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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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12日，我从上海被老板派到北京筹备分公司，准备承接东方广场一家东南亚风味餐厅的厨房工程。
一下火车，站在宽广的马路上，仰头望着湛蓝的天空，我意气风发地对自己说：北京，我来啦！我一定要干出点名堂！
上海公司成立于2000年，董事长是加拿大籍华人，老板的太太。老板是总经理，副总是他小舅子。因为这层关系，公司主要做香港、东南亚一带商人投资内地高档餐厅的厨房工程。比如阿一鲍鱼等品牌。真正官方的项目，仅上海作家协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两个。
北京公司在通州区已租赁厂房，我要在两个月内，完成开工前的设备购置和材料准备。
里二泗，是去河北香河途中的一个小村，据说以前是政治局某常委蹲点的地方。也是北京分公司工厂所在地。
在这个具有北方农村特色的小村里，我从7月12日一直呆到12月1日才离开。
到北京的头两个月，我骑着在村里买的二手自行车，顶着骄阳，把通州区附近的钢材市场、不锈钢市场、五金工具、水暖建材等等全都跑遍了，掌握了第一手市场价格信息。
然后利用到东方广场工地接洽的机会，跑遍了几个大型市场。然后又接触了几家折弯机、剪板机等供应商，最终确定了四惠那一家。有厂商问我要不要回扣，我说不要，你给我最低价就行。最后老板亲自来看，认可了那批机器。
在这两个多月时间内，我还有一个重要工作是帮助那家高档餐厅，申办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以及与东方广场餐厅监理方、施工方的沟通，还有我们公司生产、安装厨房工程所需的资质申办。
牵涉到的部门有消防局、北京燃总、质检所、工商局、卫生局……等等，我东跑西跑，一大早出村，天黑回厂，身累，心累，感叹在北京办成一件事儿还真他妈不容易！
我这边在为公司开工做准备，那边监理方在想方设法挤走我们公司。
有个替监理方开车的司机，约我喝茶谈事，找来一个同行，那家伙大谈特谈北京规矩，说没有上北京燃总的大本，任何厂家都不能生产安装燃气设备。我一听急了，付完170元茶水钱，马上赶到北京燃总。
他妈的两个保安，死活不让我进去。说没有预约就不让进。难怪流行全国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始作俑者竟是在首都北京！
可这事儿不搞清楚，对公司很不利。因为在上海，还真的是要资质的，我们公司在上海四、五百家同行业中，排名前十，知名度还是挺高的。
保安不让进，但被我的执着打动，给了我内部电话，我打进去询问，对方说：这事儿放开了，全国任何厂家都可以进北京。我这才吃了定心丸。
在这紧张的两个多月，也有松驰的时候，那就是上海汇款不及时，我也垫完了积蓄，没钱出去。就在厂子里练车。
那是一辆白色面包车，沃尔沃的发动机，挂天津牌照，是老板当年去天津投资办厂，当地特批的车牌。
我就前进倒退转圈，水泥地上一层一层的黑轮胎印。
有一天我忍不住开出厂门，转到了里二泗村的街上。
我进了向东的街道，想从那转出去进入村外公路，再转回到厂里去。谁知那儿修了两个石墩，根本出不去。旁边又是摊铺，我就一点一点地倒车转弯，满头大汗地终于把车调转头。
后来开工時，我经常开着这辆车去村口加油站那儿灌氮气，购材料。但我一直没敢开上京津公路。
因为替客户办营业执照，需要东方广场出具租赁合同等文件。我看过那份合同，真是霸王条款。餐厅总投资500万美金，每月租费贵得吓人。能赚钱吗？我心里问。
不过，东方广场的职员特养眼，都是清一色的帅哥美女！
