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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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样板戏《红灯记》里小铁梅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可我觉得我家里是表舅数不清。因为在镇上，高氏家族绝对可算得上是名门旺族，不说那长达200余米一边街的旧房里“高家染铺”曾经有过的辉煌，单是“汝”字辈的舅舅和舅妈不在五六十人之下。因为生计缘由，他们多数旅羁在外，在黄梅本地的也是城镇和乡村、上乡和下乡星散而居，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唯独大舅给我的印象最深。虽是这样，可我也只是在读到小学三四年级的光景才见到他们。
大舅本名“汝恒”，工作后大名高涛。我无从知道他因何而得“涛”，可他命运多舛，就像大海的波涛样跌宕起伏。从小听说他工作早，能力强，很早就是县里的局级干部了。但是在1962年后，因为为养育之恩比天大、比海深的奶奶送葬办大了点而“走麦城”。干部不作也就罢了，大舅“谪贬”到偏远乡镇，一家人也跟着漂泊，直到我上小学几年了他们一家才从新开区搬回孔垅镇。
就是在大舅一家的行李搬到新居还未安顿好之时我就赶过来了，不是来帮忙，而是急切想见到他家有一个和我同龄的表哥（他转到学校我们就是在一个班）。也就是在这间杂住着几家人的大屋里我见到了大舅。他个子不高，皮肤有点黑，略显瘦削的脸上也有了皱纹，可一双明亮的眼睛睿智中略显忧郁，沧桑中不失威严。很多年后在同一位老人闲聊，说到县上一位干部，这位老人以不屑的口吻说：当年高爹在合作社当主任，他是学徒，上不了台面。老人对大舅的崇敬和尊重溢于言表。
家虽然搬回了镇上，大舅可还在新开上班，我们也难得见面。偶尔在家，也是觉得他说话不多，对我表哥表姐教育既是普世的却也很独特。对他们我是一一的尊呼“丽姐”、“大鸣哥”、“细鸣哥”（高建民大我一岁，可能是同班，他死活不同意我喊哥），可他们之间却从来都是直呼其名，这样的民主方式不仅让懵懵的我感到不习惯，也让在他家门口祭塘里游泳的老师听到也连连称奇。
在这离学校门口不远的家并没有住多长时间他们就搬了，搬到高家祖屋对面的龚弄口的一栋房子。房子不大，只住他们一家，能安排出堂屋、二卧室，侧边还有个小厨房，所以走进来就感觉到很温馨，大舅的脸色也要红润些，也常露出笑容。言语仍是不多，有时见他卷着一本书在手上。他的清瘦，他的黝黑，加上看书的姿态，活像是鲁迅笔下的旧时读书人。大舅家的书较多，引得我来得更勤了，我也瞅空从床上、从抽屉里找来看，尽管很多书都是没有封面了，可书里的内容常常吸引着我手不释卷。就是在这小堂屋，在后面的小黑房子里，在门前仄仄的小弄里，我囫囵吞枣般读着闲书，不仅看到了《金光大道》、《艳阳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书，也看到了《红岩》、《青春之歌》、《李自成》……等半禁之书。我一直认为从小多读小说，能让人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提高写作能力，而这样的读书方式和阅读量令我终身难忘。
作为书香门第的高家在高考改革后受益最大的自是大舅家了：不仅二个表哥考取了中专，老三建民也以高分被武汉大学录取，这在小镇上犹如放了颗卫星：那是在当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三四的年代啊，着实让众人羡慕不已。到我也迈进高校之时，人们还是说“高家又出了个大学生”，足见高家在孔垅镇的影响力。
写到读书，我不能不忘记大舅娘。印象中她端庄秀丽的脸庞总是洋溢着笑容，很是亲切、慈祥。记得初中毕业后我们全体同学都不用考试就全升到高中了，大多同学随镇中从祭塘坝上的中学搬到张塘新校址就学，四居委会的同学就近转到黄梅二中就读。只有建民住在二居委会，也转到了二中。我住在三居委会，大舅娘说我要想去，她也帮忙到二中说说。我在镇中上了几天学，参加了毛主席逝世悼念活动后就向学校提出转学申请。可是，学校不放行，教务处的张主任还多次做工作，当时还是“读书无用”的年代，张主任不知是何缘故劝阻我不得而知，相反却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非转学不可。张大主任吓唬说他怕开出了转学证后二中不收，我会失学的，我倔强地说：失学了也不回来找你们！这话现在想起来都笑自己幼稚，倒也真让张主任放行了，这一让就成全了当年黄梅二中“五虎上将”的一段佳话。
