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文稿

……水往上升，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新约·创世纪》）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数不尽的无名之辈。他们住在高层，住在洋房，住在公租房，住在小镇破旧的砖瓦房，住在行将就木的中国农村的土坯房，忙着挣钱，忙着吃饭，忙着睡觉，忙着过马路，忙着看医生，忙着不切实际地幻想。据说，在我们上一辈，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悄无声息地过完一生，然后死得干干净净。但总有人要记住那些沉默着逝去的人才好，因为那里有你和我的来历。

我将要记录下的这一个，你们一样不认识。实话说，就连我也不真正认识他。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讲的这个故事千真万确。你们不要怀疑我。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无论如何也不会拿我父亲来做说谎的材料。父亲生于八十年代末，是看着古惑仔电影度过青春期的那一批人。他给我取了个很古惑仔的名字叫江子豪。等我长大以后，发现在同辈人中，我的名字一点也不“豪”，反而很土。他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尽管他有着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对自己有很多期待。他所留给我的，只有这个普通的名字，此外空无一物。这让我感到空虚，感到浮萍无根般的飘浮。我的父亲甚至连记忆都不曾留给我。关于过去种种，关于我父辈的故事，我只得一点道听途说。于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叶，面对残留在乡土世界中的历史，我不得不和我的同辈人一样，凭空发展自己的想象。就这样，两手空空的我，成为了一名虚构文学作家。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我这次要讲的故事一点不假。亚里士多德大概说过诗是普遍真实的这样的话，而我所要告诉你们的故事，却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非虚构，哪怕它只是现代社会日新月异进程中的一个瞬间。但这些马赛克似的瞬间，却足以组合成一个裂变的时代。

但事实上，若不是母亲要我带着她，去到那个绿树四合的度假水库，我是想不起他的。我对父亲一星半点的了解，多半就从母亲口中得来。但那一次，面对一片浩淼水波，母亲终于交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历史。我对乡土世界的想象也因此才略有眉目。这一切多么吊诡，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努力想要摆脱的农村社会，对他们的后辈来说竟然成为了一种想象，被送进了民族记忆的博物馆。闲话休提，接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来说说我母亲口中的父亲吧。他们俩的相处，不过是一年半年的光阴。但是，两人却以另一种如今看来匪夷所思，当时却实实在在的方式，在我拆迁中的故乡，相处了三年之久。

母亲刚在小镇上的茶楼里见到他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委屈。有道是龙配龙，凤配凤，家里人和媒人把自己安排到这样一个男人面前来，说明了自己的不中看。这让人难以接受，她坐在那人对面，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旧相好，心思再往前推，想到了旧旧相好。那个人，和那个人，就算再不成器，也好过眼前这个。这些心理活动，以及当时的情景，母亲至今还记得。她走进幕帘低垂的小包间，见到了正在点烟的他。确认目标无误后，坐下来，便听见对手说：“你终于来了。我叫江浩，你听说过没有？他们说，你在镇上读的初中，你总认识我。”

茶楼的三层楼梯，让她走得有点心跳。她在茶楼低靡的歌声中平静下来，发现眼前这个人留着三七甚至是二八分的长发。头发染过，因为时间太长，只残留一点橘黄色。刘海偏向的那边脸上，赫然有一块红色的胎记。头发遮不住的胎记，大得仿佛半张面具，遮住了半张脸。是听说了这人脸上有一点胎记，谁想到这胎记这么嚣张跋扈。眼睛的领地像是受了胎记的侵略，眯着眯着就成了一双狭长的缝隙。就这样一张脸，衬得他那身崭新的西装也不伦不类，沦落成了马戏团的道具服装。她说：“我晓得。你也晓得我叫许玉兰吧？”

这位后来成为我父亲，而当时却多少显得有些莫名其妙的年轻人说：“我认识的都是混得好的。你啊，我现在认识了！服务员，你怎么才过来，把你们好茶上两杯来。”

那位扎着马尾的女服务员，看着眼前的人说着话，拍着皮包，嘴角便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笑。这讥笑被她看在眼里，心里觉得更不是滋味，好像服务员连同自己也讥笑在了一起。为了显示自己并非没有见识的人，她赶紧说：“我要一杯卡布奇诺。你这里该有吧？至于他，你问他吧。”

他没听明白那几个新潮的字眼，只说：“我也要一杯！什么瓜子花生的，也弄几盘！”