这段时间，受老板之托办了一件事。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后期的工作难上加难，最终引发我萌生退意，离开北京。
餐厅的管道煤气工程已然外包给别人，我们只做厨具工程，双方配合一下就行了，没有利益冲突的。
可是老板不知道从哪儿挖来一个人，他的出价是13万；而那个合同是24万。老板为了讨好香港那个开连锁餐厅的大老板，就说了这件事。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这下好了，我要重新申办变更，而变更又需连锁总部从上海发文件，我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终于跟出价13万的人接上头，却也彻底得罪了总部从上海派去北京的餐厅主管。
更要命的是，这个主管跟东方广场监理方代表---一个刘姓香港女设计师关系甚好；而这个刘小姐虽然长得难看，却手握大权，能力超强。
每周例会，我去北京协和医院对面的青年旅馆地下层的北京一建办公室，在场人全都像下级军官，唯唯诺诺的听命于刘小姐的调度。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领教一个女人的厉害。
她颐指气使，吸两口中南海烟就摁熄，过一会儿，又啪的点燃一支，吸两口又摁熄。
她看着图纸，叽里呱啦对负责土建工程的北京一建经理工程师们指责一番，那些做装饰的，机电的，消防的，还有我做厨具的，等等一干人马，更不在她眼下。她有特权，是受东方广场和香港大业主的双重委派，想拿到钱，先过她一关；她更有才，几乎没有她不懂的专业。
有一次刘小姐在厨房工地看我们做工程，指出一个问题，湖南工友李迪周想搪塞过去，不料被她识破。李说：这个女人我服啦！
事后我听说，这个24万工程是刘小姐的公司承接的，老板捅了一个马蜂窝。后来从进场，到安装，无不受到刁难。
那段时间，我像孙子被人呼来喝去。
先是要交管理费6万，才可以进场；后来给了那个一建的杨经理3万，可以进了。
接着是我们的厨房工程图没有在消防备案，不能施工。天哪，我天天跑消防局，人家根本不受理。
然后有一建的小伙子关照我，说帮我请专业公司画张消防图报去批。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地给钱，最后大约花了六千元左右，才把这一关过了。
事后得知，消防局早就在整个工程消防布局上审批通过了，根本不需要单独挖一块出来再审批。
我垫出去几千块，人家也没发票，就给我一些吃饭的单据。我隐约知道被人讹了，可当时也没有办法。你不进场，不按时完工，就属于违约。
并且，现场总有人盯着我，有个负责机电的香港公司，搞设计的大陆小伙子一看见我，就偷偷打电话给刘小姐，然后这些人就阻挠我的产品进场。
为了让工人进场，按东方广场的规定，我要把进场施工人员的身份证交上去换施工证，交押金。
要命的是，施工人员要有操作证，比如电工证，焊工证，我的工人哪有这些证。没办法，我半路在犁园下车，数着电线杆找小广告，一个个打过去，终于接上头一个。
那人是年轻媳妇，抱着孩子打掩护，我先付押金，等了两三个小时，证件办好了，揣上即走，生怕被抓住。
工地上管理混乱。看管人很可能监守自盗。我们带进去的一卷100米铝塑管、电线等材料，第二天不翼而飞。没办法，只好把小东西锁进冰箱里。后来冻库做好了，就锁在冻库里。
我请了搬家公司，从11月底开始往工地送货。
记得那天在通州石材街，我下车去搬订好的一块大理石台面，天空洋洋洒洒飘起了雪花。
啊，北京的雪！
车开动了，雪花密密地撞向玻璃。路上行人车辆如同被柳絮裹挟。时间过得真快，仿佛昨天我还在厂区里谛听夏蝉的歌咏，今天就迎来了冬雪纷飞。
我安排了十几个工人住在东方广场背后的地下旅馆里，这样方便施工。而我基本上两头跑，因为工厂有事情要处理，城里也有好多手续要办。
不光是工地的事，还有产品质检。我去找过质检中心，所有燃气设备要拉到中心检测合格，才可以送工地安装使用。
