，颇感新奇，那是我见到的最高建筑物了。后来得知，是地质测量的三脚砧标架。

到了城里，最繁华的是一条东西大街。我立即兴奋起来，东瞧西望，目不暇接，因为这是我生平到达的第一座城市。道北是大礼堂（戏园子），道南是百货商店、杂货铺、缝纫店，隔着玻璃看见里面几位妇女脚蹬缝纫机制作衣服，尤其还有一名男人，颇感新奇……

“喂，藁城一中怎么走？”我不好意思问大人，逮住了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问路。他伸着小手，指着东方，操着怪怪的藁城腔儿：“一直朝东走。”

经过道南一个新华书店，街上学生多了起来，大概是因为开学的日子，来书店买文具和本子。我跟着他们，没有再费口舌，顺利到达校门口。

进入校门，乌泱泱一片前来报到的学生。我挤进人群，仰头观看南墙上的“金榜”，在四个班200人中寻找自己的名字，忽然，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杨小碗”，轻声自言自语：“38班！”

“哦，我也是38班。”一位大眼睛的男生扭头看看我，他叫耿顺林，无极北苏人。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男生，“我叫乔同军！也是38班的。”——后来初中三年，我们成了亲如兄弟的“铁三角”。等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同学，我们结伴向38班教室走去。

从此，杨小碗在初中38班度过了三年、又更名杨忠义在高中21班度过了两年。

           二

藁城一中前身系清光绪17年（1891年）兴建的滹南书院。1951年10月正式成立。她北依滹沱，西望太行，是燕赵大地名闻遐迩的重点中学之一。

校园位于藁城城关东北角，坐北朝南，记忆中，进门东侧为一个篮球场，再东边是大食堂。西边是宽阔的大操场。南边是女生宿舍。北边以城墙为界，城墙外就是滹沱河，城墙里是男生宿舍，夜深人静时，滹沱河的涛声清晰可闻。教室位于校园中心，一律灰砖平房。校园环境优美，东边有高大的杨柳树，一口老井上支着辘轳，常见一名工友弯腰摇着辘轳汲水，不时传出吱吱妞妞的声音……

当时书记、校长为仝俊杰，无极人，中等个子，消瘦的脸颊，似乎有点歪脖，是一位资深老革命和教育家。校领导有王澄、杨锡波、刘醉石、靳言明等，教导处主任先后为刘兆谦、赵秀奇、王永青，团委书记何士奇。

我们38班班主任是年轻的女老师张瑞珍。1962年我升入高中21班，班主任为郝玉。全班50来人，班长耿志良，团支部书记韩技艺，高高个子，据说已婚，班干部有张荣珠、于仁义、聂瑞端、苏枚菊、孙俊娥等人，我为生活委员。

1959年后，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突出的是粮食紧缺，初中时还好，户口在校，每月定量35斤。后来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原本每年招收4个高中班改为了2个班，学生户口也转回农村，于是，一种“自带干粮”求学的生活方式开始了。每到周六下午，学生们便放学回家，去取下一周的干粮。

我独自一人，也没东西可带，行走在回家的藁城道上，此时的心情与来时不同，激动而急切，于是大步流星，恨不得马上到家。走到半道，眺望远方，故乡隐约可见，村南小胡叔叔家的南墙以及几棵高大的柳树、杨树越来越清晰了。穿过大河套，登上河堤，村口和家门近在咫尺了，只几分钟便走进家门，习惯地先叫一声：“娘，我回来了！”母亲闻声出来，照例笑嘻嘻看着我，问：“使哩慌吗？”“不，不！”我回答着，站在当院看着两颗枣树，伸手摘下一把半红半青的小枣，母亲笑着说：“不能多吃，嫑窝着了。”借着夕阳的光亮，我发现本该像鲜枣一样光洁红润的母亲脸庞上多了几条皱纹，发髻间添了几根白丝，心里一阵酸楚，物资的匮乏、箪瓢的艰辛，日子的风雨，过早地夺去了母亲的青春……

我喝上一瓢凉水，便跑到爷爷奶奶屋里。爷爷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故事篓子”，我从小就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爷爷讲的故事多是发生在藁城道上的“真人真事”， 其实有不少演绎成分。

大概爷爷想阻止我们到河套里玩耍，怕发生意外，就多次讲过拐孩子的故事，大意是某某小孩中午独自到河套里去玩，走到藁城道上，突然高粱地里窜出两个人来，女人张着血盆大口，舌头有一尺多长，男人青面獠牙，身高力大，抱起孩子就往南边跑，把孩子拐走了，后来……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不敢独自一人外出了。

晚饭时，母亲为我蒸好一锅饼子，后来粮食越来越缺，就蒸一锅山药。第二天，及至日头偏西，母亲按照五天另两顿、每顿一个饼子计算，把干粮和咸菜放在一个小布袋里，送我走出家门，照例向着西南方挥挥手：“碗儿，走吧，顺着藁城道！”

