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诗歌写作言志问题初探

1988年，“知识分子写作”的同人团体（以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海子等为代表）出版民刊《倾向》，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固执而有意识地地抵抗起口语化和粗俗化的诗歌写作趋势。十年后，也即1999年4月中旬在北京盘峰宾馆举行的那次诗会，更是一次硝烟味十足的短兵相接。面对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疯狂的“金钱拜物教”（马克思语），“知识分子写作”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良知良足可敬。《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也即是说，诗歌是发心中之志。“言志”作为诗歌写作的原动力，也是用来考察诗歌写作的有效入口，尤其是用来考察“知识分子写作”这种对严肃文学有自觉诉求的诗歌写作的有效入口。

中国诗歌历来有“抒情”和“言志”两大传统。从诗歌史来看，诗歌的“言志”功能是更早被认识并提倡的，其时大约在礼乐盛行的周代，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2] ；而诗歌“抒情”功能则晚在魏晋时期才被有意识提出。前者注重诗歌的政教功能，而后者则主要从审美角度进行阐发。随着诗歌本身的发展，与文学观念的变迁，“诗言志”的原始政教含义逐渐稀释，“志”的含义得到拓展，凡心中所想皆可为“志”。正因此，李善注《文选》时，在《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下，便有如是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他将心理活动区别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而无论是“抒情”还是“言志”，也都是属于“情”也即情感的范畴。杨明撰写的《言志与缘情辨》认为，“言志”与“缘情”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前者是说用诗来表述内心所存想，后者是说诗依照内心所存想而作。[3] 尽管如此，对于两者的融合我们也应该将其放在历史的流变中去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认识到两者的渐趋于同，也不可以忘记它们各自背景的相异。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认为“诗言志”的“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4] 虽然随着诗歌的发展，政治层面上的诗教功能有所弱化，但毕竟没有彻底消失。也就是说，“诗言志”这一文论话语，仍保有一定的诗教含义。如果说朦胧诗的“言志”，确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教化分不开”，那么，“知识分子写作”的“言志”，则更注重以艺术实现对“政治”的超越，从而施行“教化”，即美育，也即以对“诗艺”的冲刺和完善，来实现庸俗世界里精神的救赎。甚至，就西川等人把诗歌视为宗教的态度来看，广义的“教化”功能本身就不由分说地蕴含在诗歌之中，所以他们的“言志”，其目的或许就在于对诗歌之本身的实现，那就是我所谓的构建一种“写作范式”。对于这一观点，以下试分三段论之。

一、“言志”的语境：精神或灵魂的困局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漫长的“一体化”进程而未果之后，在文革时期又开始暗流涌动。1978年朦胧诗的集体亮相，充满象征意味地打破了以往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作为革新的前茅，在诗歌向着“现代化”的急迫进军中，朦胧诗本身很快也被视为过时的产物。在“pass北岛”的呼声中，《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从而开启了所谓“后新诗潮”的诗歌写作新纪元。以上这些梳理并非简单的历史钩沉，事实上，要理解90年代知识分子诗歌写作，就必须厘清它产生的环境——它正是产生于这种众声喧哗而高歌猛进的“后新诗潮”之中。朦胧诗表面上实现了向现代主义的转向，本质上却仍旧是以往那种为时代代言的延续。无论是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5] 还是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6] ，它们对话的对象的仍旧是政治权威——尽管这些诗作一反往常地表达了诗人对政治权威的质疑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以北岛、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所体现出的那一种以家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与十七年诗歌甚至文革时期的诗歌并无本质的不同。

后新诗潮（或者称后朦胧诗、新生代、第三代诗人）一代，很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自己“无力代表一个时代”，因此他们主张“回到个人”。[7]在80年代末，至高无上的审判者在诗坛彻底放弃了统治的权利，朦胧诗已成为“可待成追忆”的经典，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成了明日黄花，后新诗潮“回到个人”的主张在这个时候一定程度地实现了。诗歌写作从一种文化反抗变为一种文化表演，从此“脱离公众关怀”进入了“纯粹个人”的时代。[8] 在这个时期，众多“纯粹的个人”并没有长期陷入一种无序状态，而是很快分化出了两大阵营：一边坚称“知识分子写作”，一边则捍卫着诗歌写作的“民间”立场。至于后来产生的“第三条道路”的写作，我们可以看做是以上两种选择的衍生物。这种衍生也说明，两种选择的论争，恰恰昭示着一个新的起点。

