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的儿子要去报到了,按照学校统一要求,我给他办了一张银行卡,从手机里将数千元的学费划了过去,不消几秒钟,一切OK了。由此我想起了当年自己读书时交学费。
上世纪70年代,根本没有免费“义务教育”一说,当时我们姐弟五人都在念书,两个姐姐念初中,我和弟弟、妹妹念小学,一个学期学费合起来要100多块。这可愁煞了父亲和母亲,尽管他们披星戴月,不是上山就是下地劳作,但能变钱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
于是,每每暑寒假收尾之际,填平缺口、凑足学费就成了摆在我家面前的一道坎。花白头发、佝偻着背的父亲风雨无阻,跑这个亲戚家,赶那个亲戚家,外婆家,姑母家,姨夫家、、、、、、多数时候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但也不尽然。记得有一年暑假里,父亲跑了几次姑母家,姑母和姑父都不在家,第四次,急吼吼的父亲只顾着赶路,被路上窜出来的一条野狗咬了,裤子都给恶狗撕破了,小腿鲜血淋淋,幸好这次姑母在家,父亲将借来的钱小心翼翼包好,藏在贴肉上衣口袋里,全然忘记了狗咬小腿一事,一路欢快地赶回了家。
何止是借钱,在那个物质短缺时代,借东西成了人们之间一种常态,米,油,布,鞋,手表,煤油,布票、、、、、,说起来,恐怕令置身现代的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在我家,出面向人家借东西,要么是父亲,要么是母亲,要么就是大姐,而我总是底气不足,害怕朝人家借,一来担心人家真的没有,二来我不会陪着笑脸跟人家说话。而还东西,大抵都是由母亲出面,一者,母亲记性好,不会忘记;二者,母亲不亏人家,仅还米都有讲究,平升子(一种木制量具)借,满升子还。
喂鸡是为了下蛋,鸡蛋是为了换取油盐,有几个人家不是这样?有一年大年初三,大姐带我到姑母家拜年,正式开饭前,表姐给我和大姐各端上一碗面,碗头上横放着一个系了红线的鸡腿,看得我直流口水,不等放下面碗,拿起鸡腿,我就狼吞虎咽起来,匆促中筷子掉到地上,弯腰捡拾筷子时,我看见大姐乜斜瞪着我。不大一会,一只半生不熟、半熟不生的鸡腿被我一扫而光。揩嘴之际,我瞟见大姐碗里的面条全完了,而鸡腿却完整无缺,心中暗生好奇。回家的路上,还在回味鸡腿味道的我,问大姐那么好的鸡腿怎么不吃,大姐一开始不说话,被我问急了,大姐厉声地说:你没看见鸡腿上系上了红线吗?是从别人家借来的,那是用来相客的,是要还给人家的,你叫姑母怎么办哪?
1990年春季,师范毕业的我要实习了,实习学校有五六里远,没有自行车,上下班很成问题。回家时我和父亲说起此事,排了一遍又一遍,整个村庄没有哪一家有自行车,怎么办?忽地,父亲一拍大腿-----“到六叔家借”。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喊醒睡梦中的我,前往30多公里远的六叔家去借自行车。紧赶忙赶,到六叔家时已是晌午时分,说明来意,顺当借好车,逢到平路就由我推行,上岭时我在前面推,父亲在后面搡,途中必经的峡石岭足足20公里长,等我们费尽心劲将自行车推上岭头,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眼睛直冒金花。
参加工作,终于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工资了,一狠心,自行车、手表、雨靴都制齐了。村庄里只要有人向我借,我没有不应允的。记得明生哥相亲那天,天忽然下起大雨来,他怯生生地提出借一下我的长筒雨靴用用,可是事情过去好多天后都没有归还,我感到好生奇怪,后来才得知相亲那天,明生哥将我的雨靴划破了,担心我怪罪,这才把归还雨靴的事拖下了。我对他说,谁个不借人家,谁个不被借,把事说清楚就行了。这时,我看见明生哥眼里噙满泪花。
八十岁生日那天,母亲不知怎地忽地说起借东西的往事,“那个年头,不借行吗?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们看看,现在哪家缺东少西?”“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没有改革开放,哪来丰裕的物质?”“确实是这个理”,母亲接过我的话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