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邦文人七题

一、高处不胜寒

二零零七年冬天，彭图先生来偏关订《五台山》杂志，我们几个文朋诗友陪他吃了顿饭。走的时候，他让我们写些文章，他在《五台山》上给出个专辑。

很快，次年二期的《五台山》杂志就出了“偏关县作品专辑”。

出就出了，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清楚自己的半斤八两。但是，很快有消息传来，说忻州的几个领导看了皆交口称赞：“唉呀，偏关还有这么好的文章”。

我们几个愣住了，何来这样评价？又几乎不约而同一拍大腿：“这是说李金泉的文章呀”。

李金泉，偏关县窑头乡沙坡村人。虽为农民，却是我们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期偏关专辑，收有他的散文《半山遗恨》。

《半山遗恨》写的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情，叙议结合，有高度，有情感，引人无限伤怀。

其实，早在十年前，老李的文章就得到我省学者的高度评价，说他的文章有余秋雨风格。那时，老李欲出版自己的散文集，只身来到太原市南华们东四条，无奈出版部门早已走向市场，他要出集子，还得自费。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只能摇摇头了。

那个时候，我与老李亦并不熟识。直到有一天，他来文联，我才知道，我们偏关，还有这么一个不简单的人。

其实，我也是年轻，未闻他的名字。问了问和我父亲同学的文联秘书长李存老师，才知道老李早在多年前，就喜舞文弄墨。只是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进工厂，跑购销，做起了与文章无关的事情。但是读书，他一直未曾放下。

捧着他未出版的散文集手稿，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我开始在文联的《偏头关》上陆续发他的文章。每发一篇，我都会把样刊捎给他。我不想让他那么好的文章在世间湮灭。起码在偏关小范围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况且，老李的文章还会让《偏头关》增色不少，提高品位档次。

老李也常来文联和我谈论。有时候，他还会到我家里和我长谈。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很喜欢你，我俩是忘年交”。

老李年长我十七岁。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学识与见解，远在我之上。和他在一起，我只有恭恭敬敬聆听的份。

我感到，他其实是个非常孤独的人。他的思想，他的见识，在他生活的周围，甭说找到知音了，连听者几乎都寻不出一个来。碰到象我这么个粗通文墨的人，他就感到象拣了个宝似的。我和他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他只是就他学问上的一些心得见地，找个倾诉的人而已。

他的强闻博记，令我非常惊讶。我也看书．但大都如过眼云烟，看过忘过。哪象他，哪朝哪代，皆能随口道来，哪个领域哪个人物，皆能道尽甚详。

一次他和我说起偏关历史，说天会元年，刘钧建偏头寨。刘钧为北汉王，当时于此立寨究竟是防南还防北？还是个谜。我不太熟悉这段历史，一时接不上他的话茬，只怔怔的看着他。他说，这当然还得再考。

他有一篇文章，说偏关万人会源于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这传说当然指的是万世德石灰煮海的事。万世德是偏关历史名人，他以如此笔调评说偏关先贤，在偏关人眼里简直是离经叛道。文章在《偏头关》发表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甚至打电话到文联，指责不该发表这样的文章。但是通读老李这篇全文，有理有据的考证分析，又会让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不盲从定论的历史研究态度，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偏头关》后来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越来越多的文友都知道了他。大家聚在一起，常会谈论他的文章。大家一致感到，老李的历史文化散文大气磅礴，见解独到，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可惜只能在偏关小范围传阅，如果能请一些知名学者、编辑写些推介文章，炒作一下，结集出版发行，说不定还能引起轰动效应呢。

一次文友爱民与我说起金泉，说金泉也常到他家里和他闲谈，其感受与我同出一辙。我和爱民感叹道：偏关地方太小，他委实是找不到一个能与他对答如流的人，只能退而求次之，和我们这些同乡后学交流一下。我想，每当夜深人静，他定会面对浩瀚星空，与古人，与那些大师的灵魂神交久久。

后来，爱民与我先后乔迁新居，与老李见的面越来越少。再后来，听说他病了，也不知是啥病，心中甚是挂念。想去看望一下，因每天得到单位应差，脱不开身。想打个电话吧，他的家里没有电话。

二零零八年二月份，《五台山》出了偏关专辑后，有老李的360元稿费。我想，总得送去吧。打通他邻居的电话，老李在那头的声音明显衰弱了许多。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是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我心里想，赶快去看看老李吧。

