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一）

已经年近七旬的杨老大这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从昨晚参加小组会的儿子那里，听到了会上决定的那个瞬间令他稍稍遗憾、很快又使他彻底安心的消息。

昨晚的户主会是他刚当选小组长的亲侄子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小儿子下午给他传达了开会的内容，宣布他不再“吃低保”了。小组上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原因是他的大儿子在省城工作，小儿子一家在寨子里务农，收入也不错。根据今年新的低保政策，原来按年龄安排的、论资排辈才轮到他的、领了半年多的低保被取消了。

侄子小组长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杨老大的头上。儿子十分不满，骂骂咧咧的埋怨了侄子一顿。毕竟每个月一百三十元的低保费不能再领了，所以杨老大开始时是有一丝丝遗憾的，但是随之，他却浑身通透似的安心。

儿子还以为他又得像往常一样梗起脖子、去找小组长理论，可没想到一旦说到时下低保、扶贫的事情，就像人家“借了他的米、归还了他糠”般不舒服的阿爷（父亲）却反而舒缓了体态，不再梗起脖子、扭头骂人。

杨老大虽然不认识几个字，却具有洞明世事后的那份智慧，人情练达后的那份通达，毕竟活了几十岁，也经历了很多事了。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通过电视新闻关注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也不是一个斤斤计较、陷在钱眼里的人，也就是说杨老大并不太在乎享受低保每月能领到的那百多块钱。

令他怎么也想不清楚、想不明白的是国家制定了低保的好政策，每年拨出很多的资金，来扶持农村发展、解决农村人养老的问题，到了村委会和小组这一级，却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他总固执的认为是一群歪嘴的和尚把好经念坏了，好政策反而引来了许多的不公平。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争着去领低保、争着当贫困户，总认为国家的钱不领白不领、集体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由此，杨老大又联想到了他自己经常思考而又无法得到答案、也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它们又开始一股脑的涌入脑际，又如往常一样陷入到了他自己设置的困惑当中，明知想了无用，却无法从其中抽拔出自己的想法来。这些东西不断折磨着他的思想、他的脑袋。深深的困惑和担忧，使他觉得好似有一双手在不停的撕扯着自己的心，整个心脏被重重的挤压，然后又一下一下的被撕得粉碎，也像吃汤圆时没嚼碎就不小心吞咽了下去，被一个汤圆堵住了脖子一样，气总也不能顺畅的吸入和呼出。

杨老大经常为此食不甘味、夜不能眠。

而今晚，他终于可以安稳踏实的睡一觉了。

（二）

杨老大真正的返老还童了……

这一天天还没亮，杨老大照例又被阿爷从床上喊了起来，今天他们要去收玉米，父子俩赶上从生产队租来的那匹骡子就出发了。新中国刚刚成立，杨老大还是一个刚刚记事的孩子，整个国家都很穷，他所处的农村，人们的生活自然不会好过到哪里去，他们家的生活十分艰难。一路上，阿爷向他讲述着不知已经重复过多少遍的耕读传家、勤劳致富的家训和家庭的历史。

从多少次阿爷的讲述当中，他得知解放前因为他们家勤奋劳作，靠力气种地吃饭，开挖了大量土地、购置了一些田产，生活过得还不错，于是在土地改革期间被划成了地主，所有田地连同家产都被“革命”了，自此整个家庭就成了被阶级斗争的对象，陷入了比原本就是无产阶级、原本就一无所有的一般贫下中农更加苦难的生活当中，一直到了现在。

杨老大一路无语，跟着阿爷，吆着骡子。他虽然是家里的长子，却也没有感受过阿爷说的那一切。但家里的房屋被没收、家产被没收以后的那些困难和艰难，他现在正在经历着。现在，一家老少居住在因人们都忙于闹革命而多少年没有修缮的寨子的“公房”里，天晴时夜晚看到的是满天的星星，下雨时整个家接受的是雨的“洗礼”。

他突然想起阿爷说过的要带着他去割些草来对房子进行修补的事。这几天来他一直在想，觉得现在的房子又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寨子的“公房”，根本不用修补了，要另外去建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阿爷，阿爷没吱声。走了好一段路，阿爷最终下定了决心似的说，“你的想法也对，这事以后再说吧……”