服务员把菜单啪地一合，钻出那面布满污渍的帘子走了。父亲接着说：“你是几班的？”

“二班。”

“二班？你们班没一个出名的人。难怪我读书时没见过你，可也能是你那时候太不起眼了，闷着读书？许玉兰——”

她听着这些话，心里恨得痒痒的，想到若不是媒人介绍，我也不认得你这个丑东西。她转开话头便问：“我闷着读书现在就不来跟你相亲了。你做什么工作？”

他哈哈一笑，答道：“媒人没告诉你？我正找门店呢。在县城找！我要自己做生意了。像你们这样打工，有什么搞头？要搞就给自己搞，要打工就给自己打工。你等着吧，我老家一拆，我马上就把生意做起来，你就可以来做老板娘！你是在火锅店？我要做也做餐饮，到时候你就是坐吧台的老板娘！”

她心里的痒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一点恨。恨自己为什么要坐到这个人面前来，还恨自己出门的时候化了半个小时的妆。一句“谁要做你龟儿的老板娘”憋在嘴边，始终没有说出来，只顾着低头去玩手机上的贪吃蛇。闺蜜赵枚发短信来刺探情报，她回复说：“这哪儿是脸上有一点胎记，这是胎记上有一点脸啊！”

他看她没有搭腔，望着她里的手机，好像看透了她的心思一样，说：“你觉得我长得不帅是不是？等拆迁款下来了，我就去做手术。那时候我顺便还把自己整帅一点。”

这时候服务员把东西送来了。他把其中一杯，推到她面前。她接过杯子，手却避开了他触碰过的部位。此间，他一直在喋喋不休，至于说了些什么，由于年代久远，母亲已经不能转述给我。我也不愿意胡乱编造。她只记得她闷头喝掉了那杯卡布奇诺，吸管发出“嘘嘘”的震动时，她抄起挎包，说：“我还有事情，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朋友在等着我。”

他见势，也要起身，问：“去哪里？我送你！”

“你有车么，你拿什么送？我自己去吧。拜拜了。”

据我母亲所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大概情形就是这样。母亲告诉我，那一回她简直像是逃一样，跑出茶馆。走在那条蜿蜒穿过小镇的河的堤岸，让她觉得自己像是重获自由。她又说，其实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她确实见过这么一号人。之所以见了还记得，只是因为这人脸上的胎记。不过，此前从来不曾像那天下午那样，顶着相亲的名义，这么近地坐在这人对面，所以也就不觉得这胎记有什么了不起。而那天下午，那块胎记灼伤了她的眼睛，几乎影响了她喝饮料的心情。我猜，她想形容的那种感觉，通常被称作恶心。

然而走出来没多久，那人来了电话，询问能否赏脸共进晚餐。她几乎想也没想，就挂断了。站在一座小小石桥上，她转念想，自己被人看上了，而自己看不上对方，这不是说明自己比人家还略高一筹么？这种想法，给了她不平衡的心理一点安慰。她说了谎，她本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朋友在等着她。她走过了桥，沿着小河直接回了家。父母都不在，无非又去了麻将馆。哗哗啦啦的麻将声，悉悉索索的碎嘴声，还有从各种走街串巷的喇叭里冒出来吆喝声，织成一张大网网住了这个群山中的沉闷小镇。按照麻将桌边的父母设想，女儿应该和对方吃过晚饭才回来的，这既是一种设想，也是一种规矩。

女儿的不守规矩，让他们有些生气。这生气中包含了很多意思，比如面对介绍人的尴尬，想起介绍费用的吃亏感，以及女儿不听话的恼怒。母亲甚至说：“怪不得下午牌都打得不安心，哪想到是因为你！”

这句话是她没想到的，同样她也就没想到自己竟会大胆说出这句话：“你们不就是贪图人家几个拆迁款么！”

她的母亲被一句话噎住了。她的父亲这时候把手里硕大的洋瓷缸往桌子上一顿，威严地说道：“你难道不清楚自己是个什么货色？”说时，父亲看了她的肚子一眼。在火锅店打工的两年里，为了两个男人，她流了三次产。

她低下了头，父亲继续说：“你自己找的，又是些什么货色？你当我不知道？”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这不算哭泣，她并没有发出哭泣的声音。