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约了文友爱民，一同去看望老李。我俩走进他的小院，见院子里杂草丛生。走进他的家里，见他形容枯槁，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的家里除了炕上有一个小方桌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真正称得上家徒四壁。我的心中霎时涌上一股莫名的悲凉。他面前的方桌上放着一本《十三经》，旁边搁着一个放大镜。我心想，他的眼睛是不是也看不见了。

从他家里出来，我想，写一篇文章吧。虽然我才疏学浅，不能道他万一。但我还是想写一下他，不是评论他的作品，只是想让我们偏关文化圈子里的人记着他。因为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大师级人物。

二、故园淘金者

二零零七年冬天，卢银柱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偏关志整理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大十六开，沉甸甸的，感觉有些分量。翻开一看，吃了一惊，他居然将民国四年版的《偏关志》进行了校注，同时增补了一些颇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敬意。

时隔四年之后，也就是二零一一年，老卢的第二本著作《偏关古碑文集》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我在再次惊讶的同时，对他的敬意又添了一重。我决定写几句话，说说老卢。

卢银柱先在县志办，后调到政协文史编辑部，与我熟识。他生的高大英俊，性格却古板传统。我有时瞎想，如果银柱年轻二十岁，与女孩谈恋爱。初见面，可能人家一下就能相中他。深交，女孩必定会拂袖而去。因为他是个认死理的家伙。

银柱的认真，我是领教过的。记得有期《偏头关》，登有银柱的《偏关万氏历史人物考》。我对有些细节不太熟悉，所以在校对时，请银柱本人校对。一字一句，他校得极为认真，而且亲自跑到印刷厂，和打字女工絮絮叨叨逐项说明。有些古僻的字，电脑实在无法敲出，银柱就用偏旁部首嫁接组合。勉强弄好，可一排版，那个造好的字又被挤得寻不见了，只得重来。好不容易整住行子，银柱又觉得先前某段文字需要修改，于是拆乱再改。如此反复，没完没了，让那个女工很是头疼。光他的一篇数千字的文章，就校对修改了三天。到最后，那个女工几乎眼泪花花，快要哭了。我也是搞文字工作的，哪有银柱这般认真。甚至有时我都觉得他好生泼烦。可过后一想，银柱是对的，应该这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若图快捷省事，以致谬误百出，岂不以讹传讹，误导众人。

银柱是个好学的人。他有时到我办公室，只要看到报上有历史方面的文章，总要问我：“这报纸还有用吗？”我知道他的意思，每次都手一挥：“只管拿去。”他便喜滋滋地揣在兜里。

银柱还有诸多“怪异之举”。哪个村里有古碑，他只要听说，总要设法将碑文抄录出来。有时人家不与方便，他就死磨硬缠，直至淘到为止。前几年，他闻得明代定襄人傅新德与偏关乡贤万世德同朝为官，两人私交甚好，其记述里有万世德的部分资料，便数次打电话到上海图书馆，央求人家把资料复印过来，担心人家不给方便，就早早掏了二百元钱汇过去。在省图书馆，他一个人汗流浃背地从线装本《宁武府志》中抄录了涉及偏关部分的近三万字的资料。这在常人眼里，简直不可理喻。就是那些现代人看来，怕也要将之归入“行为艺术”一类。

一九九八年，银柱奉命到县委组织部编写组织史。三年多时间，他上下求索，不辞劳苦。有时候到一些单位查考资料，遇上人家正忙公务，他便耐心等待。有时候他三番五次到一家单位，人家嫌烦，不给他个好头脸，他就厚着脸皮侯着。记不清是二零零零年还是二零零一年盛夏的一天，我因赶写一个材料，迟下了一阵班。刚出楼门，就碰见银柱端着一碗方便面进来。我问他中午有何事。他憨憨地笑了笑，说是组织史资料本印出来了，他赶着校对。下午上了班，我和单位上的一个同事说起银柱的事，同事吃惊地瞪大眼睛：“还有这样的工作狂？”

一次我和几个文友闲聊。大家说，除了银柱，现在全县怕是再寻不出一个像他那样痴迷钻研县志的人来。百年之后，偏关县的历史研究，怕是要断代了。大家感叹着，一时还觉得话题有些沉重。

最近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要将银柱的这两本书取出来，翻上几页。看着他那一字一句的注释，我心潮翻涌。银柱无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对于现在偏关的年轻人，他的这两本著作是多么好的普及历史了解家乡的本子啊。银柱有这两本书，也奠定了他在偏关历史文化界的地位。再想起他那刻板古怪的样子，竟觉得他是那么可爱。

