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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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天吃罢晚饭，八队的陈红礼来到我们家，说是让父亲去村台大队一趟。母亲很紧张，而父亲一脸轻松，说没事过一会儿就回来。
父亲离开后，我正在东屋煤油灯下学习，院子里突然一阵喧哗，紧接着传来树木砰砰的撞地声，中间伴随着姐姐母亲的哭叫。我试着站起来，但两腿发软，只等院子里杂声平息后，我才起身来到西屋父母的住室。此时，西屋里站满了人，叔叔大爷在一旁嘀嘀咕咕，婶子大娘坐在炕沿上，劝慰躺在炕上的母亲，弟弟妹妹无声地蜷缩在东南角落里，姐姐则在一旁直抹眼泪。我进屋来，众人没有理睬我，等母亲意识到我的存在，把手一挥，没你的事，去学习你的吧，把我支开了。
对这一天的到来，我有预感，但我没有给家里说。父亲不会相信一个小孩子的见识，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
在小学，从地里割草回来，父亲不止一次呵斥我偷窃队里的玉米棒子豆荚麦穗，可等升入初中，我改掉恶习的时候，父亲却反其道向另一个方向滑去。我不耻父亲所为，口头虽没说出，但面色举止难免表露，为此，父亲没少和我怄气。记得最厉害的一次，父亲拿着绳子摔打我，我跳着脚哭嚎躲避。
谁是村里的第一个盗伐树木者，早已无从得知，但父亲很快加入到盗伐者中，这是肯定的。夜里父亲不止一次扛着一棵去了头的杨树回来，有时甚至一晚上出去两次。每当这时，我针扎一般地难受，而我又不敢向父亲说什么。看到无碍，过了些日子，有人甚至大白天把村外的树木伐下来往自己家里扛。乱哄哄了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村外的树木砍伐殆尽，村里更发生了一件大事，我队仓库数千斤的粮食夜里被盗了。
面对乱局，县里派来了工作组，说是要侦破粮食被盗案。工作组的到来令父亲很兴奋，父亲自以为搬倒对头翻身的机会来了。仓库挨着他家，他的嫌疑最大，即使不是他偷的，他作为村支书也逃脱不了干系。父亲满面红光，喝醉酒似的，向来者夸夸其谈，而来者微笑着不置可否。
当时，我家刚搬到父母建造的新居不久。新居一排北屋，一个西棚子，连栅栏门也没有，从外面路过，我家院子里的一切尽收眼底。父亲的窃品就堆积在东面墙头下，上面盖了几把干草做掩饰。我虽然对父亲的行为不满，但工作组的到来，我还是感受到了一股寒气，希望父亲能把窃品转移到他处，而父亲浑然不觉，飘飘然做着对头就此垮台的美梦，直等到那天晚上被传唤到村台上去。
父亲并没有象婶子大娘安慰母亲的那样，在村台呆一会儿就回来，而是第二天就被移送到了县里。姐姐当时还未出嫁，但已经说定了婆家。婆家听说后，和大爷他们到处托人找关系找证人，父亲最终在外面呆了几个月后，重新回到了村里。
这已经是父亲在村里第二次栽跟斗了，对头在和父亲的较量中，再次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听说父亲去县里的那天，对头召开了庆功大会，各路神仙把酒言欢。但就在对头把酒言欢不久，乡里来了通知，以工作不力为由，把对头从支书位子上拿下，取而代之的是父亲当年上司陈树文。父亲回到村里，陈树文要父亲还去村上工作，父亲一口回绝了。
二
多年以后，对头向孩子的舅舅夸口说，我和他也没什么，我把他提了上来，我又把他按了下去，就这么简单。父亲上台是否象对头说的那样，我不得而知。但我隐隐约约感觉，父亲的上台和爷爷有关。爷爷年轻时参加过抗日的县大队，再加上赤贫，父亲弟兄三个绝对是根正苗红。大爷是上世纪六二年入的党，父亲是上世纪七零年入的党。听叔叔家堂弟说，上面原来有意栽培大爷，后来大爷出了点事故，才转而栽培父亲。
父亲在大队上的职务是治保主任，其主要任务是调解邻里纠纷，陈红礼当初就为离婚的事没少往我家里跑。可结果是陈红礼婚没离，反而记恨上了父亲，成了后来对头和父亲相斗时，对头一方冲锋在前的马前卒。
父亲和对头的隔阂是怎样产生的，时代久远，已无法细究。但从母亲的口中，我隐隐约约知道个大概。起初，对头作为副支书，父亲作为治保主任，共同辅佐村支书陈树文。后来，树文去乡里农技站以求更大发展，对头上位为一把手，父亲上位为二把手，一次，村里从小队选拔干部，父亲有意二队的陈小五，对头则有意三队的陈明杰，双方僵持不下，事情就此搁浅。自此，两人渐行渐远。
两虎相争，自然影响到村里工作。从一个明星村骤然坠落为一个落后村，引起上面警觉，上面派人来村里协调工作。
那个人来过我家里，但今天已不能回忆起对方的具体相貌了，只记得父亲对人家很尊敬。隐约听说这个人和西边自己家的一个爷爷有些瓜葛。我的这个爷爷是个善友，无儿无女，会点医道，常年在外面游荡，好像给这个人治好了什么病。
