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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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观原因
1、小人进谗
从古至今，人们一致的认为，贾谊被贬的原因是他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西汉的刘向就持这一观点，《汉书·贾谊传》记载：“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刘向认为，贾谊之才堪比伊、管，但不幸为庸臣所害，故刘向对此深感惋惜。李白也持这一观点，他说：“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白居易也认为：“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现、当代的学者们更是如此，任继愈先生在谈到贾谊时说：“他终于被那帮元老旧臣排挤出去，以致悒郁而死。”金春峰先生也说：“贾谊青年奋发，锐意改革，……由是受大臣周勃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贾谊“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先升后贬恰是在他提出一系列“变法改制”的建议之后，因为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触犯朝中老臣及这些老臣所代表的豪族利益的，势必会得罪到周勃、灌婴等把持朝政的当权派，，而遭到他们的排挤乃至攻击也就成为必然之必然。而此时的文帝受利益所牵制，又或者是给贾谊一个历练的机会，文帝最终是贬谪了贾谊，而这也成为这个多愁善感的士人悲剧人生的开始。
2、主张与客观环境相左
文帝即位时，距秦末的悲惨时代也不过二十多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想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完全摆脱如此萧条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帝初年，国家并不具备“多为”的国力。文帝曾经聚天下精兵于广武常溪以对付匈奴，然而并无多大成效，百姓对朝廷用兵更是忧惧不堪。这使文帝最终明白，不可用兵以苦天下之民，于是罢兵而结和亲。这一事实证明，文帝时的客观形势需要实行“清静无为”而不适合“积极多为”。 他极力批评那些不欲摇动天下、主张“无为”的大臣们，认为靠“无动”拯救天下的主张是错误的，
而就在这样汉朝君民俱欲“无为”的大环境下，贾谊却提出要“积极多为”。 他的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病入膏肓，且自以为是唯一能拯救天下的良医的认识基础上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幼稚、狂傲和孤独。正是由于他对当时社会的客观形势把握不准，所制定的“积极多为”政策不符合客观需要，因此很快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周勃、灌婴等朝廷重臣认为，贾谊提出了一系列“多为”措施对当时安定的社会局面是有害的，故文帝没有采纳他的种种建议，而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汉书》记载：“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因为贾谊积极有为的政治主张与文帝时期的“清静无为”政策严重冲突，所以他就只能离开朝廷了。
二、主观原因
1、自负而缺乏经验
贾谊二十几岁就被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诸老先生不能解答的问题，年少的贾谊竟能一一应对，可见其才华横溢，因此不久就被超迁至太中大夫。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博士了并于一年之内一跃而升为中大夫，贾谊的确有自负的资本，自负其才的贾谊急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他踌躇满志的倡议文帝“变法改制”。贾谊屡次上书文帝，要求改正朔、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为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还专门提出了“未生子而先分家”的推恩法策略：“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马上就把诸侯的土地分为若干块，等他们的子孙出世后再划归于这些子孙名下，目的是尽快削弱诸侯的势力。在短时间内，贾谊骤然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特别是其中对待诸侯王的“未生子而先分家”的策略，反映出贾谊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而当时文帝刚即位不久，无论是客观形势还是文帝本人意愿，一时都很难接受和施行这么大规模的改革。贾谊在此时恰恰犯了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大忌。苏轼的《贾谊论》认为，贾谊要改革政治不是不可只是不宜操之太急，等到“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可能年轻气盛，不懂如何协调与其他大臣的关系，以致遭到围攻。苏轼很不客气地说他：“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吕留良《贾谊论》则站在文帝的角度立论，认为文帝并非不用贾谊，而是等待时机。文帝时朝臣多是高祖功臣，诸侯亦天子之叔伯兄弟，要不就是功臣之后，所不便裁抑勋旧，损削侯王，否则“大或至于召乱，小亦必至谗沮”。“是故出以老其才，静以俟其用，计绛灌诸臣衰退之年，当贾生强迈之日，于是举而授之，此所谓明君用臣之心也”（转引自《新书校注》录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P.580）。言外之意仍然有所责怪贾谊求之过切，与苏轼的意见颇为相近。
