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果飘香,秋意正浓,我揣着录取通知书,也揣着少年的梦想,踏上了外出上学的路途。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
那天早晨,空气格外清新,微风抚摸着我的脸,也吹开了一家人的笑容。我穿着一身新衣,在家人和邻居送行的目光中,喜中含羞,像是一个出嫁的新娘;送我上学的姑父帮我挑着木箱和衣被,轻快地走在我的前头;奶奶和母亲送我们到村庄东头的塘埂才停下脚步。风吹乱了她们的头发,也吹湿了她们的双眼。
我考取的学校太湖师范,虽然离家只有百余里,但如何取道搭车前往让家人犯了难。几经打听,最终决定从镇上搭车到安庆,然后从安庆直达太湖。尽管从安庆乘车要折返一段路程,可我们觉得如此选择要稳当得多。
步行三四里山路,我们到了镇上。一间堂屋大小的车站候车室里聚满了人,他们大多买的是前往安庆方向的车票。太阳露头的时候,乘车人明显多了起来。到点了,车子怎么还没来?一些人伸长脖子朝客车驶来的方向张望着。终于,一辆拖着尘雾的客车驶来了!车门刚打开,乘客蜂拥而上。我和姑父忙着将行李搬上车顶。那个由黑色粗绳扭结的车顶网罩,罩住了一大堆行李,圆鼓鼓的,像奶奶头上隆起的发髻。
随着沉闷的车子起步声,我和姑父松了口气,尽管我们被挤站在车内过道里。在起伏、弯曲的乡间公路上,客车像一头老牛不停地喘着粗气,一路颠簸、摇晃,一路汗味夹杂着烟味。难怪老人们感叹:在家日日好,出门时时难啊!
家乡人习惯将带着行李外出称作“出门”。农事稍闲,在家挣不了工分,山冲里的一些年轻劳力就会三三两两的“出门”,他们过皖河,渡长江,前往江南地区打零工,男的做窑(制作砖坯瓦坯)或驮树(伐木工),女的摘茶。“出门”一趟,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至少可以填饱肚子,还能换回一些木材、茶叶和竹木制品。父亲每年都要前往江南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去做窑,家中用的水桶、竹椅、木水瓢等都是他从江南带回来的。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刚满40岁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原来他在江南做窑时早就感染上了肺结核。寒冷的腊月,奄奄一息的父亲从县城医院被抬回了家。临终时,他睁大眼睛看着我,喘着气嘱咐母亲:就是讨饭也要给新年读书!
父亲可能没料到,在他去世八年后,我成为了学校唯一被录取的中专生,如愿跳出了“农门”。我的人生之路由此铺开,也改写了家族世代务农的历史。
太阳升到了屋顶,喘着粗气的客车进入了安庆城。车窗外涌动的城市气息迎面扑来。虽然我没来过安庆,但城里的景象经常听村庄上的人讲过。奶奶说自己年轻时到过安庆,不过她习惯将“到安庆”说成“下省里”。我曾为此纳闷:省里不是在合肥么?后来才知道,安庆曾经是安徽省府所在地。
天气变得燥热起来。车站里人声嘈杂,好几条购票的“长龙”在蠕动着。临近中午,我们终于买到了下午去太湖的车票。我攥着车票,望着窗外,跳动的心仿佛飞到了太湖。
太阳已经偏西,阳光透过候车大厅高高的玻璃窗,映照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脸。随着广播喇叭里传来的娇柔的提醒声,我和姑父涌入了上车的人流。循着标牌,我们上了一辆“大通套”客车,车身很长——有摺的黑色大橡皮套连结了两个车厢。这分明是两车合一嘛!
一声鸣笛,“大通套”缓缓拐入街道,那一刻,头一节车厢与后头的车厢形成了一个敞开的“V”字型,然后像蚯蚓一样穿过喧闹的街道,驶向城市的西边。
姑父说,这是长途汽车,幸好我们来得早,买到了有座位的车票。没过多久,沿途又陆续涌进了一些乘车人,连那个连结车厢的橡皮套内也“客满”了,乘客大多席地而坐,有的磕着瓜籽,有的眯着眼睛像在睡觉。车子不停地抖动摇晃,我也晕糊糊的。这时车内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单田芳正在说评书《林海雪原》,听着听着我的睡意似乎没了。单田芳那浑厚中略带沙哑的声音,《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座山雕等人物,我经常从家里的有线广播里听到过。
收音机里的单田芳一路说着评书。车子快到一个叫“源潭铺”(今潜山市源潭镇)的地方突然熄火了。车内躁动一阵后,传来不好的消息:车子坏了!我不知道这儿离太湖还有多远, 心里开始慌乱起来,再也没心思听单田芳说书了,只盼着司机找来的师傅早点修好车子。
太阳落山,凉风习习,车子终于重新“起锚”!
到达太湖县汽车站,车子钻进一个黑乎乎的大院内,下车的乘客所剩无几。我和姑父拖着疲惫的身子出了车站,远处街道的几盏路灯在向我们眨着眼。
摸了一段漆黑的路之后,我们按照路人的提示,七拐八拐,最后拐入一条林荫大道。路两旁高高的梧桐树,枝连着枝,叶盖着叶,远远望去像是一条幽深的隧道。走到“隧道”的尽头便是我即将就读三年的师范学校。
百里路程,从早到晚,行进的路线“画”成了一条近似大半个椭圆的弧线。
站在学校大门前,望着门楼上方由赵朴初题写校名的白底红字,我的心头涌起一股热浪。远行到达的终点,将是我人生新的起点,未来或许还有很多比这更艰难、更多包含人生价值追求的远行在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