有了西边爷爷这层关系，父亲信心满满，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不幸的是双方还没分出胜负，我的这个爷爷突然病故了。
村台喇叭里听不到父亲喊话的声音了，父亲不再出门，整天蜷缩在炕上皱着眉头写写画画，间或把写的东西团成一团，扔在一旁。父亲的罪名说是行贿，证据是送给对方的一瓶茅台。
母亲小心地侍奉着父亲，每天晚上早起，给父亲泼两个生鸡蛋，以防父亲身体彻底垮下去。在经过数年的人来人往，喧哗热闹后，我们的这个家一下子冷清下来，再无外人光顾。
父亲以往在大队上的日子很忙，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不是带队挑河就是带队挖沟。不外出的日子，父亲也整天不着家，晚上很晚才回来。偶尔，父亲从外面回来带点好吃的，鸡肉、栗子、鱼之类。那鱼是活的，很大，父亲说是从东边河闸上放水浇地时捉的。
父亲的光灿不可避免地影射到我身上。在学校比我学习好的留了级，而我没有。一次，学着玩伴把纸团赛到耳朵掏出来不过瘾，我把一粒玉米塞到了耳朵里。结果玉米粒越掏越往里。当时，父亲正在县城开会，六队的陈三妮听说后，骑着自行车把我驮到三十里外的县医院，自己出钱把我耳朵里的玉米粒掏了出来。数年后，看到陈三妮在我父亲面前耀武扬威盛气凌人的样子，我真恨不能上去给他一耳光。
三
和父亲一块退下来的有四个人。有退的，自然就有升的。陈明杰如愿进入村里的中枢机构，顶替了我父亲的位置。可时间不长，随着树文重新回到村里任支书，明杰把我父亲当年的角色演示了一遍，又回到村民行列。
树文和对头按血缘关系，还是一个本家，这也是树文起初离开时，把支书位子留给对头的原因。可给我的好不记得，给我的坏终身难忘，这是人的本性。父亲经历两次挫折，心灰意冷，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家庭生机上，而对头却非要在和树文的争斗中，再搬回一局。
树文的妻子说对头曾经把状告到了省里。看到对方纠缠不休，甚至乡里书记也搁不住纠缠，避走他乡。树文主动和对头通气修好，对头不予理睬。等十几年后，对头抛来橄榄枝修好，树文笑脸相迎，岂不知这是对方给自己设的一个局。
对头给树文设的局是村校搬迁。我们村校曾经有过自己的宏盛时代，从里面前后走出了数十位大学生，我小学和初中，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可等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给我们带来无限美好回忆的校舍已经破旧得不象样了。为改善村里孩子的学习环境，经过上面同意，树文他们打算在村台建一所新校，把学生搬迁过去。
建校当然主要是盖房子。盖房子需要进行竞标，可没等竞标实施，对头主动找上树文，说房子他想盖。当然，对头把话说得很动听，和对方修好是树文多年的愿望，树文顺水推舟应了下来。
村台上新校房子在主体完工即将收尾的时候停工了，对头说要等村里把拖欠的工程款支付给他们，他们才能往下施工。解决工程拖欠的资金并不难，那就是把村里原来学校的地皮作为宅基地卖掉，这在树文他们原有的计划之内，可对头在村里早放出话来，说学校地皮怎么也不能让他们卖安生。结果是学校地皮拍卖那天，树文他们一个也没到场，仅有村校校长带着几个老师在现场支应。随着对头亲家里友一个个气势汹汹连喊带骂来到现场，村校长支应了几句，带着几个老师灰溜溜离开了。
学校地皮拍卖会流产后，树文给乡里提了辞呈，在他看来自己从村上下来就没事了，可对头却不这样认为。借着学校地皮拍卖会流产的余波，对头趁势掀起了告状热潮，男女老少，一车一车地去县里造势。与此同时，对头把举报信及拍卖会的现场视频寄给了县里的大小机关。结果县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赵家庄村支书陈树文吃喝嫖毒，无恶不作，并且还是个贪污犯。
被传唤到县里的路上，不知道树文在想些什么，不知道树文的心境和父亲当年去县里的心境有没有区别，更不知道树文的家里家外又是如何帮助树文洗刷污水脱罪的。
和父亲一样，树文在县里呆了几个月又回到村里，成了典型的农民。至此，父亲、树文、对头平起平坐，都安心农事，缠绕三人之间数十年的恩怨终落下了帷幕。
父亲几年前因为肝硬化离开了我们，树文、对头、明杰等现在大多也不在人世。至于有关他们的种种故事象朵朵浑浊的浪花，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深处，无人再谈及一二。而他们的后代子女交友的交友，成婚的成婚，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