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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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星期天，同事老梁打来电话，说有家单位周一到市烈士陵园开展红色传统教育，邀请其去作现场讲解，报我知晓一下。
已记不清他是多少次这样“报我知晓”了。倒是想起多家媒体的报道，作为湖北省模范退役军人、“荆楚楷模”，十多年来，老梁已为机关、军营、学校、企业、社区义务宣讲地方党史五百余场，其中仅在去年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宣讲就达一百零七场。其不空洞说教、用红色故事解析地方党史的宣讲，深入浅出，朴素生动，很受大家欢迎。
其实，老梁并未与我共过事。两年前我来党史部门工作时，他已从宣教科长岗位退休四年了。但他仍然坚持与在职同志一样上下班，并且每天都提前半小时来到单位，打开水，抹桌子，拖地板。待其他同志到岗，他或已在研阅史料做笔记，或已端坐于电脑前一边思索一边敲击键盘了。
党史工作于我是个新领域，初来乍到，单位竟有这样一位老同志义务履“职”，兢兢业业继续着退休前的事业。我对老梁心生由衷的敬意，对他中等个头、圆圆脸型的长相，感到特别亲切；对他走路一阵风、一说一脸笑的举止，一直思忖着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他。
二
随着在新单位时间的延长，在工作上的接触增多，我对老梁有了逐步了解。
老梁，名发双，生于1955年，十七岁入伍，二十岁入党，曾任空军某部专业技术上校。在做了二十七年军人后，于上世纪末转业至原襄樊市委党史办公室（现襄阳史志研究中心）。
从火热的军营到“冷清”部门，从检修保养军机、派驻航空企业做军代表到编研党史，这一由“武”到“文”的巨大落差，让老梁始料不及。当兵前，他只是个初中生，虽然在部队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本科文凭，但所学专业与转业岗位丝毫不沾边。那年，他已四十三岁，“人到中年不学艺”，自己何去何从？上班伊始那些日子里，老梁每天都如坐针毡，看见同事们静心凝思、奋笔疾书，看见桌上成堆的书籍资料，他头皮直发麻，心里直犯怵，不知怎样融入新同事、适应新岗位。
焦虑，失落，一度使他产生了另谋高就的想法。
但是，每至夜深人静，另一个梁发双都要向他发问——你还是军人吗？你还是过去那位钻劲十足、军队科技成果二等奖获得者及驻企优秀军代表吗？组织上的安置岂能讨价还价？部队多年的培养岂能辜负？
自问自省，前路自宽。老梁决心从头学起，从零干起。恰好，单位把党校培训名额给了他。他放下正团级身段，到党校科级班向同学们虚心了解地方工作规律，认真聆听党的基本理论授课，刻苦学习电脑打字、上网技能。三个月的培训很快结束，回到单位，他感到精神压力明显减小，主动找到领导要求分派工作。
领导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让他参与“襄阳党史八十年”资料编研，具体负责其中十年时间段的编纂任务。工作自然是陌生的。但老梁迸发出在部队上的那股钻劲，信奉“师傅在鼻子下”——不耻下问，不懂即问，不断向有业务专长的同志询策问计，随年轻同志到档案馆学查资料，从如何过滤资料、怎样筛选素材、摘录什么样的重点等方面一点一滴学起。中午，就着咸菜啃几口馒头不出档案室；双休，带上干粮一头扎进档案馆。用两个半月的时间，从三百多份卷宗中完整搜罗出了自己负责的十年党史大事，并按照编纂大纲拟出了六万余字的初稿。
领导看到他呈交的稿子后惊讶不已，召集全室干部说：“我们最担心干不出活的同志，却最先拿出了稿子！老梁这种勤勉钻研的军人作风值得大家学习。”当然，领导也指出，他的稿子还存在资料堆砌、写史语言欠缺、归纳凝炼不够等问题，嘱他上据党和国家重大部署，下切地方举措，抽丝剥茧，提炼要点，综合重点，逐步摸索撰稿规律。