后来，阿爷带着他和一家人历尽辛苦到寨子里最边远的地方选了一块地，搭建起了自家的房子……

终于能够搬进属于自己家的房子了，杨老大十分高兴。因为生活困难，自家又是地主，阿爷头几天就让他请了寨子里几个信得过的乡邻来帮忙，那些根红苗正一心要与“五类”分子划清界限的贫下中农是不能请的，请了他们也不会来帮忙。一大早，一家人就忙碌开了，收拾着已经被洗劫一空以后仅有的一些家当，可仍然不少，正所谓叫花子搬家也有三担，他家虽然比叫花子好不到哪去，但是收拾起来也不止三担。大家七手八脚，背扛挑抬，大半天的时间就全部搬完了。新家新气象，今后应该有新的生活了，一家人虽然表面上因为处于被压制的特殊时期而没有太多的欢声笑语，但都在心里憧憬着新的开始。

虽然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却阻止不了杨老大一天天长大。他们一家和所有人家一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先后经历了全民建设社会主义吃大锅饭、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等，家里又先后增添了五个弟妹，一家人时时都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他只能与阿爷一起（后来几个弟弟逐渐也可以帮忙）去“找饭”，不同的季节里挑上自家产的辣椒等作物到气候完全不同的地区，交换苦荞、包谷等挑回来，往往是肩膀上的疼痛还没有消除又要出发了。那时国家的物资十分匮乏，粮食、布等全部要凭票购买，也就没有类似帮扶、救济之类的说法，杨老大一家成份高，更不会受到特殊照顾。

因为成分的问题，六个兄妹都没进过学堂。直到包产到户、改革开放以后，地主的帽子才被摘掉，被人歧视的日子才终于结束。正所谓“富贵有根、贫穷传代”，农村人的富贵都是勤苦劳作的结果，一家人之所以富贵，都是有良好家风的。杨老大一家不是富贵人家，可每个人受到的都是“做人要踏实，说话要诚实，生活要朴实，做事要扎实”之类的家庭教育。这样的人家一旦有了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日子就不会差到哪儿去。重新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一家人辛勤劳作，生活状况就又不断得以改善了。

随后，自己及所有的弟弟都娶了媳妇，妹妹都嫁到别人家做了媳妇，先后当上了阿爷阿妈，一家十几口人过日子，吃饭的人多了起来，劳动力也多了起来，国家的政策好了起来，终于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日子，逐步走上了实现“家庭伟大复兴”的路子。

杨老大的阿爷阿妈领着所有的家庭成员，先后建盖起了三间房子，对困难时期搭建的简陋的房屋进行了修缮，在农村人都纷纷把草房翻盖成瓦房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家也完成了这项足以彰显农村生活最高水平的重要工作。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了杨老大与兄弟分家的时候，那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上学，大儿子即将小学毕业上初中。他很心宽，也很孝顺，分家时把原来一家人吃一锅饭时基本够吃的粮食、包产到户时分的基本能够满足使用的土地牲畜、家里由阿爷统一管理的不多的积蓄，都按照阿爷的要求平均分成了四份，每一份就不多了，杨老大的两个儿子正是吃长饭、读书花钱的阶段，比起孩子尚小的弟弟们来说，自己所分到的东西就更加显得捉襟见肘，刚刚形成的小家的生活又陷入了困难……

（三）

在小组会的会场上，杨老大和小组长（当时称社长）因为救济的事吵得面红耳热。

因为杨老大一家分家以后，生活比较困难，而他的大儿子又考上了初中，要到二十几公里外的乡中学读书，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村组干部考虑到他家的状况，把上级给的救济名额给了他。

杨老大坚决不干，他一直认为这是很羞耻的、至少不是多有面子的一件事，他觉得如果吃了救济，人们就会说他们一家是懒人，在寨子里就低人一等，说话都不理直气壮了。毕竟他是一个要强的人，他不愿别人因为他吃国家救济的事而看不起自己。

小组长好话说了一大堆，反复跟他说这是全小组的户主讨论决定的，他吃救济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由于刚与兄弟们分家，就算集体为了他刚上初中的孩子做贡献，这次救济也应该安给他家。所有在场的户主们也纷纷劝说，杨老大最后才不说话了，梗着脖子，头倔强的扭向一边，就像场内的所有人都与他有深仇大恨、都是他的阶级敌人一样。煤油灯的火苗照亮了所有人的脸庞，组长最后下命令，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吼叫着让杨老大明天去领救济粮。

第二天，同样是天还没亮，杨老大赶着自家的牛到了十多公里外的粮库，领了救济的几十斤大米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才驮着悄悄进入寨子回到家中，整个过程就像做贼一样。大米对解决家庭的困难也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是杨老大后来从不愿意向人们提及此事，纯朴善良的人们、公正正直的村组干部也再没提过此事。