对于他来说，事情在三天后，迎来了转机。媒人带着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带着他，他带着一条腊猪脚，来到了她的家里。这次猝不及防的到访，在她看来仿佛一场密谋。她知道自己的父母在背地里肯定下了不少功夫。于是她的脸色始终像是孀居十年的寡妇一样阴沉，眼睛轮也不轮，仿佛着阴影里的一个静物。在饭桌上，她父亲再一次动怒了：“你莫要忘了自己的斤两！”

她也站起身来，说：“我也不会忘记你打的什么算盘！”

两位客人面面相觑。媒人赔着笑，道：“许大哥！生意不成仁义在，这是做什么呢？”

她冷笑一声：“哼，生意！”

她父亲道：“你给我坐下！”

然而她出了门。跺在楼梯间的受了气的脚步，让生锈的铁栏杆抖动不已。在那座石桥上，她看着发臭的河水以及河边排污管道口躲躲藏藏的老鼠，感到胃里有东西在翻涌着，不禁有些眩晕。时间仿佛定格了，又仿佛像流电一样在飞逝着，直到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她回过神来，去看，一边站着的是那个满脸胎记的家伙。那家伙说：“看不出来，你这个女人胆子还蛮大。”

她看着那张脸，觉得自己倒了八辈子血霉。他往河里吐了口痰，说：“狗日的，等我们屋里拆迁款下来了，你跟着我，我保证你不受委屈。”

她终于忍不住了，说：“你凭什么以为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他说：“我看起你了。”

“我看不起你！”

“你老汉收了我屋里三万八定金。这不是小数目，你晓得你老汉欠的赌债。”

她想跑开，可是全身发酸，迈不开双腿。他牵起她的手，往回走。晚秋的天气异常萧瑟，她觉得自己就是风中的落叶，残破，而且身不由己。在家门口，满脑子都是那就三万八定金该如何归还的她，终于回过神来，甩开了他的手。他在她细细的手腕上留下了几个乌青的勒痕。那一桌人还在喝酒，她觉得自己的反抗渺小得像是蝼蚁。父亲朝她瞥了一眼，道：“你这个死女子，还要人去把你请回来。”

这时候，他大模大样走到席边，倒满一杯足有二两的江津老白干，说：“叔，她的故事我都晓得了。你不用把我当傻子打整，但我江浩不怕娶一个妓女做老婆，只怕娶了老婆去做妓女！许玉兰跟着我，我决不让她吃苦。许玉兰，你现在当着你老汉说，你跟不跟我？”

这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扬，不出意料是在模仿电视剧里的英雄人物。许玉兰愣在原地，心里正懆得慌，只听父亲又说：“你莫还不要脸！”

这句话好像是一把锋利的锯子，再一次剌伤了她的心。她说：“走，姓江的，带我回家。”

母亲给我讲她的这些过往时，表现得异常平静，仿佛在诉说着别人的故事一样。母亲说，就这样，你老汉用一辆摩托车把我从镇上驼回了村里，我也就认了命。哎，人们交好运的时候，总是想不起命运的，只有倒了霉，“命运”这两个字眼才会强行进入他们的视野。我的母亲也是这样“认了命”。但自觉苦命的她慢慢发现，眼前这个男人除了长相丑陋，满口大话以外，却算得上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他不但自己骑三个小时的摩托进县城去物色门面，刺探行情，在生活中，他也像他夸口的那样，事事都护着她，连下地择菜下厨洗碗这样的事，都一马当先了。

他天天都在念着那点拆迁款。他说家里的钱都交给她爹去还了赌债，现在才不得不蜗居乡下。拆迁款即将下拨，他想等钱来了，就去城里做生意，因此抽不开身出去继续打工。他告诉她，他原本在工地上给人开塔吊，无聊是无聊了些，工资可高得很。她问，那你钱呢？他便开始了夸夸其谈，说是曾经有多么风光，身边有一群朋友，各个都是有钱的主。他说，那时候，一顿饭就吃了一万多！她看着眉飞色舞的他，再次感到了不适，只好把眼睛去看院子里的两棵枣树。枣树默不作声，她也决定了再也不反问他任何问题。