三、文化人的担当

我娘娘有个奶儿子，小名刘三，我称之为奶爹爹。我奶爹爹我当然是认得的，他的兄长刘忠信，虽是县内有名的文化人，我却并不认识。我小时候只是听说，他在县博物馆工作，在历史与文物考古方面“有两下子”。记得有一年，我父亲锄地时捡了一小块有花纹的瓷片，说是要让忠信哥看看，也就是鉴定一下是哪个朝代的，这就更加深了我对刘忠信老师大名的“印象”。后来长大了，在宣传部门工作，对文化圈内的事情比较关注，才终于“认得”了刘忠信老师。偏关与雁门、宁武合称外三关，声名显赫，来偏关的文人记者多。央视、省台，但凡有来偏关拍摄有关长城边塞节目的，刘忠信老师必被邀请陪同。我在电视上，不止一次看到两鬓斑白的刘忠信老师站在野外，这儿指指，那儿指指，详尽解说着偏关境内的长城，解说着三关历史。我虽然在电视上“认得”了他，却一直未曾与之近距离见面。

二零零八年春天，县委宣传部拟出本《偏关民俗文化》的书，让我联络几位乡土文人编写，其中就有刘忠信老师。电话里，刘老师一口就应承了。我心里感慨，真是老文化人，有文化担当意识。一天，给各编写人员开罢会后，参会的卢银柱同志说一年前沿黄公路开工，挖出了一块碑，是为明代兵部尚书万世德的妻爷爷所立，碑文由万世德所撰。万世德为偏关历史人物，史料上记述很少，碑就显得极有历史价值。碑挖出后，暂放在政府后院草坪上。银柱邀大家一起去看碑。众人来至政府后院，在草坪上寻见那块碑。刘忠信老师一见碑还在草丛里，就心疼地连连说：“怎么还放在这里？怎么还放在这里？放在这里，风化雨蚀得可厉害哩”一边说，一边抚摸着碑文，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并一再叮咛我，一定要和有关领导反映一下，尽快保存起来。望着一头华发的刘老师殷切诚恳的眼神，我再一次被感动了。责任，情怀，境界，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啊。

后来，宣传部崔部长约请几个编写人员又开了个座谈会。会上，说起偏关历史。刘忠信老师说卢银柱校注增补的《偏关志》所录明代何乔新《咏偏头关》一诗中“土屋余唐俭，金城巩晋强”一句有错，“余唐”本为“佘唐”，旧戏文或章回小说中的佘唐关其实就是偏头关。一下说的大家怔乎乎的，包括从事史志研究多年且成果颇丰的银柱本人。他的话立即引起了崔部长的注意。崔部长马上吩咐刘忠信老师，让他专门写一篇关于佘唐关的文章。很显然，晋北杨家将的故事广为流传，如果佘唐关即偏头关一说成立，与杨业有着姻亲的佘族人不就与偏关沾上边了吗？与历史研究与民间文化认同都有很大关系，意义显而易见。

刘忠信老师当即应允。果然，十余天后，刘老师就写了篇七八千字的文章，专门论述佘唐关与偏头关的历史缘由。刘老师引经据典，先由蛇图腾说起，引出佘族。说唐宋时期，佘族就居住在偏关、河曲、保德及陕北一带，并以偏关出土文物印证。再由唐隆镇说起，一直说到佘唐关，说五代十国时期，群雄割据，迫于形势，佘族也宣布独立，但仍打着唐的旗号，历史上称之为佘唐。随着契丹西侵，唐隆镇改镇为关，成为抵抗契丹的佘唐关。从唐隆镇改名佘唐关，再到偏头砦的建立，尽管只二十余年，却是铁定的事实。虽然后来金兵南下，偏头关失陷，一部分人随南宋王朝迁到了福建、江浙一带，但仍有一部分佘姓族人改佘为厍留在了偏关。

看完刘老师的文章后，我当即决定在县内的《偏头关》上发表。我想，首先要让偏关人知道佘唐关，认同佘唐关。历史不能误导，传播却是必须。

我虽然与刘忠信老师相识时间不长，但从他身上，我感到了一种学问气息扑面而来，让你如仰高山，如沐春风，油然而生文化人特有的神圣与自豪。

四、能吹能写的人

李存老师是我的同事，从一九九四年我调入文联算起，我们在一起已经十八年了。他与我父亲同学，如果我们俩不在一起共事，我该称他叔。但我一直称他老师，不是业内的客气，因为他在我们中间，是个多面手。

