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书人的魅力和神力

一个读书人的魅力和神力

　             张贵良

至今仍然疑心，我的不会作诗、也不擅长描写风花雪月，只是因为少听了张红星老师的那次诗歌讲座。

当时，张红星老师是很希望我参加那次活动的。这我听得出来。他说：“这个星期天我在建昌图书馆二楼有一个关于诗歌创作的讲座，你能去吗？”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诗歌创作？好，我去，一定去！”那是1991年秋季开学后不久的一天，离讲座的日子还有两三天的样子，仔细算算，应该是星期二或星期三吧。

到星期六的中午，我饭后也真的背个书包，在新开岭车站等车了。青龙到建昌的、秦皇岛到建昌的、唐山到建昌的……反正客车应该有的，且不应该一辆。然而半小时过去了，没车。一小时也快到了，车还没影。再等等，又该过了二十分钟了，还没动静。我烦躁过后泄气了，等原拟搭伴同行的贾老师——也就是贾诗人，现在《建昌文艺》的主编——也在车站没了踪影之后，我终于赌气地跺跺脚，恨恨地骂几句调头回家了。

事后，贾诗人跟我说，“很不错，精彩。”还说“你走不多久，唐山的车就来了。”

但我还能说什么呢？

然而，我现在之所以能够长于针对教材纠错、也不怕用文章与人争辩，也确是由于得了张红星老师的一句真传。

1990年，我朝阳师专毕业。第二年春，张红星老师就来了。其身份是辽宁总工会对口帮扶新开岭乡的扶贫工作队的三成员之一，辽宁工运学院讲师。

但我那时眼高于顶、心高过天，清高自傲得自己都浑然不觉，并且鲁迅先生的名言：“与名流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正是我自愿奉行的行动指南。

为了不被看轻，在张老师面前时不时地要自作聪明地卖弄卖弄了。

一天，我不无得意地炫耀着说：“八九年寒假，我读坏了一卷喻守真的《唐诗三百首》，整个一个寒假，我天天读，天天读，硬是把图书馆借来的那本《唐诗三百首》给读散页了，看……”

“喻守真的那本叫‘唐诗三百首详析’。”张老师笑了一下。

我一惊，“是，《唐诗三百首详析》——结果好像我有点懂诗了，甚至等我们开学后又一次到朝阳新华电影院观赏歌舞时，竟然在歌声和音乐里鲜明地产生了峡谷草地瀚海苍天等可触可视的形象……”

“艺术是相通的，所以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通感是合乎艺术规律的。”

但“规律不规律”的我不想管，一个“唐诗三百首详析”，让我在内心深处越发佩服他读书之广博、记忆之精确了。

又一次夏日的午后，我捷足先登了。但张老师的床我还没给坐热呢，就又来了几个人，床坐不下的，张老师便指指放脸盆的凳子，“贵良，赶紧把脏水倒掉！”

我乐呵呵地过去，忽然一本正经地说：“那孩子还要吗？”因为我看见水盆里还有一条手巾。

张老师：“不要做糊涂的老太婆！”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

好家伙，“泼脏水把孩子也泼出去”的典故人家熟悉得很。

细节征服人心，诸如此类的细节透出了张老师深不可测的学养和遥不可及的境界。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善读书的人。果然，一些陆续了解的背景材料证实了我的判断：夜大出身，自学为主；三十五岁时的演讲在辽宁电视台得了特别奖；凭借一支粉笔一节课，让沈阳实验中学的校长特聘为语文教师；主编着省总工会的期刊《当代工人》；主编了《逆序现代汉语词典》；在《辽沈晚报》开辟专栏，撰写讲述诸子百家的短文；藏书四万册，被评为“万泉藏书家”……

那一年，我听了张红星老师在新开岭办的所有讲座，不论是对老师的，还是对学生的，也不论是第一遍，还是第二遍。也因此给张老师增加了讲课的困难，他就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因为有你张贵良，我的许多地方都得重新组织材料，我不想让你在听第二遍的时候没有新的收获。”

我则有些歉意地说：“那又何必呢？我第一遍没听懂，笔记也没记好，你不必特意照顾我的。而且您的第一次咳嗽不幸让我听到了，第二声就不能咳嗽了吗？”