但这个山坳里的村庄中，始终有些让她不能理解的东西。有一天清晨，她上山去摘糖果子吃，却在一条小路上碰到了两个老人。老人对她点点头，低声交谈着什么。她让身走过，等再回头时，身后只有一片青色的晨雾，毫不见人的踪迹。回到家里，她没有说这件事情，暗自在村里观察着，却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老人。她终于忍不住，向他询问。他说，你撞到鬼了，他们可能是夜里走过人户，早上准备回坟里去了。她有些怀疑，又有些害怕。他安慰她说，我们这里的鬼又不害人，有什么好怕的，再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等我有钱了，我带你住到城里去了，据说那个地方没有鬼魂。你住在镇上，不也没见过鬼魂么？

就在他对未来的憧憬之中，那笔钱终于打到了他父亲的卡上。村里的人也陆陆续续收到了款项。几乎就在同一天，一群穿着工装的人浩浩荡荡的闯进了村口的那条开满桐花的小路，涌进了这个低凹的村子。那些人挨家挨户发放这一本蓝色封皮的小册子，然后丢下一句话，要库区百姓尽早搬离！

桐花谢尽，桐子青嫩的时节，村里友人率先拿着钱，踏过那座喧嚣又沉闷的小镇，去县城里买了房。去城里买房，一时间出现村里人传人的现象。县城位于三峡库区。这个曾经被更大的水利工程改造后的小县城，现在为了接纳大山里次第出现的小库区的移民，专门在距离县城五公里远的地方，开辟出一块了新区。无数带电梯的高楼在那里拔地而起，像是村里初夏时疯长的竹笋。竹子——实际上是高楼那中空的结构，在等着村民们的乔迁。

在一群因为骤发洋财而不知所措地的村民里，他有些失落。当大家钱进了口袋，不再藏着掖着时，他才发现自己家里收到的拆迁款竟是如此的可怜。但这也不错了，他告诉她，这至少够在县城里去开一个小饭店了。他对她说，我的手艺你是晓得的！她点点头，看见有一群山雀落到枣树枝桠上啄食熟透了的枣子。她没有去驱赶山雀，反倒在心里数着山雀有多少只。他在自我安慰，也在描绘蓝图，而她心里在数着，一只、两只、三只……

他在秋天下定决心，冬天他们一家人就带着锅碗瓢盆，搬到了县城。一个小小的门面被他购买下来，定名为“江家饭馆”。这里临近所谓的新区，但属实更加偏远，仿佛是县城的一块飞地。好在近处有一家棉花厂，有不少工人需要来一点炒菜和夜宵。他怀着不可理喻的热情，从早到晚颠着锅，掌着勺。而她就坐在墙角里，回忆着自己的青春时光。至于他的父母，依然改不了农民的习性，擅自在江边又开垦了一块土地。这里已经田连阡陌，尽是乡下中老年移民的手笔。在更后来的日子里，政府开始管制他们的非法耕种。年轻人早进了更大的城市务工，中年人没了农活做，便进了棉花厂。至于那些耕具，则收藏在了商品房的墙角，仿佛知识分子收藏着线装书籍，吝啬鬼收藏着金银珠宝，派不上用场，但依然万分珍重。那些年龄更大的人呢，只好整日整日坐在江边，望着江面出神。长江流水日夜不息地向东流去，而所谓的县城，就在五公里开外的下游。但这些是后话了。

就在小饭店的不远处，有一排六楼高的廉租房。这些房屋虽然质量一般，但租金低廉。虽然手头还剩了一些拆迁款，但远不足以支付一套新区高楼里的房屋。这些廉租房对他来说就是不错的选择。他屡次去申请，都没有结果。一家人只好在门店楼上租了一间又窄又旧，还散发着一股硝石气的小房间。房子一室一厅。父母住客厅，他们住卧室。他对她说，这只是个过渡，等我们生意做好了，我们也买狗日的大房子住。到那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娶你进门！

明媒正娶是有的，但大房子却哪里会存在。他们的生意逐渐好了起来，父母也不得从江边开垦的田地里跑过来帮忙了。一张一张小方桌，都摆到了马路上。她有时候也发发慈悲，放下手机，去抹桌子，收碗筷。他给客人说，这个女人可是个好帮手！她听到这种话，反感的情绪便如海浪一样卷起，占据了她的身体。她把手里的东西随意一丢，又赌气似的去角落里玩贪吃蛇之类的游戏。

