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碰泪目的思念

触碰泪目的思念

母亲去世9年了。

以前，每年一进腊月，我就计划着何时回几十公里外的乡下，给父亲、母亲送点米、面、油、肉。回到乡下，坐在老家堂屋的煤炉旁，我跟父亲聊聊村里的旧事，问问亲朋的情况。母亲默默地坐在一边，脸上洋溢着微笑，眼角的皱纹聚起来一道一道的。岁月无情地写在老人的额头上。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擦着被烟熏得流泪的双眼。母亲重复着多年来几乎相同的一句话：“你们工作忙，要操心，我和你大在家里没啥事儿，别担心，管好你们一家人。”我点头答应着，牢牢记在心里。虽然母亲总是这么几句叮嘱的话，每每听到，我心里总是暖洋洋的。在返城的路上，我总是在大脑里回放与父母相聚的画面，心中涌动着一句话：“有爹有娘的日子真好！”

20世纪30年代，母亲出生在襄城县王洛镇王洛西村。幼年时家里穷，母亲和大姨一起被姥爷寄养在南阳一个亲戚家，直到成年。母亲生前经常回忆说，在南阳生活比在老家能多吃些榆树皮，因为老家的榆树皮早已被剥光，几乎枯死。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只有姥姥陪送的一个四尺半见方的朱红色木柜，柜子上的搭链是铜水漆过的，明晃晃。在老家那两间草房里，我的两个姐姐出生了。二姐先天腿疾，父亲、母亲需要出工挣工分，才几岁的大姐承担起了照看二姐的任务。母亲和男劳力一样，每天按时出工，却比男劳力一天少挣2分。除了挣工分外，母亲还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拖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的后腿。

我读高中时，母亲说服父亲，举全家之力供我到县城上学。每到周日下午，母亲想法弄来白面，给我烙几张油馍。她还把藏在灶火屋柜子深处的半瓶香油拿出来，倒在盛着芥菜丝的绛色药瓶里，仔细地拌匀，油香留在屋子里，久久不散。春天青黄不接时，我回老家拿生活费，母亲手头虽紧却不慌张，把几包红薯干背出来，放到架子车上，叫上我一起赶往十几公里外的小吕乡供销社收购部。把红薯干卖给收购部，母亲转身把一沓现金塞给我，说：“装好，上学用。”说完，母亲掏出发黄的手绢，在额头上擦一把汗，拉起架子车往回赶。

我参加工作后住在县城，父亲、母亲仍然住在乡下的瓦房里。母亲说：“老房子冬天暖和、夏天凉快。”有时候，我强拉父亲、母亲进城住，只住一两天，他们就说浑身不自在，不是这里酸困就是那里疼痛，非要回乡下住。有一次，他们不吱声，就搭车回老家了。等我追回老家，母亲笑呵呵地说：“给你说我们想回来，你也不高兴，干脆我们自己回来了。”我哭笑不得，直摇头。以后，父亲、母亲再也不来城里住，日日守着他们辛苦建起来的三间瓦房和小院。他们住在乡下，很快乐很自在，那里有他们几十年的老乡邻，有精心喂养多年的牛、羊、猪、鸡，还有舍不得让别人耕种的几亩责任田。

母亲病重的日子里，时常昏迷，滴米难进。母亲不愿在医院里住，非让我大哥把她带回老家。在老家的堂屋里，母亲稍微清醒时，低声对我说：“你回去上班吧，别老在家里。”我拉着母亲皮包骨头的手，看着她手背上的针眼，咬紧牙关，努力控制着泪水。我坐在母亲床边，看着她瘦削的脸，听着她微弱的呼吸声，心里默默祈祷，愿母亲早日康复。

最终，我没能留住母亲。母亲撒手人寰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回忆往事。每一次回忆，都让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努力克制自己，把对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

母亲去世后，我就把精力全部用到父亲身上。父亲腹痛在县城住院，多次检查，连续输液，症状不见好转。大哥把父亲送到市里的医院，专家诊断为胆结石，需要立即手术。父亲年过八旬，手术自然有风险。我们姊妹几个坐在一起商议，最终决定给父亲动手术。手术很成功，医生说：“老人做手术虽然会吃几天苦，以后却能更好地生活。”我们满怀感激地看着医生，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父亲出院后，暂时住在我家里。但是，这个倔老头，拆线后偷偷打着我的旗号把侄女叫来，把他接回了老家。后来，父亲对我说：“我在城里住，你的姐姐都在乡下，我不在家，她们会哭的。”

春节前，我如期回到家里，看到的是父亲孑然一身的孤独和不愿进城居住的倔强。父亲喜欢跟乡邻聊天儿，吃过早饭，搬一张木凳，吆五喝六的，坐在老家的大门口，晒着冬日暖阳，吸着自己卷的纸烟，彼此望一眼，开始重复每天都要聊的话题，一直到日头偏移，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午饭。我理解父亲为何这样打发日子。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他是孤独和寂寞的，没有其他排遣的方法，找同龄人在一起闲聊，或许是打发时光最好的办法。我不顾大哥的反对，每次回来都给父亲带些香烟，便于他招待乡邻。

我依然把对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静下心来，抬头远望故乡的方向，我依稀看到母亲低头用力拉车的身影，看到她满脸的笑。思念是连续的，思念是与日俱增的，思念让我在梦中与母亲相聚，思念敦促我赶快回到父亲身边，殷勤问候，精心侍奉，让我的心灵得到慰藉。

然而，在今年这个交九之初的日子，我的父亲突发脑梗，追随母亲而去。两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姊妹成了无爹无娘的人。

我们对老人的思念，碎了心，泪了面，时时触碰着，伴随着日月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