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忆是少年

黄基竹

年轻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位：烟鬼、酒鬼、牌鬼（不是赌鬼）。有书有文为证，在拙作《竹箫横吹》一书中，有十多篇有关烟、酒、牌的文章，比如“人品”系列文章中的《香烟琐谈·烟品与人品》《酒品·人品·世态》《牌品·人品》等，又比如“牌坛术语与生活”系列文章中的《洗牌》《出牌》《开和》《抱膀子》《极品》《杠上花》《清一色》《买马》《瞎和》等。后来，我曾笑侃自己是为了更好地写作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而去抽烟喝酒打牌的。

如今的我“哥已不再是当年的哥”了，当年的“竹哥”早已成了“一个传说”。烟，早已戒。有篇作于2015年7月的文章《戒烟百日杂感》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吸烟史、烟龄、烟中趣事和戒烟的原因及过程。酒，也戒了。我在2017年春末夏初之时被确诊为鼻咽癌后就没喝酒了，年末放、化疗结束后，忐忑地问了一下我的主治医师：“能不能喝点酒？”“你想多活几年呢，就不要喝！”医生委婉地回答了我。说实话，生活是这样的美好，虽不至于奢望“再活五百年”，但我确实还想多活几年，于是就把酒戒了。牌，还在继续“打打小麻将”，可能要到动弹不了之时，方能罢手。

酒，虽然戒了，却常常回忆起当年那些与酒有关的趣事、糗事。

一

小时候，家公（外公）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之一。一是他会给我们带来好吃的，偶尔还会给我们五分、一角的零花钱，二是我们可以打打牙祭。家公喜欢喝酒，因此每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都要喝酒，如果家中的酒没有了，妈妈都就会让我们到代销店去为他打酒，有时会多给一两分钱，我们就可以在代销店买一两颗水果糖。

一次，妈妈还在灶屋炒菜，家公自己去拿酒瓶倒酒，我们嬉闹着准备动筷子，他喝了口，却一下子喷了出来，原来他喝到煤油了，把我们笑惨了。说实话，那时装酒的酒瓶是没有讲究的，摆放的位置也很随意，也许是我们乱动了酒瓶和煤油瓶，也许是家公好久未到我们家来了，把酒瓶的位置记错了。总之，这是我对喝酒的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记忆。

二

家乡五凤公社上游大队有座糖房——榨甘蔗熬蔗糖的地方，每当糖房开始榨糖的时节，也是我们小孩最快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收割后的甘蔗地里去捡丢弃的甘蔗尖或挖甘蔗蔸，可以到起糖后的锅沿边去和刮那残留的蔗糖，那甘甜的汁水和那又绵又糯又甜的残糖可以聊慰我们那辘辘的饥肠。

开榨时节，糖房的高烟囱总是吐着浓浓的黑烟，犹如一条长长的辫子一样随风飘向远方，空气中除了这烟尘味外，也弥漫了浓浓的糖香，同时还夹杂有一股股淡淡的酒香，榨干了汁的蔗渣还要拿来烤酒，烤出来的蔗渣酒在我们当地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糖泡酒（泡，读儿化音，那语音语调一出来，让人酒瘾大发），价廉物美很受当地老百姓欢迎。因当时供销社、代销店的酒（也就是散装白酒，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好像还没有其他的如瓶装白酒、红酒之类的），都是凭票供应的，不好买，而这糖泡酒，刚好弥补了这一需求。

每当出酒之时，除了大队、生产队的一些领导尝酒、品酒之外，多的是我们这些小娃娃们，在大人的捉弄下，我也第一次品尝到了酒味，也知道了头酒、中酒、尾酒之说，这也许就是后来的瓶装酒中特粬、头粬、二粬的来历吧。近年来我常常被体检，也常检查尿液，每当按医嘱接中段之时，总会想到这头酒、中酒、尾酒之事。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也正式地成为一个酒民（那时还不能称为酒鬼）。

一次周末，几个师范同学到我教书的长乐乡中心校来耍，当时来了七八个同学，其中还有两名女同学，至于弄了些什么菜来招待同学，我已记不清了，那儿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离学校最近的兴隆场也有近两公里远，我那小锅小灶肯定也弄不出什么好菜来，只记得当时喝了许多酒，可能有十来瓶吧，因为那酒是我准备拿回家过年喝的。由开始的轻言细语到豪言壮语再到胡言乱语再到后来不言不语，会划拳的划拳，记得当时划的是“江湖乱”，什么二红喜啦，什么三桃源啦，什么四季财啦……不会“江湖乱”的敲筷子划“棒棒拳”，鸡吃虫、虫钻棒、棒打鸡；连这也不会的就直接比划剪刀、石头、布。直到把那十余瓶白酒洗白，先前也没考虑睡觉的事，既未想到向其他老师借宿，也未想到住旅馆，归根结底是那时太年轻了。夜深了，唯一的一张单人床，给两位女同学了。我们几个男同学就不知道何去何从了，只是东倒西歪地相互搀扶着出了校门，走过校门外的一段泥巴路，来到公路上，边走边说边笑边唱，一路来到兴隆场，也未想到去住旅馆，因为当时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逛了逛，然后折转身，又从公路返回到学校边，也没回去，回去了也不知如何安置这几具身体，这时多数人已清醒了，商议后继续沿公路前行，边走边摆龙门阵（聊天），一直走到6公里外的赵家场（当时的赵家乡，如今的赵家镇），这时已是凌晨一两点，还是未想到去住旅馆，逛了逛然后再往回走，直到学校路口时还才四点过。学校四周都是稻田，从公路到学校的这段路边有好几堆稻草，此时稻草已然干燥，我们就在一堆稻草周围坐下，有的干脆钻进稻草堆里，不一会儿，呼噜呼噜鼾声四起。