可喜的事情是廉租房终于申请下来了，而她很凑巧的有了身孕。他所许诺的大房子，来不及兑现，便胡乱挑了个所谓的黄道吉日，邀请来两方的亲朋好友，在廉租房的大院里举行了婚礼。母亲说，当她穿着租来的婚纱的时候，当她穿着租来的婚纱站在他身边却没有一点羞惭的时候，当她穿着租来的婚纱站在他身边却没有一点羞惭内心还在盘算着礼金的时候，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这是真的认命了。一条苦命。可再苦的命，总得活下去。说到这里，母亲突然笑了，望着我说，我们那时候跟你们现在可以不一样，都怕死得很，才不会屁大点事就动不动要死。哪个不是做梦推磨子，慢慢就想转了？是的，也许是肚子里的我，让她突然对生活有了热心，又可能是她接受了自己的一份命运。总之，她愿意面对生活了。

宾客散尽，按照规矩她应该跟着娘家人回门小住，然而她不。没过多久，她父母却来城里了。他专门歇了业，和父母一起，在家里陪着老丈人两口。老丈人用一种不满的眼神打量着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屋，对女婿的现状颇有微词，说是其他拆迁户都住上了洋房高楼，你这家伙住个破廉租房，还不如自家在镇上的房子，真是看走了眼。丈夫和公婆都在赔着笑，她却听不下去了。她站起身来去墙角拿了扫把，在她父亲脚下来回扫荡，那些瓜子壳花生壳，被她扇得鸡飞狗跳。她父亲挪也不挪，继续吐着花生壳，教训着她的丈夫：“早先是牛皮吹破了天，现在才看出来你小子高粱杆杆做眼镜，一副空架子！”

她停下动作，望着他说：“还空坐着干什么，谁让你关门的，生意不晓得做。你不吃饭，那些做工的还不吃饭了？”

她一把拉着犹豫的他出了门，往饭店去了。一条和镇上的小河相去无几的臭水沟边，种了一排水柳。他们往前方走着，一阵冷风吹落了千万朵柳絮，纷纷卷向身后那一排廉租房。房里四个老家伙说了些什么，好像也跟柳絮一样无从琢磨，毫无分量。饭店门口用花胶纸搭起的棚子，在风中猎猎作响。第二天一早，她父母就转回镇上去了。而他呢，在猎猎作响的花胶纸下，就已失去了油彩般明亮得有些浮夸的神态。往日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也不知道被哪阵风吹走了。

有一天晚上，窗外整下着绵绵的雨。他突然从床上坐起，对她说，狗日的，房子买不起，车总买得起。她知道他受了她父亲的刺激，也知道家里的拆迁款还剩下五万多，加上结婚的礼金和饭店的进账，恐怕将近八万块了。可一辆车有什么用，眼看肚子大了起来，到时候哪儿不需要用钱？什么是把钱用在刀背上，这就是呀。她这么说着，谁知道他却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骂道：“你懂个卵！尽让那些买了房的人神气了。我现在做着这么好的生意，竟然没得哪个眼热，都以为我是孬的。等老子开上车，他们就晓得哪个威风了！”

她正想骂他发神经，话还没说出口，他又恨恨地说：“老子还要去整容，我晓得我脸上有胎记，晓得你嫌弃我，不用正眼看我！你看着我，你把我看着！”她转眼去看他。他盯着他，黑夜里的眼睛好像冒着红光。她不知道那是愤怒的结果，还是胎记的反光。他突然像是一头野兽一样翻身过来压住她，也不管她正怀着孕，就伸手去扯她的内裤。她想反抗，但没有用，只好望着清冷的虚空，在一片雨声和喘息声中，任由他去摆弄。

第二天一早，他不见了人影。她和公婆守着饭店，直到黄昏时候，他才坐着一辆暂新的红色轿车，从那条积着泥水凼的碎石小路回来了。他从副驾驶走来下，对剩下的几个客人说，兄弟伙们，我江浩今天提了车，车店还给我配了个教练，高兴啊！那个被唤作教练的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一挂血红的鞭炮。鞭炮在一根竹竿头噼噼啪啪响了，红色的纸屑飞满一地。在硝烟里，他宣布：“兄弟们！今天的账都记在我自己名下，高兴啊！”那些工人立马表示祝贺，放下碗筷去观摩他的新车。他笑了。回过神，他吩咐她去炒几个菜，今天要一醉方休！她站起身来，正感到可笑又可恨时，他走过来对她挑挑眉毛，又让她坐着，笑嘻嘻地跑到后厨去了。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在那个年轻人的指导下，初初学会了驾车，随后跑去外省一趟，带了一张驾驶证回来。这时候眼看快要入夏了，上面有人来通知所有移民们，在老家种了粮食蔬菜的，都尽早回去收拾，库区就要进行大清理了。六月初，就开始拆迁，工程队要来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得意地说，还是自己有先见之明，现在有了车，回村里拉点东西多方便。对这句话，她没有说什么，却说忘不了老家那两棵枣树，如果可以的话，拉进城里来吧，就种在饭店前面的空地上。他说，那树是卖了钱的，两百块一棵。