走在藁城道上，有时心情难过，因为看到家里生活艰难，我每个月要交纳3元钱菜金，对父母都是巨大的负担……

走在藁城道上，有时心里害怕，因为脑子里装满了鬼神妖怪的故事。那时孩子们晚上最爱到十字大街听老人们说古道今，他们讲的最多的是妖魔鬼怪的神话，其中陈大爷爱看古书，口才也好，讲的绘声绘色，最后还常常说：“这是真的，就发生在大河套里藁城道上……”所以，当我独自一人行走，尤其看到一阵旋风时，就联想起那个蛇精的故事，有些害怕，如果看到前面有人走路，胆子稍大了起来，但又不敢离得太近，害怕遇上拐孩子的坏人。

走到藁城桥头，人骤然多了起来，有一次在桥头遇到刘春辉，他家离藁城五十里，还有同学家更远，有的六七十里，也是每周靠两条腿走来走去，比起他们来，我自感幸运多了。

难忘那时“低指标，瓜菜代”的日子。为了尽量保障我的生活，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新奇的是在西南角建起了几个水泥池，培养一种微生物——“小球藻”，据说其蛋白脂很高，还不时有人前来参观学习……

至今还记得发生在藁城道上的那件尴尬事： 一次放秋假时，父亲让我到藁城集上去卖几把自编的笤帚，我借了一辆自行车上路，沙土路忽软忽硬，坑坑洼洼，自行车难骑，屁股扭来扭去，行至藁城桥头，突然裤裆裂开一尺多长大口子，白花花的屁股露了出来，怎么办？正在尴尬时，忽然想到同学于仁义家就在藁城东关，于是先找到他家，借了一条裤子，然后再返到藁城集上，总算完成了第一次经商任务。

1963年夏天，华北连续七天大雨，滹沱河变成了一条咆哮狂奔的巨龙，大河套一片汪洋，藁城道难逃厄运，浸没在水下。当一个月后洪水退去，露出的地面被洪水一扫而光，顽强存活下的野草、荆条子一溜儿整整齐齐匍匐向东，不久，行人的脚印又踩出了一条藁城道……

1964年我被选为滑翔员，9月前往保定滑校学习，1965年招飞参军进入海军航校，从此一别4年，滹沱河套藁城道只能成为我梦中的风景。

           三

1968年3月，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在藁城站下了火车，从西关穿过，出了北门登上桥，向东一看，滹沱河河水明晃晃的，缓缓流淌，河边有的变成了良田，一些藁城农民正种庄稼。远望藁城中学，北城墙依旧存在，校园里不知有什么变化。下了桥，那条熟悉的藁城道依然如昨，仿佛等待着游子的归来，踏上去，好亲切好松软啊，一幕幕往事不由地涌上心头……

走到半路，迎面一人骑车而来，原来是舅舅，没想到，他已经购买自行车了，他要我坐在自行车上。这是四年来见到的第一位亲人，自然十分激动，我们边走边说，很快踏上河堤，抬望眼，村口黑压压站立至少四五十位乡亲，他们在等待我村历史上第一位海军飞行员的归来。我加快脚步，急切向前，亲人们立刻把我围了起来，奶奶苍老的脸上老泪纵横，拽着我的衣角，连连呼唤着我的小名：“碗儿，碗儿！长高了……”母亲热泪盈眶，抚摸着我的军装，惊喜看着红领章、红帽徽，激动的语无伦次：“碗儿，不走了吧？夜个黑家才接到你的电报……你舅到藁城道迎你去了……”爷爷拉住我的手突然问道：“孩子，怎么不把飞机开回来？让俺们看看？”

几天后，我回到了母校，看望了几位老师，在何士奇老师房间多坐了一会儿，他当时是学校专职团委书记，我高一进入团委会，高二担任了团委副书记，直接受到他的教诲。正在谈话间，高15班王佩英同学来了，她曾担任过团委会组织部长，我是组织委员，在她指导下工作，她1963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后来失去联系，据说落户新疆。

从何老师处出来，我围着校园转了一圈，变化不大，驻足曾经的教室门前，听到里面朗朗书声，仿佛把我带回几年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偕妻携子回过几次老家，都是在藁城站下火车，沿着熟悉的藁城道，一边走一边向他们介绍道旁的庄稼、花草，以及遗落在这里的往事趣闻。看得出，“滹沱河”“藁城道”原本只是从我口里知道的一个抽象的地名，现在出现在了他们脚下，刻印在了他们心里……

时节如流，沧海桑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故乡变化日新月异，给我直接感受的是交通，石家庄经藁城到我家通了汽车，每次回家就不走藁城道了。

后来，随着高铁的发展，我探家时可以坐高铁到石家庄下车，由侄子开车来接，经过藁城东，再向北通过滹沱河大桥，行驶十几分钟就到家了，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徒步之累……

两年前，侄孙子考进了藁城一中。今天，他仍然行走在藁城道上，不同的是，路线变了，路况变了；他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靠着“11号”往返，而是乘坐小轿车或公交，二十分钟便可到达。每次见到他，藁城道必是聊天的话题，他给我讲述的今事，如同我给他讲述的往事，都一样让对方感到新鲜、好奇和赞叹。

前不久，侄孙子给我发来视频：全长43公里的滹沱河生态修复二期工程已经完成，这期工程西起藁城城东，东经无极，覆盖了我熟悉的滹沱河大河套和藁城故道。当我看到那清澈的流水、新栽的绿树和成片的花草时，我决定：明年一定要回趟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