四

虽然我省事较晚，但最终还是省事了，喜欢上了隔壁班上的一个小师妹。

我工作两年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终于鼓足勇气骑着自行车来到她任教的学校向她表白，究竟当初表达清楚没有，我至今也未弄明白，也许只是嗫喏地嘟咙了几句自己都不明白的话语，好像被拒绝了。只是觉得自己失恋了，也不算失恋吧！因还未开始“恋”，何来失呢！最多只能算是自己的单相思而已。这个时候，只想找人摆摆龙门阵，只想找人喝喝酒。

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骑着自行车离开她的学校的了，只知道我骑车来到了老家所在地五凤乡中心校（当时由曾经的黄狮小学改为乡中心校的，原址如今又恢复为贺氏祠堂了），找一位师范同学喝酒，也不知喝了多少酒，也不知究竟和他说了些什么话，最终自己好像喝醉了喝哭了——我是一个心硬之人，成年后只流过两三次泪。并哭闹着要回家，他也只好顺从我，陪着我跌跌撞撞、走走坐坐地回到我的老家，要知道，从乡中心校到我家，至少有8公里路程，其间还有走两段铁路，还要翻山，要坐船过河。时至今日，我也未向他打听我们当初的话语，也未曾问他当时的心中所想。

从此让我记住了两件事情：有个女人令我哭泣过！有个男人曾陪我哭泣过！

五

我这一生的友人众多，诸如校友、学友、酒友、牌友、文友、诗友、微友、病友等等，但真正称得上朋友的却很少很少，前文提到的陪我哭泣过的算一个，还有一个，我因他出院了，自己高兴得喝醉酒却住进了医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因爱而义无反顾地从条件相对好一些的长乐乡中心校申请调到更偏远的金堂县边陲金龙乡小学，这属于“顺向调动”，本应受到照顾，却被当时的学校校长以种种理由安排到一个村小任教。我也向金堂县福兴区教办和金龙乡的领导们（当时教育是属地管理，乡办乡管，区级教办也相应的人事权）反应这情况，他们承诺：最多一年。到了村小后，连那村小校长也不给我好脸色，好像我是被贬之人一样。这时我遇到了同事安老师，大家亲热地称他“安哥”，安哥比我大五岁，在工作上、生活上处处照顾我，甚至为我打抱不平，他家离学校不远，也常常给我送柴、送菜，我也常到他家蹭饭，他一家老老小小对我都特别热情，特别好。我们虽然只短短地同事一年，我俩却成了真正的好友，我对他的父母也是尊敬有加，我们两家也成了通家之好。要知道，他和他的家人可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向我伸出援手的啊，是雪中送炭之情！

第二年我就调到了金龙乡初级中学，我俩友谊继续。几年后，他被查出得了一种目前尚无法根治的顽疾：类风湿。到处求医问药，情况愈来愈严重，有的指关节和趾关节已严重变形，有时候都要依赖拐杖和轮椅了。2002年夏，他的病情再次加重，县中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被转到成都陆军总医院，期间数次发出病危通知书，两所医院我都去看望过他，一次我在陆军总医院看望他后离开时，有一种“永诀”的不祥预感。

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却听说他出院回家了。我高高兴兴地邀约了四五个好友到他家去看望他，祝贺他再次逃离死神。只见他虽然还是坐在轮椅上，但精神状态却好多了。那天晚上，我们几个边喝酒，边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我们几次劝他早点去休息，可他却要一直陪着我们说话。不知喝了多久，也不知喝了多少酒，我第二天醒来之时，都还懵懵懂懂的，努力睁开眼睛一看，周遭是惨白一片的医院病房。

六

一次，两位特别要好的朋友突然造访，本来还是想到楼下采买几样卤菜的，但朋友们一再阻拦。想到，既然这样，那就干脆不去买菜了，就炒个花生米下酒。酒倒是有好酒，前段时间一个得意门生送来了两瓶“国窖1573”，一直舍不得喝，正好拿出来与朋友分享。花生米佐“国窖1573”，我们欢饮畅谈。

七

我为了多活几年，把酒戒了，却总有一种“心有千千结”的感觉。经过多方论证、考证，也有病友佐证，红酒是可以适当喝点的，于是偶尔喝点红酒；早晨煮汤圆时，有时趁夫人不备，也添加点甜酒（醪糟）。这红酒、甜酒虽然也是酒，但却不是我心心念念的那种酒。由此，我也体味到了公孙龙先生的“白马非马”观点的正确性：红酒、甜酒非酒也！既然“非酒”，也就可以多饮多喝，与我想“多活几年”不抵触。既然“非酒”，又何必饮它喝它，因它无法聊慰我那酒瘾与酒愁，反而会勾醒我那渐已沉睡的酒虫。

酒，虽然戒了，可每当见到一桌好菜甚至一份曾经的下酒菜之时，总会萌发“要是能喝点酒酒，就巴适了”的想法；见到朋友拧开瓶盖斟满酒杯之时，常常伸手去将酒瓶抢过来或是将酒杯端起靠近鼻子陶醉的猛嗅两口酒香；见到朋友端起酒杯之时，总有一种砰然心动的感觉。

因此，为了自己的身体，为了关爱我的亲人朋友，还是远离这些无论是酒还是非酒的物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