实际上，诗歌写作只能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项感性与智性相混杂的文化活动。作为“知识分子写作”中坚的王家新在他那篇以“盘峰诗会”讲话稿为基础所修改出来的文章《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中的论断足以给人启发：“知识分子当然并不等于诗人，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9]这和钱钟书在多年前的观点颇为相近：“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也。”[10]所以“知识分子”和“民间”之争，并不完全和诗人本身的文化程度相关，我们更应该将其理解为两种审美观念和文化诉求的相左。“当局称迷，傍观见审”（欧阳修等《新唐书•元行冲传》），作为旁观者来看，在“言志”这个问题上，尽管持“民间”立场的诗人宣称“诗歌到语言为止”，貌似拒绝言志，但实际上也不过是“言”了另一种“志”罢了。

米兰·昆德拉曾经一针见血地写到：“独一无二的神圣真理离析为人们赞同的几百个相对真理。”[11]虽然他所说的是西方世界上帝缓慢离开的后果，但用这句话来阐释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写作的状况也同样适用——我们的“上帝”就是政治或者说官方权威话语。无论是“知识分子”派还是“民间”派，他们都不再笃信和乞灵于“上帝”，而是以自己或者说个体的方式来承担现实和精神问题。与坚持“民间”立场诗人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们面对这个“离析”的世界，没有选择与之共沉浮，甚至对现实的庸俗、琐碎、戏谑和浅薄推波助澜。相反，他们却向往着超脱、秩序、责任和崇高。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延续了朦胧诗的美学追求，只不过在精神质地上有了更纯粹的升华；他们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干预和对政治的介入，转而把目标对准了“诗艺”这一纯文学范畴。

在此，我们有必要就“知识分子写作”的本身来回顾一下其发展的历程。“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种规模性和影响性颇大的诗歌现象，1988年创办的《倾向》可以视为其滥觞。而确切提出“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则要溯源到1987年西川在《诗刊》首次举办的“青春诗会”上的发言。可以说，“知识分子写作”兴起于80年代末期，而繁荣于90年代。整体看来，对于文学来说，80年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而90年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年代。[12]但这种“沮丧”的感觉已经在诗人们那里早早地被感知到了。一大批后来被归入“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诗人在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对这种“沮丧”进行书写。比如西川感受到了诗歌在现实中遭遇的危机，在1987年9月写下《羊群赶下大海》；王家新在1989年10月写的《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虽然梦想着未来和新生，但分明身处于艰难的隆冬之中；至于欧阳江河那首颇负盛名的《玻璃工厂》（1987）中关于物质、资本和人的异化的种种隐喻，也隐隐透露出对呼啸而来的现代社会的担忧。

这种“沮丧”旋即在90年代被证明并不是诗人无端的伤春悲秋，它有着不得不让诗人们“沮丧”的原由。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拜金主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所谓“精神”被搁置在一旁。往日人们对精神、理想、国家、民族的种种情愫，都让位于市场经济中的追名逐利。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面前的失落，使得写作本身的意义被悬置。诗歌作为一种着重关注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学样式，自然会不再为人所瞩目——或许这就是洪子诚所说“90年代开始的‘散文化’现实，加速了诗歌‘边缘化’的进程，也使诗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的含义。[13]后来者急于“pass”的朦胧诗或许确有各种问题，但是朦胧诗所获得的关注和荣光却是后来者所艳羡不得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氛围变得宽松，文学再一次尝试以独立的姿态介入政治话语之中，但是这种尝试并没有结果，随后的解构主义便甚嚣尘上了。但无论是期望介入并重建秩序，还是后来有意识的解构，在整个80年代而言，人们都是积极的。而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短暂的激情日渐消减，现实的庸俗和琐碎牢笼着人们，解构主义导致的个人化写作从而转入一种更私密且充满怀疑的境地，这时候文学界的情况就像是张健所说的那样：“精英的独白被众声喧哗所淹没，理想主义往往成为被嘲弄的对象。”[14]写作者要么选择自说自话，要么选择缄口不语。在这两种原因的合力下，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两大现象，一是诗人的自绝，二是诗人的转业（如果写诗本身可以被称为一种职业的话）。