那个时候，上级有救济等方面政策的时候，村组集体都能够把真正急需救助的人家纳入救济的范围而解决燃眉之急。所有的人们都勤恳劳作，只相信自己的双手能够致富，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必须有骨气的活着，没有任何人愿意领国家给的东西，都觉得白领国家的钱、吃救济这些事情是令人不耻的。

后来，杨老大的大儿子又考上了高中、大学，小儿子留在了家里，又给他娶了媳妇，大儿子在省城参加工作几年后也成了家。直到这些事办成以前，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都过得紧紧巴巴的。但是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一家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在包产到户及弟兄分家时分得的土地和分家后自己开挖出来的土地上辛勤的劳作，虽然向亲戚朋友临时转借过一些钱，可是再没有过类似吃救济那种“不劳而获”的事。

（四）

同样是小组会的会场里，组长宣布了乡政府、村委会分到寨子里的低保名额和当年上级要进行扶贫的政策，让所有参会的户主讨论哪些人应该享受低保、哪些人家应当列为贫困户接受县、乡干部的帮扶。

会场内老一代的户主大多已经让位于自己的下一代而退居二线了，杨老大也是因为儿子儿媳忙着烤自家的烤烟才重新代替儿子作为户主来参加会议的。讨论十分激烈，有人说低保要按年龄安排，先安排给年纪大的人，排完为止，排到谁算谁。有人说应该按现在的生活条件安排，谁家生活困难安排给谁。有人干脆就让直接安排给自己，并列出一大堆的理由……最后，小组长提出了一个名单，他自己一家所有的人都安排在内，杨老大同样是一言不发，梗着脖子。所有人大吼大叫着吵了大半夜。争来争去，同样是小组长最终拍板定案，自己提的那份名单里调整了几人，唯独组长自己的家人一个也没调整出去。

接下来又讨论贫困户的问题，一直争吵讨论到天快亮才定出了一个方案。杨老大几次想离开会场回家睡觉，但是他也想听听小组长怎样决定，好奇心拉扯着他最终没有迈动离开会场的脚步。被定为贫困户的人家有的是因为生病、缺乏劳力确实贫困的，而多数是因为懒惰不想付出劳动而“贫困”的，还有就是有人在乡里、村里工作经常与村组干部联系的，或者是与组长有亲戚关系的……

组长喋喋不休的重复着方案的理由，二百瓦的电灯因为耗电发出来的呜呜的电流声在经过所有人的头顶后，传入户主们的耳朵，一阵一阵的热量从电灯泡里飘下来，熏蒸着人们的身体。日子好了、自己也老了，杨老大把头扭向一边，如一个忧国忧民的哲学家，杞人忧天般的“思考”着，现在的人们为什么总想不劳而获、总喜欢白吃白占呢？

现在国家对农村和农村人的政策越来越好，有了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还有扶贫政策，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专门发给一定的补助，等等。养老保险要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交纳，到了年纪才能领，医疗保险也需要每年交纳，生了病、住了院才能按比例报销。因为国家的好政策，农村比以前变好了，农村人的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了。

日子好了，人的思想却比以前变得复杂了起来。许多的好政策使村组干部拥有了更多、更大的“权力”。因为许多需要决定、安排的各种名额、资金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上。但是，现在在农村，多数人却又不愿意担小组长，是因为担任小组干部要得罪人、要为大伙服务，还是因为政府发给的补助不多，或者是其它多方面的原因？

说是村组干部要通过选举产生，可村民觉得正直的、可信赖的、能胜任的人都不愿意干，以至于部分村组的干部要么能力不强、要么私心重、要么办事缺乏公道，这种干部一上台，要么不干事、要么乱干事，一旦处在这样的小组里，普通的村民就难办事、难享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了。

杨老大总认为就是因为这种干部占的比例不小，加上部分干部、部分村民的原因，才导致低保、扶贫等好政策在落实和执行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有时他也觉得奇怪，这些事情是一个农村老倌儿应当考虑和考虑得抻展的吗？可是一旦闲下来，他的思想又会不自觉的陷入到这些问题当中，越想越想不明白，越要想明白就越是想不明白。

杨老大经常陷在深深的困惑和不解当中。

（五）

杨老大经常会想，如果政府对低保户、贫困户的认定再过细一些，对领低保、接受扶贫的人家时常做些调查和调整，村组干部可能就不会完全凭着自己的想法决定这些事情，政策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更好。