这又是一件要人命的事。二十几台大小不一的炉灶，重得好几个小伙才抬动，租车送到质检中心，卸下来等检测完毕，又等到猴年马月。
13万接下煤气管道安装的经理请我吃饭，席间谈起这事，他满口应承，说煤气公司有熟人，这事儿他负责。
之前他的钢管要运进来，被人阻挠，是我找一建公司通融；然后从煤气总闸接驳出来到厨房，需三方到场，也是我去联系东方广场、煤气公司、业主，管道走向尽可能走捷径又不破坏已有设施，还要符合安全规定，这些事儿也费了很大努力才办成。
记得刚开始将钢管运进来，现场施工的一个香港男设计师打电话我，口出狂言：“我命令你马上把钢管搬走！”
我说：“你是谁啊？你算哪根葱！”话虽如此，毕竟钢管堆放影响了施工，晚上我叫工人把它挪开了。
其实这个工程特简单，把钢管焊接到厨房，留下接驳开关就成了。
在上海，煤气管道进入厨房是走地面的。而北京规定则是走地面灶台上边。
有一天香港几个大厨进来参观，看见煤气管道横在一排炉灶上边，惊呼这要是爆炸了会死人的！还告到香港大老板那去了。
大老板后来戴着口罩视察工地，我再三解释，这是北京市的规定，必须走地面以上。尽管如此，这帮大厨还是怕得要死。
有一天，易经理打电话我，说通过朋友请了检测中心的主任，要我赶到中体一家洗浴中心。
我就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洗浴中心，易经理赤条条坐在更衣房里打电话，我很不适应。就在外边等。
洗完澡，易经理带我上楼，定了一个包间吃饭。进去，一中年男人穿着跟易经理一样的浴衣，正跟穿制服的小姐热聊。然后易经理介绍说这是刘哥，是煤气公司的，正好负责王府井这一块。
刘哥就试探我，问我检测的流程，厨房天然气的申请安装使用等问题。我只能把了解到的正规程序复述一遍。刘哥笑了，说：“你还一套一套的。”
一会儿主任来了，正是我以前见过的，也穿着浴衣。刘哥忽然问我说，你怎么穿成这样，不伦不类啊。
原来易经理带我上楼时，见我没洗澡，就说这样见人不合适。情急之下我就脱掉外衣，只穿内衣内裤，再罩上一套浴衣。这模样，在洗浴中心真是别出一格，事后想起丢人哪！
我支支吾吾，陪他们喝酒。刘哥特能侃。说王朔就住在这儿附近，对门是某省委原书记女儿，两家不合，正打官司。
那个小姐估计是刘哥的相好，嘴角上火长疮，刘哥为她点了一份很贵的炖品。
吃好喝好，我们下到大厅，刘哥和主任坐电梯上去做保健。
我和易经理坐大厅里候着。突然我沉默寡言，有些不悦。
易经理问我怎么了。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沉默，可能这个场合令我不适，也可能这段时间高强度高压力工作导致情绪不佳。
易经理说：你不会是心痛今天的消费吧。我说不是。易经理突然也生气了，说：“你看我刚接老婆电话，她生病了，要我早点回家，可我在这儿不能回去。”
我一下又变得很惭愧，很内疚。说：“对不起。”
两个小时后，刘哥，主任先后下到大厅。
临走，刘哥对我说：“把折扣优惠记我卡上”。就是说，我买单时，把优惠的积分转到他名下。看来刘哥是这儿的常客。
送走他们后，我也回不了里二泗，干脆就脱光洗了澡，找了刚才俄罗斯美女表演的地方，挑个无人的铺位躺下，戴上耳机看了会铺位边的电视，很快沉入梦乡。第二天一早爬起，结了帐，走到马路上，呼吸着清新冷冽的空气，心里又一块巨石落地。
后来我离开北京，刘哥和主任信守承诺，产品检测是在厨房现场进行的。
那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自助餐厅撤换成表演厅，易经理带我上来看歌舞表演。有东北二人转，男女插科打浑。
印象深刻的是俄罗斯美女表演，她们身材高挑，白腿修长，且歌且舞，令人赏心悦目。
还有一个东北女孩，长相像孙悦，甜甜的笑容，我第一次近距离听到东北女孩的嗓音这么柔软又富有磁性，非常动听！她表演的是用脖颈把钢筋转成圈；又表演把现场一胖男人骑在肩上，她赤脚踩在碎玻璃上，看得人好心疼！