但是还有一批诗歌写作者在这种精神或者说灵魂的困境中坚持了下来。如果说汲汲于制造噱头来叫卖的“民间”派的坚持包含着更多的妥协的话，“知识分子”阵营的表现才更像是对于精致、繁难“诗艺”的纯粹坚持。“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后者在写作中孤独面对现实的“散文化”、在被解构的破碎世界中辛苦建构，就难免常常流露出某种悲情。因为“散文”即为对“诗”的消解。因此，他们建构的“巴别塔”的地基也是破碎的。王家新那些与西方先贤对话的诗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诗歌中，诗人常常能够与先贤们实现精神的共振和灵魂的相逢，但这些诗歌写作的前提却正是诗人在现实社会中遭遇了的无处言说更无从排遣的苦闷。无论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或者欧阳修的“穷而后工”，都表明“言志”多为一种郁结的抒发。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郁结，便这样呈现为一种人文精神的失落和诗人灵魂的孤独。

二、“言志”的姿态：建构“写作范式”

首先我们需要探析的，是“知识分子写作”言志的内容，并且以此导向其诉求问题。为此，我们不妨从张曙光的一首《岁月的遗照》入手。《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由程光炜主编，而该书题名《岁月的遗照》便来自书中张曙光的同名诗——这个集子其实并不能代表九十年代诗歌的全貌，因为它主要收入的却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成果，并且对同时期存在的“民间”一派视而不见。新时代的“散文化”困境首先勾起了诗人们对美好过去的追忆，《岁月的遗照》这首诗写的是诗人面对一张昔日与朋友们合影的照片的遐想与沉思。显然，在诗人的叙述中，过去与朋友们在一起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哦，年轻的骑士们，我们/曾经有过的辉煌的时代，饮酒，追逐女人，或者彻夜不眠/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但是过去毕竟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诗人面对如今的生活，甚至怀疑过去的那“辉煌的时代”是否只出自他的幻想，进而认为历史也“并不真实”。一切美好都成为了过去，这里面或许更多的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感悟，但诗歌中出现的“哈姆雷特”、“荒原”、“圣杯”、“艾略特”、“叶芝”（尽管诗人那时候“并不喜爱”）、“洛厄尔或阿什贝利”（尽管诗人“也不了解”），却分明烙上了80年代的印记，当时的文学爱好者和专业写作者都高涨着理想，对西方文学大为热衷，对未来也充满希望，这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诗人们在90年代与其说是“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不如说是坠入了时代更深的陷阱。北岛在1983年呼唤“重建家园”固然无效，“知识分子”们在90年代对过去的追抚也不能让他们回到当初。一如程光炜所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御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15]既然过去已经成为过去，追忆也只能陷入一种对存在的怀疑状态，诗人们转而开始构建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是新的、却又暗合传统诗歌写作对“诗艺”的执着追求的“准则”。新的方面表现在，“知识分子”早期对精神世界的高蹈探索，在九十年代转向了对现实存在的书写。素材的改变使得他们繁难的艺术实践更有真实感，也更具操作性。这在西川身上有更为明显的体现。西川曾在80年代创作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中体验存在的神秘，探索超越荒谬现实的可能。但是这个时候西川本人还并没有意识到西方宗教并不能解决中国本土问题，不得已在一开篇便用“神秘的力量”这个套语躲避开了对现实存在更深层次的追问。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判断的那样：“游词足以夺理，绮文足以夺义。”西川这首声名在外（一首新诗的声名的“出圈”是很困难的）的短诗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西川在80年代的写作风格，也显露出整个“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在探索救赎的道路上的障碍或者说迷途。进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忍痛放弃那些故作超然的玄思，把更多的笔墨瞄准现实——但他们依然不得不借助“文化”甚至“西方文化”的镜子来观照现实——并在诗歌中描绘新的秩序或者说结构的图式（精英式描绘的方式，或者说对写作技艺的挑战却是一如既往的，是“传统”的）：西川在诗集《大意如此》的序言里说“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而臧棣对生活细部的观察也促使他从琐碎事物中挖掘出具有一系列具有反讽意味的诗章；欧阳江河在新时期也加深了对时代的思考，诗作的及物性得到加强；王家新在90年代却更见倾心于西方这个“他者”，看起来似乎有些逆时而动，但正如上文所说，他在诗中流露出的孤独情绪恰恰成为了时代“沮丧”的反写。