他则不像开玩笑似的说：“第一声咳嗽让你听了，第二声我就只好把咳嗽改成叹气了。”

在这同时，张老师也把他新近发表的一些短文拿给我看，最多的是发在《辽沈晚报》上的“子思子”“施惠子”“公孙子”等诸子百家的长短不一的小文。当然也有一些时评或新闻稿件。而且一直到他离开新开岭乡以后的1992年和1993年，他还托人用黑牛皮纸信封把他的好文章捎过来。我也就深深浅浅地受到了启发和鼓励。

中功大宗师张宏堡先生曾说过：“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那我得其真传的一句话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那年的暑假，我又来到了张老师的宿舍，其时他刚买来了一套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巴金文集》，是厚厚的精装本。我拿着有《家》的那本，摩挲着扉页上柔软的薄纸，讲述着当年在大学里一边流泪一边读的往事，并说觉新是最成功的人物形象等等。

张老师听着，不时地插入点评价的话，我们的对话就越来越深入了。于是张老师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春》《秋》，我早就有了，这四川版的不只是多收了作品，还多了注释和前言后记等，两相比较，不同的地方，我就可以做我的学问、写我的文章了！”

然后特别地说：“读书的时候，特别是读不同版本有关同一内容的书的时候，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莫衷一是，不知所从了，那么你怎么说呢？”

停了一会，又说：“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关键的是你自己怎么说、怎么看。几本书不一样的地方，正是我们做学问写论文的地方。”

这经验、这道理像一粒种子，就这样被张老师埋进了我的心田，直到六七年后，再被《咬文嚼字》等刊物一催化，就化成了我发表在《建昌教育信息》上的许许多多的给教材纠错指正的文章和与他人辩论争持的论文。这样，十几年下来，也就渐渐形成了我的“长于论理”的文章风格和偏于写实的写作特色。

所以我之所以为我，是得益于在我刚刚毕业正四顾茫然不知如何迈步的时候，十分幸运地碰到了“富有万卷书”，不，应该是“藏书四万卷”的张红星老师，是他地负海涵、博大精深的学识修养征服了年少轻狂的我，是他取精用宏、融经化史、为我所用的读书境界激励了初出茅庐的我，是他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点化教诲启发警醒了固执自封的我……

尽管也曾连续订阅《中学语文教学》十六年，尽管也曾“唧唧复唧唧”地刻苦攻读中文自考课程不倦不休者几五年，尽管现在也每日都枯坐电脑前浏览网站网页无数，但我不敢说自己是个读书人，起码不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更不是一个乐于读书的人、能够写书的人，所以，始终隐隐约约地觉得，如果非要让我大谈读书之好、读书之乐、读书之得、读书之法之类的话题的话，就好像是去请一个叛徒大谈革命道理一样荒谬和怪诞了，这在他人会觉得滑稽，在自己恐怕要羞愧难当了。幸亏咱在25年前，真的与张红星老师这样一个舍得买书、善于读书、能够藏书、可以写书的响当当的真正的大读书人有过长达一年的“肌肤之亲、高层互访”，从而得以真正领略了读书者的魅力和神力，否则，恐怕这次的“读书征文”可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唤奈何了。

和我亲密交往的时候，张老师正好38，年长我15岁。现在我48，那么他老人家应该早已退休了吧？不知道在这后25年间，他老人家又藏书几万册、读书几万册？可曾依旧长年累月地出经入史、搜轶勾陈？是否在融今化古、贯通中西过后，他又写了什么书、评了什么书？

当然即使他老人家此后不藏一书、不写一字、不吐一言、不出一语，仅凭当年的高度，也是我拼尽平生地折腾也永远也不可企及的。别的不说，在我家，时至今日，就是把给孩子买的练习册也算上，藏书也远远不足两千呀，并且这还是在购书极为方便的互联网时代里仅存的硕果了。别的还能比什么呢？所以在我初步人生的时候，得遇张红星老师，并被以货真价实的当当响的大读书人的魅力和神力吸引着、感召着、引领着、鼓励着，那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和福气呢？这样说来，我又怎能不愈发生出敬意和感激呢？但当此灯光之下，我也只能是徒然的敬意和感激而已，此外还能有什么呢？我好像真的答不上来。

哦，张老师，引领我前行的张红星老师啊……

2016年9月12日03:0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