几经考虑，杨老大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要像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毛主席的库尔班·土鲁木大叔一样，他要把看到的这些现象、心中的困惑向政府领导反映。

那天，他走了十多公里路到了乡政府。

大楼里有的办公室里面有人在办公，有的办公室没人，门也没有开。他认识的不多的几个字，还是多年的生活中看别人写死记硬背下来的，所以办公室门口牌子上的字有些他认识、有些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找过领导，乡领导办公室在什么位置他也不知道。他只能在各个办公室之间巡视、准备寻找乡领导办公室，大概是基层对有农民到政府找人、办事的情况司空见惯，所有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而忙不赢询问他找谁、有什么事。

在大楼里转了几圈，他不得不向一个工作人员打听书记、乡长的办公室的位置，工作人员也没问他找领导干什么就告诉了他领导办公室的位置了。

他走过去，书记刚刚向几个干部交待完什么事，看见杨老大就热情的把他请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真正见到领导了，杨老大反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从哪开始说起了。他想了一会儿，开口向书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自己村和小组的情况，讲了些村组里发展产业的情况，说了这些年好多好的农村政策落实的情况，最后他提出希望领导多到基层走走看看，多向上级汇报汇报，希望改变“扶贫扶懒、低保保高”等状况。

书记一直仔细的倾听着杨老大的讲述，不时还在本子上写下些什么。最后书记告诉杨老大，他讲的这些情况很好、很重要，现在国家出台了精准扶贫措施，大力加强作风建设，要求干部要做到三严三实，农村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肯定会陆续得到改变。乡党委、政府在基层干部选配、基层组织建设、农村政策落实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计划和考虑。并且说基层马上要换届了，所有村民、特别是像杨老大这样有责任感的村民要多多关注、支持基层干部选举配置的情况，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使他们更好的为村民服务……

听了书记的话，杨老大舒畅了很多。他觉得年轻的书记是一个有能力、心中装着农村、农民的人，有这样的领导，全乡百姓肯定会越过越好。

他觉得书记的一番话已然让他的困惑消融了大半，任何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所有的问题，自己走着路上乡政府的旅程达到了心中想要的结果，也就没有必要再往上级走了。他也反思了自己找领导、找政府的这一行为，其实大抵上纯属是一时冲动，反映了情况又能怎样，书记的态度算好了，这些事本不是自己应该想的，各级领导其实都很清楚。

所以，走出书记办公室，他就直接走回家了。人的心情好了，一切就都是美好的了，一路上，杨老大发现路边的鸟似乎突然多了起来，鸟的叫声格外好听，路边的景色也似乎突然美丽了起来，花草树木格外的绿……

（六）

村组要换届了，乡政府和村委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已经到寨子里工作很长时间了。杨老大决定毛遂自荐，要当小组长。

他找到上级来的工作队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选举那天，负责他们小组的领导主持选举会。“某小组组干部公开选举大会”的布标拉在主席台正后方，台上坐着一排领导，台下是全小组每户的户主。旁边当然或蹲或站围了很多村民，娃娃哭、猪狗叫，各种声音充斥在会场周围。

“选好基层的小组长很重要，大家一定要选出公道正派、热心公益、愿意为大伙服务的人来担任……经过前期的考察和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推选出了几名代表……”乡领导发表动员讲话。

“下面，由代表上来说说自己的打算”，主持会议的领导最后说。

几个人一个一个轮流上台讲话，无非是场面上的一些说辞，却都一样的表现出不愿意干，家里人不支持等等意思和态度。

杨老大默默的听着，他在心里一遍遍的想着自己要说的话。终于轮到他上台了，“我很愿意担任这个小组长，我希望大家支持我”，他的话一出口，立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如果我选上了，我一定会认真做事……”

接下来是发选票、唱票等程序，选举的结果基本没有悬念，杨老大几乎全票当选。因为人们都不愿意干的事终于有人来干了，并且杨老大说的打算大家也比较支持和期待。很多事村民们也早想改变了，只是时下的局面，大家也不愿过多关注集体的事，一心只忙于把自己的生活耪好。