在具体的创作中，张曙光的诗歌中着重对历史沉痛的书写，在《岁月的遗照》《边缘的人》《尤利西斯》等诗作中塑造出一个追抚历史并且感伤现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给出面对现实生活的严肃生存方式；欧阳江河以他复杂的诗歌语言来组织世界，在《哈姆雷特》《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诗中，词与物以一种“反修辞”、“反逻辑”的形式密集交织，以此制造知性上的理解困难，逼迫读者从理性的方向奔向康德所说的那种“崇高”；翟永明就像他在《我策马样表》这一首写于1990年的诗中所高歌的那样——在后来的写作中也“不改谵狂的本性”，凭借对现实问题的观照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开掘，继续拓宽女性主义的视野，也把诗歌从个人化的表达中超拔出来；西川以一种启示性的先知口吻进行创作，在《虚构的家谱》《致敬》等诗中力图继续维护他笃信的“书籍和宇宙的秩序”（《重读博尔赫斯诗歌》）……可见，诗人们在九十年代所意图构建的新秩序各不相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我们将其放在“知识分子写作”这样一个群体的坐标中去看待的话，自会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多元性。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多元性散发的那个原点，也即认识到在不同的特性中诗人们还表现出了一种普遍性：第一，他们都力图通过思辨的斗争来达到一种“自为”状态，追求崇高以升华世俗、确认价值以否定犬儒、积极建构以抗拒解构，以此实现灵魂的理想化；第二，他们都不忘以这种理想化的灵魂来观照现实，并且以历史为标尺来度量乃至批判现实，同时也完成了今天与历史、个别与传统、现象与整体的成功对接。

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写作”群体都不满足于现实的“散文化”，并且都认为有一种高于此在的彼岸世界应该在诗歌中予以确认和追求。《尚书·尧典》中认为“诗言志”可使“人神相和”，可以窥测天意甚至于使得天人合一。《文心雕龙》继承这一观点，亦将诗与神秘天意相贯通，指出“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从这种“人-诗-天”的逻辑来看，“知识分子写作”的“言志”意象，可以说是继承了正宗的“诗言志”的文艺观余续。但是诗歌现实影响力的衰弱，使得他们对彼岸世界的执着不得不囿于诗篇之中。因此，他们只好把诗歌本身视作能力可及的对象。故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写作”在九十年代的“言志”，其路径是书写各自心灵中严肃且崇高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秩序，其旨归或者说诉求，却在于构建一种精神性的、批判性的、能够同时驾驭历史与现实的写作范式，从而重振诗歌的荣光。而写作范式本身向来被视为一种手段，但在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那里却成为了最终目的。

三、“言志”与否：重建诗歌“巴别塔”的可能

一种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诗歌写作范式，其意义并不均衡地散布于对现世一切存在的救赎，其核心仍在于对诗歌本身的救赎。在《倾向》第3期中，“编者前记”中有这样的话：“从一开始，《倾向》就不希望成为一个……呈示和包容性的诗刊，它最好能够指点方向和引导诗人。”所谓“指点方向”和“引导诗人”，显然并不是政治或社会范畴中的话语，而是文学范畴的话语。这种自白式宣言传达了“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雄心，那就是他们想要在“众声喧哗”的局面之中创造一种新的写作范式。诗歌从放弃介入政治以后，写诗便不再是一种政治活动，而是一种对诗艺的探索。程光炜的论断更为惊人，他认为诗歌在90年代从历史的全部坍缩成了历史活动的话语场。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写作”的灵魂救赎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完成，他们的“巴别塔”只能建立在诗国之中，他们的“言志”也只能是一种姿态——一种要“言志”而不要不“言志”的姿态——他们“言志”的内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言志”这种姿态的本身，因为他们正是想用这种姿态来作为诗歌写作的榜样。但是这种“写作”的“巴别塔”是否真能够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指点方向和引导诗人”）成功建构起来呢？