东方广场的餐厅设计是日本人做的。那天例会，我见到这个日本设计师，就跟以前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海涛一模一样，只是比海涛更胖。刘小姐这点不错，对日本人不卑不亢。
装修工程是刘小姐的香港老公承包；消防工程是隶属东方广场的一家公司做；机电工程是山羊胡子香港人承包，他后来做燕郊高尔夫会所，我们一起去过，我想接那儿的厨房工程。可是他似乎想利用我，一点点套取我的煤气总图、厨房水电图、平面图等。
那儿的韩国厨师长是个中年妇女，后来我带老板去过，老板对韩国的那个烧烤炉颇感兴趣。不过这单生意没接下来。
2004年的中秋节，我记忆深刻。上午，我带领前几天从上海来的二十几个工人，把工厂一块3亩地上的杂草全部拔光，中午去村里“黑土地酒家”聚餐。
那天我喝了很多啤酒，都是工友们敬的。还好，没醉。
晚上，大伙儿坐在屋外，望着天上月亮，吃着公司从上海带来的月饼。这种双黄莲蓉的月饼是上海新天地一家餐厅做的，我很喜欢吃。
中秋过后，本应马上开工。但剪板机上的刀具没有。
早在一个月前，我两次发传真给老板，但老板置之不理，直到他们来了，才匆忙定下刀具，又要十几天才能送到工厂。这样，大伙都无事可干。
我就安排一些人旅游，一些人刷工厂外墙涂料，一些人熟悉工地。
结果到发工资时，上海那边扣掉这批工人半月的工资。
我那天从城里回厂，会计小孙说，他们都停工了。
我进到车间，湖南人李迪周他们关掉机器，在那儿说笑。我问明原委，劝他们先开工，工资的事我去沟通。但没有人动。
我只好写一份传真，强调耽搁十几天的责任不在工人身上，而在我没有反复向公司申明无刀具的后果。老板收到传真，签了两个字：照发。这场罢工风波才算平息。
有一个老乡徐坤林，他是林彪家乡人。2004年他在上海工厂，对几个广东人高工资颇有不满。都是做拼装的，氩弧焊的产品，打磨组抢着要：焊接干净，省事。我跟他谈心，问他，你自认为非标产品做得过他们吗？徐老实承认：做不过。我说，对了，这就是他们的价值。因为见多识广，又肯动脑筋，这就是老板给高工资的原因。
湖南人小尹是个多面手，土建、水电都会，特别能做一手湘菜。我那两个多月，就经常吃他做的饭。当然，我更看重他的勤劳朴实。
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从工地回来，还没进厂就碰见江苏人小B，扶着徐坤林上三轮车，直奔医院而去。我进厂问出了啥事，原来这这帮家伙玩炸金花，小徐和小尹发生冲突，双方扭打一起，最后小尹咬破了小徐的手掌。
操！越忙越添乱。我把小尹叫进办公室。他垂头丧气。我说，你们两个都是我最欣赏的人，现在出了这事，按照厂规该怎么处理，应该心里清楚。
过一会儿小徐打完破伤风针和狂犬疫苗回来了，我故意走到黑暗处，打开手机，装着跟老板通话，口口声声坚持要开除。我想吓唬他俩。然后那个小B找我承认错误，说炸金花是他起的头，请我手下留情，不要开除他俩。我也就顺水推舟。作出决定：医药费由小尹赔付。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严惩不贷。
董事长凭女人的直觉和精明，非典前就已布局投资房产。2004年我去上海，她和老板住在一个很大的小区，里边有好多老外居住。有一次老板带我到旁边的售楼部，说这里边有他们投资的期房。
我对房地产完全不懂。但2004年秋天，董事长到北京观房，我跟着她跑了shou地产，蓝堡公寓，中远地产等很多楼盘后，我真是开了眼，觉得我老家的福利房连这儿的厕所都不如。
中远的房产在燕莎前边，我很喜欢那种结构：两边外墙采用纯玻璃框架，采光非常好。客厅厨房卧室没有隔断，空荡荡的像一个大仓库，想怎么布局就怎么布局。销售员讲这儿已经有羽泉、朴树等名人入居，非常适合有工作室的成功人士。
蓝堡公寓的房子也非常好，德国进口的地板，进去都要套上鞋套。