随后，移民们便开始了他们马不停蹄的夏天。他们纷纷从城里返回乡下，去收割他们种下的玉米、土豆和红薯等等并不值钱的作物。在年轻人看来，没有一个老一辈的人会算账。来回一趟三个多小时，花的车费都不只那点钱。在老一辈种田人看来，帐却不是这样算的。

听到这里，我对母亲说，是啊，就在这一本经济账里，我们彻底失去故乡了。

母亲说，你经常念的故乡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乡下的穷土地吗？

我知道我的父辈没有理由不厌倦那片穷土地，没有理由不离开那片穷土地，更没有理由不因为拆迁而满怀希望。有文化没文化的人，有手段没手段的人，有财路没财路的人，甚至口口声声倾诉乡愁的人，还不都从农村涌进了城市？事到如今，父亲举家搬进城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片大地上再也难找到真正的农村了。有的只是我们眼前看见的度假景区，或者佯装风情的农家乐。我忽而想起一个叫费孝通的社会学家，心下有些惘然，只听母亲又说，最后一茬庄稼收了，才算是没了你说的什么故乡吧，但你知道，我们家是没有粮食可收的。

其实，早他在听到要拆迁消息的时候，第二季的粮食，不曾播下地半颗。唯独他母亲，在河对岸悄悄洒了些丝瓜、黄瓜和四季豆之类的种子。他看着那些返乡的队伍，总是翘着二郎腿嘲笑，笑那些人的没出息。不过，人家用小货车，把一堆又一堆东西拉进城时，他的父母却羡慕了，从廉租房跑到新区的高楼中去观摩，去赞叹，去懊悔。父母回来就责问他，你不是夸口说自己有先见之明吗，现在呢，却开不动车了。他听了父母的抱怨，说父母永远是乡下人，学不到一点城里人的样子。他每天炒点饭菜，自己给自己打工，赚的钱不比别人种地多？

返乡的队伍少了，夏天已经很盛大。烈日炙着水面，三峡库区的八月有如蒸笼。父母返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生怕拆迁队已经拆了老屋。那里面还放着一台缝纫机、一架五开门的衣柜、一张樟木打的八仙桌，或许还有一些实在舍不得的别的什么东西。

终于，上面的通牒又下来了，说是本月底挖掘机还是爆破队之类的要进场了，这简直吓坏了他的父母。在不胜其烦的念叨下，他终于同意带着一家人，趁拆毁前，再回一趟老家。于是一家人都坐上了那辆红色轿车，向着乡下去了。

回到老家，废弃多年的村小里，已经搭建起了蓝顶的板房。那是工程队的工棚。但除了不少田地里长满野草以外，四下还是旧日的样子。他推开自家那木扇门，簌簌地落下来一阵梁尘，引起他母亲的一阵咳嗽。

离别家乡虽然才一年多，但旧家里，一切东西看起来都陈腐而遥远，好像是已经属于上一个世纪上一个旧梦了。除了一架缝纫机、一个老式收音机看起来还有点意思以外，其余的东西他都看不上眼，无论如何不允许父母搬上车。在他不注意的时候，他母亲又在后备箱里塞了一个洋瓷盆。她站在枣树下，看见了婆婆的行为，什么也没有说。时间很快过去，夕阳在家门口的河面上撒下了金箔。他不得不阻止父母去河对面摘黄瓜的企图，说要赶着回城。

临别时分，在院子里，他的父母望着这一片的田地和山林，伫立良久。他想催促他们，她却拉住了他。母亲说，当时，她看见了我爷爷奶奶眼里的泪。浑浊的泪水在夕阳中是半透明的样子。等他们回到县城时，路过那片新城区，却看见有很多人围在路边，望着那座高得摇摇欲坠的楼指指点点。当时他们并没有停下车来。不久以后，听人说，是张家老汉回了老家再进城后，一直萎靡不振，终于在他们回老家的那天的傍晚，跳了楼。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跳楼的原因。