就“知识分子写作”的内部而言，他们的创作逻辑与现实的距离使得他们陷入一种凌空蹈虚的状态，九十年代结束以后，他们的创作便进入难以为继（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创作，就连他们所极力构建的那种写作图式也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通过对“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几位主将的著作在在新世纪的出版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对此得到更进一步认识：王家新在新世纪出版了诗集《未完成的诗》（作家出版社，2007）、《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作家出版社，2013）等诗集；西川出版了诗文集《深浅》（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和诗集《够一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欧阳江河出版了《事物的眼泪》（作家出版社，2008）、《大是大非》（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长诗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凤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可见，首先，“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并没有停止创作，但其诗作的出版体量与九十年代相比则显得较少；其次，他们的这些诗集一般以选集的形式出版，并且大量选取九十年代的作品以为镇场之作；最后，他们在新世纪很少有具有影响力（相对于此前的创作而言）的经典之作诞生。此外，就对他们这一写作路径的继承方面，情况也并不乐观。新世纪以来，消费经济的繁荣发展让“金钱拜物教”的统治更为稳固，诗人首先是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知识分子写作”所追求的崇高、救赎、灵魂等等精神层面的向度一时间被大多数诗人所悬置。而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诗歌的发表变得容易，因此助长了诗歌写作的随意性，诗歌应对社会与诗人本人的及时性也得到增强。这种随时随地有感而发的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所要求的那种“技术性”考究相去甚远。新媒体培养出来的碎片化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使得诗歌文本内部也碎片化泛滥，这种庸俗意义上的“解构”，也和“知识分子写作”所力求的“建构”或者说“完整”不符。大环境如此，尽管仍旧有具有“学院派”气质的诗人在苦心孤诣地写作，但终究只是少数。

就“知识分子写作”的外部环境而言，当时他们想要树立的范式没有取得长久的标志性意义，而意图争夺的“场域”话语权也并没有被其收入囊中。当我们谈到“知识分子写作”的有效性时，不得不注意到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的序言《不知所终的旅行》中的论断：“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在于它颠覆了二元对立思维的语言权威。”从他对该诗集的编选可知，他在这里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写作”，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同义词。尽管序言中他所排斥的是“十七年诗歌”和“朦胧诗”写作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但他也制造了“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与“十七年诗歌”和“朦胧诗”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却并没有引起注意，然而，序言中并未提及的“民间”却因为被忽略而大为不满。两者的话语权之争端倪油然而生。正如王晓渔所说：“诗歌场域的常态，是艺术之争和话语权纷争并存。”[16]“知识分子写作”的假想敌是宣称“民间”立场的诗歌写作，而和前者的日渐式微相比，后者却蓬勃发展，不仅赢得了市场，并且因为其极度自由并且直接观照现实的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却往往借助于“文化”这面镜子来观照现实）方式，使得其创作活动和时代的脉搏更为合拍。“民间”诗歌由此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使得“知识分子”团体要么开始部分接纳其创作，要么退离话语场的中心。但“民间”写作却因为其拒绝意义和崇高等精神向度的内容，关注日常琐碎，宣称“诗歌到语言为止”，由是显露出一种“不言志”的表征。

四、结语

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写作”承袭了“朦胧诗”所追求的诗艺，但以精神追求和灵魂救赎的内核置换了“朦胧诗”的政治诉求，由是进一步迈上“纯诗”之路。这种选择不仅是对政治话语的抗拒，也是诗歌“金钱拜物教”面前失语以至于失落的结果之一种。诗歌精神的失落让“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诗人心怀重振诗歌雄风的抱负，力图通过对各种理想秩序的书写来言说他们重建诗歌“巴别塔”的志向，但这一充满悲剧意味的努力最终在“民间”写作拒绝“言志”的洪流与日渐“散文化”的社会现实中成为了明日黄花。然而，他们“言志”过程中，对于诗歌样式、风格和诗歌精神的多样性探索，却在一定程度上抵达了精致与繁难意义上的诗学标高；他们“言志”的有效性虽可怀疑，但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虔诚与严肃，却是对犬儒与“滑稽”的西西弗斯式抗争——这对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仍不啻为一种可资借鉴以至反省的榜样。

注释：

[1] （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页。

[2] （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3] 杨明：《言志与缘情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73-85。

[4]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3页。

[5] 北岛：回答，《诗刊》，1979年第3期。

[6] 顾城：一代人，《星星》，1980年第03期。

[7] 王小龙：《远帆》，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北京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106页。

[8] 谢冕：《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3页。

[9] 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期：第40-41页。

[10]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8页。

[11] [法]米兰·昆德拉著，：《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12] 洪子诚：《总序》，见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1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

[14] 张健：《新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页。

[15] 程光炜：《导言序》，见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6] 王晓渔：当代诗歌场域中 “学院派诗歌 ”若干状况，《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30卷第2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