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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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强
母亲去世五年了。
以前，每年到了农历腊月，我都在计划着何时回到几十公里外的乡下，给母亲父亲送回去一些过年的米面油肉，坐在老家堂屋的煤炉旁，跟父亲聊聊村里的往事，问候一下近亲属们这一段时间的身体和家庭情况。母亲默默地坐在一边，脸上洋溢着微笑，眼角的皱纹聚起来一道一道的。岁月无情地写在老人的额头上。父亲一边抽着烟，一边擦着被烟雾熏得流泪的双眼，掏出餐纸粘一下眼睛。母亲简单说一句：“你们工作忙，要操心，我和你大在家里没啥事儿，别担心，管好你们一家人，啊？”我点头答应着，牢牢地记在心里。虽然多年来我回到父母身边时，母亲总是说这么几句叮嘱的话，每每到了此时，我的心里总是暖洋洋的。在返回城市的路途上，我总是在大脑里回放着见到父母时的一声声问候，一句句嘱托，还有那一个个希望的眼神，不由得热血沸腾，情绪激昂，内心里涌动着一句话:“有娘的日子真好！”
前年，母亲因为糖尿病并发症离开了我们姊妹六人。前三年里，春节时老家是不能贴春联的，以示对故去老人的尊重。可是看到别的人家贴春联，我就特别想念我的母亲。我实在忍受不了心里的痛楚，满含泪水撰写了一篇《母亲和春联》的短文，刊登在《许昌日报》等报刊上。大哥看到短文后，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息：“我也很想念咱娘，以后别再写了。”我的眼泪如泉，任凭如何压抑自己，也挡不住泪水如线般滴落在我的脸颊上。我已经在我的文学作品里多处回忆我的母亲，写出来的一行行文字，都使得我的双眼模糊。母亲一生艰难跋涉吃苦劳动，留给我们姊妹们的是坚强和友善的谆谆教诲。母亲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襄城县王洛镇王洛西村，幼年时家庭贫穷，和大姨一起被姥爷寄养到南阳地区的一个亲戚家里，直到成年。母亲生前经常回忆说，在南阳生活，比在老家能多吃到山上的榆树皮，因为老家的榆树早已被剥得皮明晃晃的，几乎枯死。母亲和父亲结婚时，老娘陪送一个四尺多高三尺长二尺宽的朱红木柜，柜子上搭链是铜水漆过明灿灿的。在老家那二间草房里，我的两个姐姐出生了。二姐因为先天腿疾，父母又需要出工挣工分，几岁的大姐承担起了照看二姐的任务。母亲和男劳力一样，每天按时出工，虽然比男劳力一天少挣2分（男劳力8分）。母亲除了挣工分，一家四口人的一日三餐浆洗扫除都自然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毅然承担起这个担子，不给在生产队当生产队长的父亲拖后腿，即使父亲带队到鲁山县昭平台水库筑坝工地工作的那几个月里，母亲也是一人顽强地带着我的两个姐姐与命运抗争着。及至我读到高中时，母亲说服父亲，把全家的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供养我在县城读书。每到周日下午，母亲想法弄来麦面，给我做几个油馍。再把封存在砖块沏成的橱柜里的半酒瓶小磨香油拿出来，倒在盛着荆芥疙瘩的酱色药瓶里，油香就漂浮在堂屋里。春季青黄不接时，我回老家拿生活费，母亲手头紧也不慌张，把几包红薯干背出来，放到架子车上，叫上我就赶往十几公里外的小吕乡供销社收购部。母亲把红薯干卖给收购部之后，转身把一沓现金塞给我，拿眼说着：“装好，上学用。”母亲掏出发黄的手绢，在额头上擦一把汗，拉起架子车往回赶。
我参加工作后住在县城，父母亲仍然住在乡下那几间土墙蓝瓦房里。母亲说：“老房子冬天暖和，夏天凉快。”有时候我强拉父母亲进城居住，只是住一两天，他们好像浑身不自在一样，不是这里酸困，就是那里疼痛，非要回到乡下居住。有一次不给我吱声，他们就搭车回到老家。我再追到老家时，母亲笑呵呵地说道：“给你说我们回来，你也不高兴，干脆自己走了。”“嗨！”我哭笑不得地直摇头。以后，父母亲再也不来城里居住，日日守护着他们辛勤劳动盖起来的三间蓝瓦房和两处新院落。父母亲住在乡下，很快乐自在，那里有他们几十年的老乡邻，精心喂养的牛羊猪鸡，还有舍不得让别人耕种的几亩责任田。
