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牛红
网站用户
花牛红
一
依稀记得是四十二年前，一九八0年的七月六日早晨，十五岁刚过的我花八毛钱，买了一张从故乡小镇——新阳镇火车站至天水火车站的票，顶着七月初的骄阳，踏上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旅程。火车一到站刚停稳，抑或是因平生第一次离家出远门，不熟悉路径，抑或是对这个小城市相当的陌生，抑或是因参加高考，像似有“重任在肩”的缘故，没做任何逗留，我就直接从天水站东闸口，沿铁路路基踏着铁轨两边的小石子道渣，一路走走停停，时不时问问路人：
“下曲湾石油站快到了没有？”
……
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的路，我终于找到了在下曲湾石油站工作的我二哥；并告诉他，兄弟我要在他那儿住两个晚上，以便参加第二天开始的高考，二哥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未成家，还住着石油站的集体宿舍。于是，他就将兄弟我安顿到他的办公室里，在他的办公桌上铺上了他退伍时带回家里的一床军用棉被，住宿问题便由此而解决了。
那时候由于家里穷，确实是没钱住旅馆，能省一点是一点。在那个夏天，实在是难为二哥了！
也不记得是下午几点钟，还是因了不熟悉路径的缘故，我又拿着准考证从下曲湾沿铁路向西去了一趟北道，找到了我要参加高考的东风小学（那时的校名深深地打上了文革时期的烙印），现在变成了当地很有名气的道南小学，在将我所在的考场稔熟于心之后，又沿着铁路东行回到我二哥的单位——下曲湾xx石油公司，我在进单位门的时候才留意了一下，单位的门口挂着xx石油公司的牌子。至于北道阜的街景如何，我实实在在没有一丁点儿印象！
一个十五岁刚过的少年，晚上睡在xx石油公司的办公桌上，懵懵懂懂地参加完高考，至于考得如何？那会儿根本就没有任何心思去考虑了，出于好奇，只记得我的一位学长，他在考一门科目的时候，于高考的考场里，一觉睡到距这门科目考试结束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监考老师的提醒下才开始了他的高考答卷；但人家考得可比我强多了，竟然被甘肃省的一所全日制本科大学录取，而我则是被天水地区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录取了。
二
老父亲却很为我的出息而高兴，走起路来精神多了，微驼的背也挺直了许多，逢人便说：“这可是我家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呀！”
那年秋季入学时父亲定要亲自送我到师范学校去。被褥、箱子、书之类的行李拾掇起来足有五六十斤重，当时父亲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他硬是一个人挑着行李担子走完二十几里山路。说啥也不让我挑，怕累坏我的身子骨。
到学校时，父亲已累得大汗淋漓了。忽然，一位负责接待新生入校的老师发现了我们，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是学校的团委书记，我起初的政治老师，一口秦安口音的普通话讲得比天水电视台的播音员还流利，我从心底里感激他，所以这一幕印记我终生都无法忘却；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对我父亲说：“老人家，担子叫年轻人挑吧！”并且要接过父亲的担子，父亲摆了摆手笑着说：“我还行。”直看着我办完入学手续，住进新分配的学生宿舍后，父亲才放心地表示要回家去。
当我送父亲到校门口时，太阳已快落山了。临走时，父亲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晓儿，学校不比家里，一定要和老师同学相处好！”说这话时，一向沉稳的父亲竟显得有些激动，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少有的喜悦和快慰；头发已花白的老父，步履蹒跚地离开了学校，走进夕阳的余辉里。
他微驼的背似乎挺得更直了一些，但等待他的将是二十几里陡峭崎岖的山路。看着渐远渐去，融入远山和夕阳中的父亲，我心潮久久地难以平静。
脑海里也时常萦绕起我每次出远门时的记忆，父亲总是默默地送我到村口，明月下、寒鸡声里，父亲都是把他醇醇的意深深的情付之于一声轻叹里。走出老远了，回头一看，见父亲仍站在寒风中，纹丝不动，如一具凝固的雕塑，我心头就有一种不小的震动。
三
虽然说在县城北道阜参加了高考，但我们那时一考完试就直接坐晚上的慢车回新阳老家了。至于北道阜这座县城在当时我的心中确实是没有任何印象的。直到上师范的第二年五一节前后，利用一个礼拜日，我们几位老乡加同学就约定好了，从师范学校所在地——渭南镇，坐慢车去北道阜一游，也好全方位认识一下这座曾令人向往过好多次的县城。记得当时渭南火车站至天水火车站的车票比从我们新阳至天水火车站的车票少两毛钱，是六毛钱；但六毛钱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好像是舍不得拿出来呀！其实，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是穷得时常缺少那六毛钱，怎么会舍得掏出来花呀。于是，集体决定不买票，逃票去北道，那时逃票的人挺多的。好像听父亲说过，那时候铁路沿线的人因穷苦日子的困扰，去陕西逃荒，去青海或新疆换粮，都是靠逃票或爬材料车出行的，火车、铁路成了那时候我们天水渭北山区人民的衣食父母。那时有当地的民谣为证：红旗倒，扬旗见（音xian），甘谷的女人上车站。说的是临县甘谷县那些能干的妇女外出换粮时的场景，那时根本就没有出外打工这一说的！
人家其他同学大多数原先都去过北道，如何逃票，如何逃避检票员都挺有经验的，我虽然高考时去了一趟，但那时候是买票去的，根本就不知道有逃票一说，总体印象是懵懵懂懂的。故而我这次和同学结伴去北道阜，不买火车票总感觉到不踏实，就在口袋里偷偷地装了六毛零钱，以防万一被检票员查出。果然，那辆慢车一进天水站，人家其他几位同学不知道怎么的就躲过了检票人员的检查而出了火车站。而我则一下车就被几个戴红袖章的执勤人员和检票员给逮了个正着，直接被关进收容所。
我口袋里的六毛钱救了我。当时那些值勤人员很凶，直接搜身，有些甚至于动手打那些不肯掏钱补票的人。一时间收容所里哭喊声此起彼伏。我吓坏了，直接掏出那六毛钱来，值勤人员看我是个穷学生，就收起了六毛钱，没有为难就将我放了出来。
一出火车站，我就将藏在身上的十几元钱偷偷地拿出来，在地滩上买了一双塑料底的布鞋，几元钱我忘记了；但清楚得记得又用十元钱买了一条裤子。那都是乡村孩子虚荣心思想做怪的缘故。记得当时就有人讽刺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进城的情况：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虽然说我们那时还没有腐化变质到那种地步，因我们所处的师范学校还在乡村，但与各地来的同学们相处一段时间后，就感觉到自己很土气，自卑感油然而生。上体育课时，跳跳厢，自己穿的母亲做的土布鞋会在垫子上留下一双笨重的土脚印，当时穿的手工缝制的粗布衣裤很难和同学们穿的料子衣裤相匹配，立马想给自己换一身时髦一点的行头。结果那次买的裤子洗了一水竟然缩水短得不能穿了，要不是一位来自城里的同学把他的一条多余的裤子高价让给我，才解决了这个让人感到挺尴尬的问题，当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的我几乎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件生活小事了！
那天晚上是如何回到我们的乡村师范的？至于买火车票来没有？由于年代久远，我确实是记不清了……然而，那时候的我们虽然说很贫穷，但思想还是挺单纯的！人很阳光，上进心也很强，无忧无虑，想说啥就说啥，从不感到有啥丢人或是尴尬的事情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