卷宗堆两个多月的沉湎，领导的鼓励与指导，使他信心大增。他感到，那一册册档案，就是一爿爿红色富矿；那发黄的卷宗纸张，原本有着诱人的芳香。从此，他成了市档案馆的常客，成了档案管理人员的朋友。坚持数年如一日，只要有时间便沉浸到卷宗堆里，不仅遍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而且对民国档案凡涉及中共襄阳党史人物、事件的内容都一一过目，连同对二十多部党史著作和人物回忆录的研读，累计做了十多本、数十万字的笔记。
2006年夏，单位把“抗日战争时期襄阳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任务交给老梁牵头。这个课题难度极大，时间跨度长，资料少。他同工作专班一起查遍襄阳辖区及周边十多个地区档案馆资料后，又奔赴武汉、南京档案馆，重点调阅民国档案。三年多里，累计查阅七千余份卷宗，复印、抄录资料一百七十余万字；行程四千余公里，走访两百四十余人。调查，核实，补充，求证，甄别，确定，一个环节都不漏掉，一处疑点都不放过。通过细致周密、不厌其烦、稳扎稳打的工作，把抗战时期襄阳地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弄了个水落石出，用九十五万字的调查文本填补了史料空白。
三
随着实践的深入，老梁觉得，党史编研成果要有生命力，史实精准是保证。而档案记载很多都只是一个线索，单一纸上得来，不免单薄贫乏。于是，他把对亲历者和史实发生地的寻访作为重要研究方法。
襄阳仙人渡集中营，是国民党关押、残害共产党人的罪恶之地，比重庆渣子洞、江西上饶、贵州息峰集中营设立时间更长、关押人数更众、牺牲烈士更多。但因种种原因，具体情况不清，遗址保护不力，在此牺牲的革命烈士，姓名、籍贯、坟茔、墓碑均无，烈士英灵寂寥六十余载。
这成为一位祖籍仙人渡的前省领导和地方党史研究部门的心结。在这位老领导的关心重视下，2017年7月，市、县党史部门启动了考证事宜，老梁担任指导顾问。彼时，他已退休两年，但他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他说：“做这个事特别有使命感。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饮水思源，把被时光淹没的源委搞清楚，我们才能告慰英烈，赓续好红色血脉。”
他与专班人员一起，从一张幸存的“仙人渡集中营”地图分析开始，解读集中营的位置分布、机构关系、人员关押规模；从民国档案记述中，搜寻被时间烟云遮蔽的烈士名录；数次深入集中营所在地及周边村镇，遍访七八十岁的老人，通过打捞他们儿时的记忆，记录不堪回首的集中营历史。
然而，这些仍不能让老梁满足。他认为，只有寻访到健在者，见到亲历者，录下他们的音像，记下他们的口述，才更有价值，更具权威。一天，他正埋头查阅卷宗，一位档案工作人员对他讲，有个叫郭兵的同志曾采访到一位从仙人渡集中营逃离的中原突围被俘老战士。老梁立即找到郭兵，郭告诉他这位老战士名叫陈顺友，是沙洋干休所离休干部；不过，采访时陈老年已九旬，七八年过去了，不知是否还健在。老梁获知这一珍贵信息后，坐下来耐心向沙洋公安局、派出所、医院、社区等单位和个人打了五十多个电话，反复述说此事的重要性，感动了当地多个部门，终于帮助寻找并反馈了陈老尚还健在的消息。
事不迟疑，老梁与专班同志迅速奔赴沙洋，在医院见到了九十八岁的陈顺友老人。陈老明白他们的来意后打开话匣子，从集中营关押规模、收押对象、敌人用什么样的刑具和方式残害共产党人，到战友们齐声高唱《国际歌》与反动派抗争、自己怎样装病逃离魔窟寻找部队......足足讲了大半个小时。末了，陈老还说自己收集有六七箱图书、信件，愿意在百年归山后捐赠给党史部门（在抢救性征集陈老口述资料三个月后，陈老病逝，其留存的珍贵资料，全部捐赠给了仙人渡集中营）。老梁与专班同志怀着无限敬意，笔记、音录了陈老的讲述，拍摄了多张图片。
这次收获，激发了老梁的斗志。经过不懈努力，又在武汉寻访到了杨明合、朱虹两位九十五岁的亲历者，录制了他们的讲述，征集到了珍贵资料。