大舅娘在二中有两位朋友，一位是副校长王明德、一位是上海下放来的女老师徐惠玉，一到学校他俩都同我见面，了解了我的经历，徐老师亲自把我带到高一（二）班，可班主任一听说是从镇中转来的就不乐意接收，因为前几个镇上来的同学的管理让他很是费力，徐老师把他拉到边上说了半天，他才来让我见他。很快，我没有让他们失望。班上要搞批判“智育第一”，要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千年古训批倒批臭，我从《光明日报》、《文汇报》上拼起来的发言稿很让这位校长和班主任满意，还推荐我到全校去慷慨激昂地痛批读书无用论。可过了段时间，风向很快就变了，开始拔乱反正，要批“读书无用论”、抓智育了，又要我上台介绍学习经验。我推说没有经验，这位校长做我工作，说你上去也就是引导大家走上学习的正轨。我只好向又转到一个班的同桌建民求援，他笑笑说：你就说你晚上下自习回家自己再加把劲读会儿书，放学、上学的路上也在思考、讨论学习内容，只要不把撞在树上写进去就成。想想也是，每天上学走过街上长长的石板路，再过东方红码头旁坟地，也是有些胆怯，结伴同行，别的同学有的已经是早恋在相互嘻笑打闹，我俩谈得多的只是学习上的事。在他的启发下我的稿子完成了，王校长又亲自帮我修改，让我在全校又露了回脸。
很快恢复高考了，大舅娘把我拉到旁边说，徐老师从小道听说，国家为早出人才，不仅放宽了年龄，而且对家庭出身也放宽了，以后就不知道行不行了。这对我和建民这类家庭出身“先天不足”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好消息（虽然后来国家的发展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但足见他们的良苦用心），更好的消息是学校从高一学生中选拔五名成绩优秀的学生提前参加高考，我和建民名列其中。我们本是从文革后一直不抓教学的环境中成长，这次高考全部名落孙山自在意料之中，但二中的“五虎上将”的名望却流传了多年。我和建民因为成绩好、作文好，又是表亲，更是被喻为“双煞”。大四那年放假的时候，我从武汉乘船到九江，在甲板上邂逅几位老乡，交谈后一位同学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就是何峰？”热情的程度让我很诧异，他解释说他也是二中毕业的，老师多次提到我。又问高建民现在如何？并说“你们俩太有名了，简直是如雷贯耳”。我揣测我还是沾了建民的光的。
回想这段求学经历，我总是心存感激：如果没有大舅娘助我转学，我就不会有机会享受到这历史悠久的学府里丰赡的滋养，就不会得到像王明德、徐惠玉为代表的老师们精心的呵护。
虽然考大学我是一波三折，可是同建民所遭受的磨难比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文革余毒还未肃清，清理“三种人”、“一打三反”等运动接踵而至，每次运动都搞得轰轰烈烈，恐犹不及，不仅大舅这位“老运动员”还不能“退役”幸免，有段时间连大舅娘也请进了“学习班”。当时丽姐招工到武汉上班，二位哥哥下放农村未回家，建民既要自己学习，准备高考，还要照顾弟弟新民，我俩每天一同上学放学，看得出他的匆忙。我外婆多次让我叫他俩来家里吃饭，衣服放在这里洗，帮他纾解眼前的困窘。除有过一二次外，建民总是不愿来，怕麻烦体弱多病的大奶。有一次，我问他饭是如何弄的？他说多下些面，没吃完的留给下餐吃。我说这面肯定都糊了，我这位聪明绝顶的表哥说，可以稍多给点油，糊的面烘起一层锅巴就好吃了。我后来试着作了一回，我这喜欢吃面条的人也觉得难咽。这种备受煎熬的日子是他们家的灾难，更是我们民族的灾难。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说这些经历是种财富，可这是谁也不愿要的经历，谁也不愿要的财富，可是建民独自承担了。所以后来求学武大，负笈日本，客居加拿大，落根北京，这么一路走来，除了他天资聪慧，他的独立自强能力也是很大的因素。
在改革开放骀荡春风的拂煦下，我们都能有机会求学深造，大舅也终于等来云开日出，组织上给他落实政策了。全家又随大舅工作变动搬到小池镇了。我每年的时节去看望他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焕发出久违的兴奋，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开着开心的笑容。大舅和大舅娘从工作岗位上赋退之后，过着一种“闲云野鹤乐悠悠”的晚晴生活。可是天不假年，可恶的肿瘤却吞噬着他们的机体。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医院摊子大，病人多，事情多，怕麻烦我这个当医生的外甥，让人喟叹不已。
有人说，人生有三境，一曰受辱不惊，二曰苦中能寻乐，三曰“舍”“得”都从容；人生有三德，乃知恩图报之德，助人为乐之德，与人为善之德。大舅和大舅娘先后驾鹤仙逝，离我们渐行渐远。建民约我写点东西，如秋风乍起，吹开尘封已久的记忆，让我于事务忙碌中回味大舅、大舅娘春雨润无声般的关爱，品味历历往事，也更觉得他们的一生正是有这样的三境、三德。先辈做到了，我们，尚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