自负的贾谊在面对皇帝时也不会谦逊，他说：“国之治政，在诸侯大夫士”。由此可见向文帝上奏，有时口气不是很恭敬，对待其他大臣也时有“不逊”。后人对此亦有评论，何孟春《贾太傅新书序》曰：“今观其建白间，所谓‘非愚则谀’，所谓‘犹为国有人乎’，‘亡具甚矣’，大臣‘恬而不知怪’，俗吏‘不知大体’，尽斥在廷之臣，既以为进言之不臧，又以为献计之无识。至其自许，则曰‘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又曰‘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其不逊如此，欲众毋怨，得乎？”（《新书校注》附录四，P.523－524）。张栻也说：“贾生英俊之才，所陈治安之策，可谓通达当世之务，然未免有激发露之气，其才则然也。”（《新书校注》附录五，P.570）。其实这未必是他恃才傲物之表现，更多的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但由此招来被忌被疏的结果，自当不免。
另一点就是贾谊的自负让他不懂得藏，也不懂得掩盖其锋芒。欲高飞者必先敛其翼，这是干大事者以退为进的基本招术。这个“敛其翼”的忍耐，不是无奈，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像改革这样的大事，如果得不到当权派的理解和支持，孤掌难鸣，那无疑是寸步难行；如果他们再群起而攻之，那就更难于上青天。所以，贾谊的涉世不足，终于导致被小人谗毁，被贬长沙，他政治经验的不足、人际关系的欠缺，实在是一个重要因素。
2、心胸狭窄，不能容人
前面说到客观原因，汉文帝受小人谗言贬谪贾谊，一方面是贾谊的主张触犯到他们的利益，一方面也是贾谊自身性格上的缺陷，他的心胸狭窄，使他不能容人，得罪了小人。先不说绛侯（周勃）于文帝有功。汉惠帝无嗣，大臣迎立帝，周勃跪上天子玺符。灌婴灭吕氏，为高帝之旧将。他们与文帝的君臣关系情同父子手足，但贾生之策“尽弃其旧而谋其新”，得罪了绛灌诸人。贾谊被贬长沙后，他心情很不好，这可以理解，但听说长沙是个低湿的地方，便认为寿命不能长；有野鸟飞到了他的屋子里，他悲从中来还拿来算卦之书占卜一番；以及任梁怀王太傅后因为梁怀王坠马而郁郁而终，就体现出了他性格中的狭隘的缺陷。鲁迅先生评价贾谊说“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真乃中的之言。其实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这样推断，文帝贬贾谊于长沙，一方面固然是顶不住周勃、灌婴之辈的压力，另一方面似乎也因为他的性格实在让文帝看不起，尽管这是一种猜测，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贾谊的这种心胸，太敏感、太憔悴，太狭隘，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
3、不能自用
很多后人认为贾谊被贬谪是怀才不遇，君主恩薄，刘长卿在《长沙过贾谊宅》一诗里又写道：“汉文有道恩犹薄。” 而李商隐的《贾生》则这样写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更是以委婉的笔调，讽刺了汉文帝的昏庸，对贾谊不幸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很显然，在这些文人骚客的笔下，贾谊不幸的遭遇，其“根源”就是汉文帝。
士人遇或不遇是关系到士人自身命运的问题，具体而言，测定遇或不遇至少有两个指标：一是君主是否了解你，欣赏你的才能；二是君主是否能重用你，使你的才能得到有效发挥。通常一个人要让别人了或接受就极难，而在人才济济的朝廷，有忠正不阿的，有溜须拍马的，有以色事君的，要让君主只听你的，岂不是难上加难，除非你遇到明君。可是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明君？士人不遇，人们通常是责备君主不懂用人，甚或说他是昏君。问题是有的公认是明君的皇帝，也有委屈人材的。所以从士人的角度来说，除了要怀才，还要能自用。
士人进入仕途为君主“效劳“之后，就必须学会协调君臣间的关系，不是只要实话实说就可以的，况且君主大凡听不进逆耳之忠言，否则就不会有剖心的比干，出逃的箕子，投江的屈大夫，以及以滑稽突梯自保的东方朔等数不清的臣子。要做一个好臣子，又能处理好与君主的关系，这就要求在事君之时，更须学会如何自用。不仅要学会“独善其身”，更要学如何适应君主，得君之勤。前者是“爱其身”，后者即“爱其君”。爱身至，君厚，也就是前人所说的“修身以待天命”。而贾谊显然没做到这点，他愤懑抑郁，自残其身，终至夭亡。无论明君还是昏君，其实是都靠不住。前者太有主见，很难听进他人之言。即使他愿意广开言路，但未必时时、事事都得听取你的意见；后者既已昏昧，只能对牛弹琴，弄不好祸及自身。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绝不可行。何况与其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这时就要“默默以待其变”。时运不济，且须忍耐。“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
4、先秦士人精神的理想泡沫