一年多的东奔西跑和档案钓沉，老梁与专班人员摸清了集中营先后关押新四军及中原突围人员二千二百五十人，拘押进步青年八百六十六人，确认有名有姓烈士四十四人，无姓无名牺牲者二百零八人。老梁还撰写了《中原突围与仙人渡集中营的历史渊源》《仙人渡集中营调查始末》等四篇史实分析文章，整理亲历者访谈录三篇，为订证集中营旧址遗存、活化遗址文物、恢复集中营旧址和建设纪念场馆，提供了翔实史料与依据。
2019年9月26日，仙人渡集中营旧址开馆，那位一直关心此事的前省领导握着老梁的手说：“老梁啊，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革命战争年代，那么多先烈在鄂西北这块土地上献出了生命，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终于把集中营的史实搞清楚了，对长眠于此的英烈有了一个交代！”
四
工作中，老梁深信“好记性不如滥笔头”；深信实地寻访比坐在办公室冥思苦想好；深信精准的史实必须从亲历者中来。他说：“搞这一行，没有钉子精神，不下真功夫，不收集占有大量史料，脑中没有‘存货’，一写不出来，二讲不出来，你便寸步难行。”为此，他持之以恒大量涉猎史料、掌握史实，乐此不疲研究史料、考证史实，不断“备货”存入大脑，形成体系。二十年来，他先后发表党史研究文章六十七篇，参与编纂出版地方党史资料十余部。
年复一年的积累，使老梁不仅对新中国成立前的襄阳党史大事了然于胸，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襄阳重大事件信手拈来；而且，他还对各个时期襄阳党史大事中的小细节、小故事、来龙去脉、历史影响、深远意义等等，都能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于是，同事们称他是襄阳地方党史“百事通”，社会各界称他为党史专家，中小学生则叫他“红色爷爷”。
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诞，党史学习教育蓬勃开展，六十六岁的老梁，倍感使命在身。面对鲜红的党旗，他许下了一个朴素愿望——用一百场党史宣讲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从年初开始，他每天都精神饱满地不是在电脑上准备课件，就是在某单位进行宣讲。他优盘里的课件多达二十余个，笔记本上写满了宣讲题纲；甚至于，有好几次一天就进行三场宣讲。针对不同单位、不同对象，他坚持讲“不一样”的故事。在机关，他着重讲述萧楚女在襄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程克绳、谢远定分别在襄阳城市和乡村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光辉历史；到中小学，他重点讲述襄阳战役‘猛虎掏心’‘刀劈三关’、活捉康泽等英雄故事；去企业，则结合襄阳发展历程，讲述上世纪70年代通过大量引进科技人才，研制生产出国内首台针式汉字打字机、国内最早的无绳电话等一批先进设备、成为全国明星工业城市的励志故事……
2021年10月25日，航宇公司三分厂会议室，老梁许诺百场宣讲的第九十九场开讲。讲前，他从厂长那里了解到生产任务重、员工加班多的情况，便与大家一起回顾解放襄阳城时，我军以“宁肯前进一步死，不愿后退半步生”的英雄精神，冲锋陷阵、拼死向前、取得胜利的故事。职工们听后异常振奋，当天，厂里就建起了“青年志愿者突击队”。
10月30日，襄阳老年大学讲堂座无虚席。这是老梁的第一百场宣讲。他骄傲地向老同志们报告：“感谢大家为我提供机会，让我实现了向党的百年华诞奉献一百场党史宣讲的承诺。”
接地气，鼓士气。这是老梁给自己定下的宣讲标准。他说：“党史宣讲不同于比赛演讲，也不同于作形势报告。只有根据不同对象运用不同方式，将大道理变成家常话，用小故事揭示大主题，才能让红色传统发挥现实作用，让红色记忆刻进人们心里。”
作为身边楷模，我多次请老梁为机关在职干部讲授党课，进行业务辅导。每次开讲前，他都要向大家行一个标准的军礼。那种执着，那种坚守，总让我忘了他是位退休的——我的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