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夏,30多名身穿瓦灰色工作服的工人被几辆大卡车拉到了我们村庄,随即在村庄里“安营扎寨”。“地质队来了,要开矿喽——”消息如初夏的风,掠过山冲,吹拂在山里人的心头。
其实,在这之前从大石岭传来的开山炸石的隆隆炮声,就已经让山里人乐一阵子了。大石岭是山冲通往外地的出口,岭高路陡,乱石累累,岭上还建有供行人歇息的过山亭。千百年来,大石岭紧紧锁住了山冲,成为山里人出行的一大障碍。这次地质队不仅给大石岭降坡除险,还修建了一条连接山内外的沙石公路。那天,地质队的大卡车徐徐翻过大石岭驶进山冲,山谷里第一次回荡着汽车的鸣笛声,沿途村庄上的人按捺不住欣喜,自发燃起了鞭炮。
乡亲们传言的开矿消息,很快被人修正:地质队是来探矿的,因为村庄对面的山峦疑似蕴藏铜矿资源。几天后,一座被灰黑色帆布包裹的方形铁塔,巍然耸立在村庄对面的山岗上,从铁塔内传出的钻机轰鸣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到了晚上,钻塔顶上那亮闪闪的灯光,刺破了山里漆黑的夜幕。
一时间,村庄里40多户人家,有一大半成了地质队员的房东。虽然月房租每间才4块钱,但对于长期过着“鸡蛋换盐”日子的山里人来说,还是挺稀罕的。我家仅有3间土坯瓦房,家人一咬牙,东挪西移,硬是腾出了一间房租了出去;紧挨我家的堂哥家一古脑租出去两间给地质队作食堂。
租住我家的地质队员小杨和小郑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杨个头不高,皮肤白皙,留点络腮胡子,一有空就钻进书堆里;身材魁梧、方脸阔耳的小郑人称“郑大头”,性格爽朗,走路大步流星,还不时哼着小曲。每次下班回来,他们那身瓦灰色的工作服上都沾满了油污和泥浆。作为钻探一线的工人,小杨和小郑与同事们一样,隔天上山一次,钻塔就是车间。
不过,这些上山爬坡、身上沾满泥浆的工人,却是村庄人眼里的城里人。不说别的,仅他们下班后光鲜的穿着,就够令人羡慕的了,尤其是那几个满头“大波浪”的女工一身漂亮的衣裙简直让人看傻了眼。地质队员的到来,村庄似乎不再了无生气。
夏夜,山岗上的塔灯射出耀眼的光芒,给山村平添了一份活力,而在村庄稻场,地质队的“露天电影院”早已人山人海。宽大的银幕挂在高高的钢管架上,两台放映机轮流转动着胶片。这种不“换片子”(换胶片)的宽银幕电影,对于乡下人来说新鲜又刺激。从镇上赶来看电影的几个男女说,这与城里的电影院差不多。那晚,连银幕背面的山坡上都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山坡东南角有五、六个土坯茅厕,硬是被看电影的人流“冲”倒两个。就这样,每隔半月,村庄稻场的“露天电影院”都人满为患,那三根钻管支起的银幕架子一直没拆过。
桂花盛开的日子,小杨和“郑大头”将一束束桂花用盛水的玻璃瓶装着,置于桌上和床前,香气填满屋子。爱钻书堆的小杨向往大学,曾和我叔叔闲聊:去年国家恢复高考,他仓促应战,没能如愿,今年高考他因几分之差又与大学失之交臂,但他并不灰心。当时读初中的我似乎从小杨身上读懂了什么。时间长了,小杨和“郑大头”与我们一家人逐渐熟络起来。看着我家日子过得艰难,两位热心肠的小伙子不止一次的送来一些煤油。很长一段时间,我家的煤油灯似乎亮堂了许多。
大大咧咧的“郑大头”喜欢吃零食,每当遇见我,都要和我一起“分享”,并常常摸摸我的头,戏耍我说:你怎么长得这么矮?一次,我放学回家,奶奶塞给我一个水果,说是“郑大头”给的苹果。我拿着这个比萝卜稍大一点的水果闻了又闻,看了又看——这就是苹果?我一时舍不得吃,塞进了书包。当晚,我还是忍不住,一口一口吃下了这个感觉比杏子要脆,比桃子要香甜许多的水果。
寒冷的冬天,太阳懒洋洋的从后山爬起来。村庄人的早饭大多是以水煮萝卜为菜,啃着蒸熟的山芋。那段日子,从堂哥家食堂飘来的饭菜香味一次次让我直吞口水。奶奶曾对我说:他们是城里人,每月都拿钱(工资),日子当然过得好。你要争气,长大了也做个城里人。
住在村庄的“城里人”确实让乡亲们既羡慕又开了眼界。这不,队员小董与“大波浪”小方亲昵昵地出双入对,使得大伙儿一个劲地议论开了。“郑大头”说,他们在谈恋爱呢。村庄上的人也明白,恋爱就是未婚男女好上了,只不过“恋爱”这种说法对于他们还不习惯,况且乡下人守“规矩”,小伙子讨老婆、姑娘嫁人必须由媒人牵线搭桥,不然有伤风俗。
有伤风俗的事还是在村庄发生了。队员小樊和房东强叔的女儿翠枝暗暗好上了,而且偷吃了禁果,翠枝有了身孕。这事让强叔夫妇既暗喜又焦急,喜的是女儿找了一个有工作的城里人,急的是女儿的“丑事”要是传出去,夫妻俩的老脸没地方搁。一天,万分焦急的强叔关紧房门,与小樊理论,并要他赶紧明媒正娶。也许是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到位,这事几年后才成为公开的“秘密”,那时翠枝已嫁到另一个山冲,小樊也随地质队早已撤离村庄。
地质队撤离是在我考取中专的那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村庄上的人仍不时谈起那些“城里人”进驻村庄期间发生的事,回想山岗上那高耸的钻塔,还有那亮闪闪的塔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