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时常昏迷，滴米难进。母亲不愿在医院里住，就让我大哥把她带回老家的堂屋里。稍微清醒时，母亲发出很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回去上班吧，别老在家里。”我拉着母亲皮包骨头的手，看着手背青筋上药针刺破后留下的结痂，咬紧牙关，努力控制着泪水。我坐在母亲的病床边，看着母亲瘦削的面颊，听着母亲孱弱的呼吸声，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上苍，保佑母亲身体康复。
母亲撒手人寰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回忆母亲在世时的音容笑貌。每一次的回忆，都让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克制自己，把思念牵引到别的层面上，把对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虽然这样做对我特别残酷。我用这样的方法，无论是闲暇时，还是夜深人静处。我想既然母亲去世了，就把精力全部用到父亲身上。父亲腹痛在县城的医院住院，反复检查几次，输水几天，症状不见好转。大哥把父亲送到市中心医院，专家诊断为胆结石，需要立即手术。父亲当时已经八十岁，手术自然有风险。我们姊妹坐在一起商议。姊妹们坚持给父亲手术，解除他的疼痛，不然人会疼痛死的，我们心里更难受。父亲的手术很成功，在胆囊里取出了几块石头。医生说：“老人做手术，是迫不得已，这样以后老人能更好地生活，虽然暂时吃几天苦。”我们姊妹们感激地看着住院医生，一个个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父亲出院后，住在我的家里。然而，父亲是一个倔老头。手术七天拆线后，父亲嫌弃在市区住着絮烦，以我的名义打电话把侄女叫来，悄悄地要把他送回了老家。我怎么说都拦不住父亲急于回老家的心。看着父亲上车的瞬间，我止不住哽咽起来。后来父亲对我说：“我在城里住，你姐姐都在乡下，她们串门去看我，我不在，她们会哭的。”“嗨！”可怜的父亲啊！之后，我在京城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父女的背影》，记录了那时我五味杂陈的心情。
今年到了农历腊月，我依然有回到老家看望老人的计划，也是如期回到家里，然而看到的是父亲孑然一身的孤独和不愿进城居住的倔强。父亲喜欢跟乡邻聊天，搬一个木凳，吆五喝六的，坐在老家的大门口，就着冬日暖阳，吸溜一声纸烟，彼此相望一眼，开始重复几遍每天都要聊到的话题，邻里趣事，桑把扫帚，风水婚丧，一直聊到日头偏移，才恋恋不舍地各自回家吃中饭。我理解父亲这样地打发日子，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父亲是孤独和寂寞的，没有其他排除烦恼的方法，找来同龄人在一起闲聊，也是打发时光的最好办法。我则不顾大哥的反对，不断给父亲带些香烟回去，以便于父亲招呼邻居过来聚在一起闲聊。
多少次，我抬头远望故乡的方向，回忆母亲低头用力拉车，回忆着母亲微驼的身影，回忆母亲慈祥的笑容，温暖传遍全身。思念是连续的，思念是与日俱增的。思念让我在梦中与母亲相遇，得到心灵的安慰。思念使我对健在的父亲多了几分牵挂。思念又敦促我赶快回到父亲身旁，时时问候，天天伺奉，把一个儿子的感恩和孝顺做在父亲还在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