张家老汉的纵身一跃，给二十一世纪初的那个夏天，蒙上了一丝神秘的死亡气息。村里有老人说，张家老汉傻得很，不晓得回老家的时候死。也有人说，那有什么用，他是怕死了丢了魂，老家都被要被水淹了，就算死在那里，又能留屁个魂。这种争论让她想起了住在村里的岁月，想起了那些深夜里活人一样四处走动的魂灵。而他只管安慰她，不用害怕，大城市里没有鬼。

时间消泯一切，此后秋天来到，人们很快忘记了那朵开在水泥地上的血花。他的饭店依然红火，而她的肚子，日复一日变大了。医生预计，是十一月中旬生产。看着那个圆滚滚的肚子，他每天都乐得不可开支。看着他的喜悦，她心里升起了一丝难以言说的怜惜。她只觉得自己的心有些柔软。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在没客人的时候，跑到新城区去打听事情。她很好奇，忍不住追问，否则就不许他把耳朵贴到肚皮上来。他打死就是不说，让他千万要相信他没有做坏事。她却并不相信，男人终究是耐不住寂寞。自己怀胎十月，如此辛苦，他却管不住自己胯下的那点玩意儿，甚至都不愿意稍作解释。她躲着哭了，从不让他听肚子里的动静，发展到不让他上床睡觉了。直到那天，他凌晨穿好衣服，说是要回一趟乡下。临行前，他让她多睡一会儿，等他回来，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像我父亲这样一个人，还懂得了给人惊喜，这让我感到意外。难道他做那点事情，还要登堂入室？我好奇地问母亲，他带回来了什么？

母亲的嘴角露出苦笑，道，是一个噩耗。在那点苦涩的意味里，我想到，从出生起，我就是一个没有父亲也没有故乡的人。我顿时明白了这苦涩的含义。这个噩耗，是对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来说最大的噩耗。

母亲说，他离开的时候，我只说他又去偷鸡摸狗，心里咒他死在外面，永远不要回来。结果呢？果然遂了我的心愿。你不是总说什么故乡吗？你父亲，就死在用卖掉老家的钱买来的轿车上。那真是孽缘，在他轿车的后备箱上，还绑着两棵枣树。

后来她知道，他在新区经常回村的人那里，打听到了工程队的施工也许还没有完全展开，偷几棵树也没有人追究。这样，他就赶回去挖树了。那两棵比一个壮汉还高的小树，被他剃剪了枝叶，看起来干瘦又单薄。但就是靠着那两棵枣树，她支撑到了今天，没有动再嫁的心思。轰然变动的大时代仿佛急剧上升的水面，人被卷得多高，被推得多远，都不能自已。母亲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认也是这样，不认也是这样。

后来，母亲拿了一笔保险公司的赔偿。生下我以后，她就独自回到乡下开了一个小卖部，专门给工程队的人卖零食和烟酒。那些外地来的人，相互怀疑自己的工友和她有染。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几年里，她用一种迷信科学的人无法理喻的形式，在乡下日日夜夜与我父亲为伴。直到三年以后，那片水库彻底竣工，一片洪水上升，淹没着那个群山中的村落。所谓的故土再也没有了，父亲才终于消散了他的魂灵。

我陪母亲坐在水库边的长椅上，听她说，你现在长大了，也该知道自己的过去了。说着，她往水里扔了一颗鹅卵石子，一圈圈的涟漪像是一个个句号。我不知道那石头能沉多深，却明白我身上不只有我自己，还有我的祖祖辈辈。失落了自己的历史，我才会感到空虚，感到浮萍无根般的飘浮。但望着眼前的水波，我并没有向母亲说出这番充满哲学或者竟是玄学意味的话语，只有缺乏真实生活的人才需要这个。我望着眼前的水波，又一次想起那些坐在长江边发呆的父老乡亲，他们一定在三十年前就看见了失落了故土的我。我望着眼前的水波，突然发现里面有两棵树的倒影。我侧过身来看，看见了苍老的母亲。

母亲的身后有两棵形体曲折的枣树。树的躯干和它们的根几乎是一个形状。

(原载《当代小说》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