杨老大正式走马上任，他开始烧自己的“三把火”，一步步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

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召开村民大会，宣布不准赌博。近几年，村民的收入来源多了，寨子里有一部分人热衷于赌钱，卖了甘蔗烤烟后赌、出售胖猪后赌，农忙时赌、农闲时赌，整个寨子的寨风都被搞坏了。那以后，有些人还在赌，杨老大就联系乡派出所的警察来宣传、教育，还处理了几个人。大家见杨老大来真格的，逐渐也怕了。这把火虽然遭到过爱赌博的人的反对，甚至还有人曾经威胁过杨老大，但是大部分人是坚决支持的。最终，赌博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

他的第二把火就是清理了所有的低保户、贫困户，他不像往常和别的小组一样，由组长一人或者少数人决定按年纪、按亲疏安排，而是采取让所有村民投票的方式，让大家无寄名决定最应该吃低保和接受扶贫的人家。全村男女老少其实对谁家真正贫困、真正应该接受集体的资助，谁家是因为什么原因享受了政策，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只是谁也不想做恶人，去逗仇惹恨而已。所以一旦有人愿意承担“恶人”的罪名，所有人就都回归了纯朴、耿直的本性，把那些因病致贫、确实缺乏劳力、生活当真困难的人家选了出来，虽然原来享受着政策的几户人家也对杨老大产生了较大意见，但是此举同样被寨子里多数人认可。

接下来，杨老大又到处筹资，修建了进寨子的路。买来了音响等设备，组织大家农闲时打歌、跳舞，减少人们赌博和从事其它不正当事情的时间。杨老大还发现，时下农村经济转型，年轻人、妇女都外出打工，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孩子，寨子里好几个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突发疾病死在家中，好几天后才被发现。还有因为男人外出或者媳妇外出打工长期不在家，留守一方或参与赌博，或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严重损坏寨风、家风。他倡导建立了寨子里的志愿服务队，定期到留守老人家中掌握老人们的身体、生活状况，组织留守的妇女、男人养猪，既增加了收入，又解决了人们无所事事而生是非等问题，制定了寨规，对于赌博、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寨子里要处罚，等等。

全小组的人都对他赞赏有加。

（七）

因为自己担任小组长期间整治了寨子里的赌博问题、理顺了低保户扶贫户的评选、向各级政府提供了好建议，杨老大被县上表彰了。

进城领奖这天，他一大早起来，坐上客车到了县里，准时到达开会的礼堂。随着参会人员陆续到场，能容纳五百多人的大礼堂最终坐满了人。县上的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礼堂前方顶部悬挂着的“某某县优秀基层干部表彰大会”的横幅分外醒目，杨老大与其它几十名被表彰的基层干部一起，端端正正的坐在会场里专门为被表彰对象安排的区域，身上都披着优秀基层干部的授带。会场的秩序也比小组会议的要好了不知多少倍。

会议开始了，首先是县委领导讲话，说了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意义，基层干部的重要性，号召被表彰的基层干部要再接再厉，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要求全县干部要学习这些基层村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争当排头兵，等等。接下来，宣读了表彰的决定，杨老大和其它获奖的干部排成一排，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从领导手中接过奖励的证书。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停。转过身站好以后，台下很多的照相机对准他们，闪光灯不停的亮起……

会议结束以后，领导又和所有被表彰的人合影，到礼堂门口照完相，专门准备的已经高高悬挂好的一大串鞭炮被点燃了，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传入所有人的鼻孔，一阵阵响亮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杨老大高兴的感受着这一切，此时的他，真想高声唱上一首山歌、无拘无束的跳上一段舞蹈。

因为想唱想跳，他突然从台阶上踩空了，一个趔趄，整个身体快速向着地面倒下，他紧张极了，伴随着吓出的一身冷汗，杨老大挣扎着、大叫着……

（八）

“阿公，阿公，你怎么了？怎么了？”在孙子的摇晃和叫喊下，杨老大醒了。他才发现他仍然睡在床上，孙子在旁边紧张的看着他。

“没事，没事，阿公做梦了”。他安抚着受惊的孙子。

原来天已经亮了，杨老大回忆着梦中的一切。他想起来了，寨子里前两天刚刚完成了小组长的换届选举，自己的侄儿子当选了。当选后的第一次小组会，侄儿子小组长就宣布按新政策取消了自己刚领了半年的低保。

“这小子，行！”杨老大想。他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利索的穿上衣服，新的一天开始了，他照例得放牛去。虽然做了一夜的梦让他感到身体有些疲惫，但是思想却十分轻松自在。

就凭侄儿子小组长上任后就取消了自己的低保这一点，杨老大就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他自己将一点一点走出困惑，他的梦想将一天一天走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