看了两天，最后选中了崇文门地铁旁边的酒店式公寓。那是个顶层复式房，阳台做成了假山景观，有水不停地循环，仿佛置身苏州园林。公寓有配套洗衣房，游泳池，底层是大商场。董事长说这个风水好，以后老板来了有地方住，也可以做公司的写字楼。
我记得成交价是10500元或12500元平米。现在估计十几万每平米。
里二泗的服装厂多，大都是村干部开的。那年村里组织企业领导去香河玩，派两部豪华大巴送，有1、2百家企业。我因为同学约了去廊坊玩，让会计小孙去了。
工厂用的材料主要是不锈钢板，很贵的，几百块钱一张。为了防盗，我叫开三轮的小何帮我买两只狗。
他首先带我去开服装厂的一个老板家。那个人是团长转业的，回村里创业，几十万起家。我们穿过一百多米长的葡萄架进入厂区，他家在厂区里又做了四合院，满院子大狗小狗，人身绝对安全。
然后团长带我去狗场，专门有饲养员。我进去一看，吓晕了：全是黑滚滚的没尾巴的凶神恶煞的狗，像要吃人！团长介绍说，这是德国防暴犬，对手越强，这种狗就越来劲。我说不敢养，伤了人我可赔不起。
然后小何又带我翻过堤，去另一家狗场，那儿的狗壮得像头小牛，也不合适。
最后是在上边另一个村里买了两条狗。那是个庄户人家，只见到老俩口，进门一看，院子里到处是垃圾，苍蝇满处飞，老头捉了两只小狗，花了200块钱，晚上我放在房里，到处拉屎，有只狗好像病了。
小尹说，有只狗眼睛不好，是病狗，让我去退。
小何带我去退時，老头很不高兴，随手拿起针筒给小狗扎了一针，跟我讲一通道理。垃圾，苍蝇，针筒，臭气熏天的小院，我也懒得多待，接过50块钱赶紧走人。
进入冬天，我养的那只狗有一天不见了。小尹说估计给人杀了吃了。
派出所发通告，要求各企业看管好保险箱，因为最近有家企业的保险箱被抬到野外搞开了。小孙很害怕，不敢多取钱，弄得我要钱用时常常不够。后来我说，你一次多取些，我来管保险箱。
那段时间正是工地安装的紧张时期，差这差那，我常常提着装了几万块钱的包，奔走于大卖场跟工地之间。
深夜没有738公交车，就坐地铁到土桥下，再打黑车回厂。
有時坐738到里二泗下车，也没三轮车，走到牌坊也不见一个人，心里也有些怕。现在想想，当时胆够大的。
2004年中秋前夕，我陪老板去天津分公司，又陪老板住在假日酒店，几天没回厂里。
恰好老婆带着岳母、女儿和姨侄来京，我又不敢让老板知道，叫老婆出了北京站，直接过马路坐738起点车，到里二泗下车，再坐2块钱三轮车送到工厂。
怕老板突然来厂，我要求她早上出去自己游玩，晚上再回工厂住。
那两天下雨，还真的有一天老板进厂，指着挂满衣服的房间说：这儿住了人啊？我说是隔壁小尹的家属晾的。
有天晚上老婆打我电话，哭着说女儿刚才跟她争吵，她气得不行。那年正是女儿判逆期，母女沟通不畅。
直到老板回上海后，我才回厂。带着她们游长城，故宫，吃烤鸭。
可是老婆想跟我亲热，我一点性趣也没有，甚至还嫌烦。
老婆默默地转过身，我感觉她在流泪。她越伤心，我反而越烦躁。
直到送她们到北京西站，望着老婆落寞的背影消失在检票口，我泪如泉涌，快速下了自动扶梯，钻进一辆公交车，坐在角落里，任凭它把我一直拖到终点站，我就这样一路流泪呜咽。写到这儿，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情自难禁，潸然泪下！
我现在才体会到2004年老板带我去北京昆仑饭店找朋友，那位大堂经理是个三十左右的小伙子，席间说了一句令我震撼的话：“在外打工，没有人不受人性的摧残”。
这份工打的好辛苦。我是老板和工人中间的焦点，事无巨细全都交集在我这里。尤其是北京创业阶段，受尽了刁难！所以，我向老板提出辞呈。
老板，董事长，公司行政财务主管都打电话挽留，但我去意已决。
临行前，我安排好所有事情，后续工作的联系人都交代无遗。好在工程虽未结束，但也近于尾声。
12月1日，我坐火车回武汉。从而结束了北京的打工生活。
用公司杨主管的话讲：把一手开创的事业拱手让给了别人！
我走后，老板聘了一个新加坡人。后来听说，因为工资的事，跟河南人打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