贾谊严格说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忠臣”，他不过想借助文帝之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生追求。他向往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境遇，还想争取士的平等独立的政治地位，尚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下的君臣关系。
现实的政治环境变化了，士人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贾谊却天真地望还会有春秋战国时期那样云龙风虎的君臣际遇。贾谊也许不如后来东方朔等人对全局看得更清楚，他可能还没有将专制集权对人性自由的压迫看成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汉文帝时的政治相对还比较开明，汉朝初年，制度还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对士人思想个性的禁锢也不至于过分严重，比如养士风气一直到汉武帝时还存在。但是贾谊生性敏感，已经有意无意地感觉到士人所将面对的窘境，所以他对屈原何不去国远游表示不解。这是周勃、灌婴等“武夫”所不曾有的认识，他们也无法感受到贾谊式的痛苦。在贾身上，他的心灵体验和命运遭遇，已经预示了专制集权下士人将要面对的处境。后来者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变换角色，以适应新的环境。
他向往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境遇，而难以融入到现实，他意识到了，所以更迷茫，更无措，没有及时转换角色，贾谊沉浸在自己理想的泡沫里，一旦这些泡沫被打碎，他的梦也就碎了。
5、容易感伤，个性敏感
说到贾谊的感伤，首先会让人想到的就是“哭”。人之所以哭泣，多半因为他敏感，忧伤，痛苦，或者是同情、悲悯。常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并不是说心肠铁硬，而是不轻易流露，泪往心里流。一旦男儿泪夺眶而出，其内心该是何其沉痛。如果一个人麻木到不会哭，大到国家的命运，小到他人的悲惨遭，都不能触动他的柔软心，能说这个人还有人吗？哭泣是人类情感的展露，是一份人间的情爱。魏晋时期的人亦好哭泣，著名有阮籍的“穷途而哭”。阮籍之哭是其内心极度痛苦的表露。如果内心是一片荒漠，还有什么东西会打动他？这是魏晋人“深情”的一种表现。清代刘鹗的《老残游记》自序说：“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在刘鹗之前一个世纪左右，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是一好哭者。虽说作者为林妹妹爱流泪安排了一段神秘的因缘，即是为了报答神瑛侍者浇灌之恩来还泪的，但实际上也是揭示林黛玉所秉具的天赋灵性。事实上林黛玉也是《红楼梦》中最多愁善感、最聪慧的女子，花开花落都引起她无限感伤，令她挥泪不止。真是“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而林黛玉之哭何曾不是曹雪芹之哭？
贾谊之好哭是他文人气质的一种表现。作为一位政治家，他的思考是冷峻深刻的；作为一个文人，他情感又极为鲜活敏锐。这使他与周勃、灌婴等人显然有别。绛、灌之辈身为武夫，他们对政治缺乏敏感性，只要他们不谋反，统治者对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不参与决策，在思想意识上与最高统治者不构成直接冲突。贾谊则然。贾谊“能诵诗属书”，为“秀才”，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又被文帝召为博士。是贾谊不是囿于一经的儒学经生。其思想固然以儒家成分为主，同时受时代风气影响，亦兼通道家，这使贾谊看待现实问题有更大的思想幅度，而不同于皓首穷经的腐儒在对屈原发出“何必怀此都”的疑问中，潜藏着贾谊随遇而安、能屈能伸的处世心态。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一个给历史留下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素养上，往往不仅表现出对现有文化的精深把握和透彻理解，而且在思想上总是领先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们总是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审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历史的‘已然’之下看出潜隐着‘将然’矛盾和新的发展趋向，并由此提出超越于时代的观点、主张”。贾谊正是他所处时代的先知。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战事。贾谊就是这样的智者。他在思想、政治上过于早熟，他的思想意识过于超前。当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正陶醉于“安且治”的升平气象时，贾谊却清醒地看到了已经存在的各种尖锐问题。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尚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而他偏偏又以极度迫切的心情希望朝廷早日解决这些问题，若不能解决，便为此而焦虑，而悲伤，而痛哭流涕。
三、结语
贾谊人生的悲剧是被客观环境影响的，也是主观原因决定了的。她人生的悲剧更多的是他自己性格造成的。而探讨贾谊的命运对后人而言也是警示和教训，很值得后人思考，如何让自用、自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