大概是一九九三年，我当时还未到文联工作，写了一组散文，其中一篇是写秋天的，文中引了唐人刘禹锡的《秋词》。稿子投到县文联的《偏头关》，李存老师看了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你所引录的诗中有一字写错了，不是自古逢秋悲寂寞，我言秋日胜春潮，而是自古逢秋悲寂廖，我言秋日胜春潮”。我一看，果真写错了，那个字正在韵脚上，一念，还真叫人汗颜。

后来调入文联后，才真正感觉到他的博学多才。他有一篇《红上衣》的小说，写街上搞有奖销售，“我”兴冲冲前去掏了四十块钱买了件红上衣，奖却什么也没抓着。回来家后，妻子嫌艳，女儿嫌赖，红上衣只好扔进柜子里，家人寻衣裳时，又把这件红上衣从柜子的上面刨到下面。后来为打发眼不见，“我”又拿上红上衣到估衣摊子上换了条裤子，没想到回来一试，裤子窄得就像裹在腿上似的，遂一气之下填进炉子里烧了。妻子问“我”烧着了什么？“我”掩饰地说：“可能是别人家烧垃圾”。不料有一天妻子上街在估衣摊前，看见有个女人买了件红上衣，回来和“我”感慨地说：“跟咱家那件红上衣一模一样，才掏了十块钱”。这篇小说只两千字，却让人回味无穷。很长时间，我总也不能准确地总结出小说的题旨，思索却始终不能停止。就像一杯热茶，看上去不过是几片茶叶泡在水里，但那袅袅升腾的茶雾，却捉摸不定，又感觉总是很大一片。我感觉这是李存老师最得意的作品之一。一九九九年，他又写出了《牵绳子的老黄》，这是篇动物小说，写主人从城里买了毒鼠强，投放在村后大田里。村里的猫因捕食已吃上毒药的田鼠，相继中毒死亡。主人怕家里的老黄猫也中毒，就给老黄猫脖颈拴了个废弃的秤砣。一日，老黄猫见家里柜旮旯钻出一只老鼠偷吃小主人的饼干，就“嗖”地跃出去捕捉老鼠，不料被秤砣一拽，碰落了女主人心爱的花瓶。女主人回来见老黄猫打碎了花瓶，就气恼地踢了老黄猫一脚。老黄猫内脏出血，临死之前咬断秤砣上的青麻，按照猫族时代演习的传统，含冤爬向村外。文章结尾又写主人一家三口寻不见猫，“咪虎虎，咪虎虎”呼唤猫的声音。这篇小说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大问题，寓意深刻，后来在《五台山》发表会，获得了众人一致好评。

其实，李存老师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老本行二人台。来文联之前，他在文化馆钻了十多年。在那里，他写了好多二人台剧本，曾数次参加省、市民间文艺调演，斩获很多奖项。偏关县的许多二人台演员，都尊称他为“李老师”。在偏关，他算得上是二人台方面的顶杠子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写剧本，还由于他精通二人台曲牌的演奏，无论是拉二胡、哨枚，还是打扬琴，都是行家里手。每年正月里一些乡村闹社火，二人台班子遇有人员调不来时，李存老师总是被“呼”来“换”去，应急救场。就是在二人台研究方面，他也是县里唯一能在理论方面拿出文章的“专家”。二零零七年，作家出版社出了本《漫话二人台》的集子，就收有李存老师的《二人台曲牌音乐的民族民间特色》一文。文章说，二人台的主梁子乐器就是四胡、扬琴、枚三大件，其余乐器都处于辅佐地位。这三大件若有一件缺失，就会大大削减二人台音乐的民族特色。同一个曲调，如果不用枚而用梆笛，就会失去粗犷豪放的特色；如果不用四胡而用二胡，音量就会显得单薄；如果不用扬琴改用手风琴，就会完全失去二人台音乐的民族风味，好像外国人说中国话，总感到一股洋味。诚如田昌安老师在序言中所言：“这显然是李存多年来的实践与思考”。

李存老师的“杂”，不单指的是他在文学与音乐两方面有所建树，还在于他对地方文化的整理与研究。一九八七年，他曾主编过《偏关民间文学集成》，获得了地区一等奖。后来他还参与了《偏关民俗文化》一书有关章节的编写工作。他的《偏关二人台》、《偏关丧俗与鼓吹乐》等文章也被各种文集采用。二零一一年，他所主编的《偏关民间歌曲集萃》也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存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

五、父亲也是文化人

我的父亲黄新录，也称得上是一位乡邦文人。我之所以混迹于小城文化圈内，与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父亲不是国有专业文化人才。昔年，他只是一位民办教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得转正。说他是个农民其实更为合适，也更为准确。他一生没有离开乡村。二十年前曾在偏关挂职（后为省作协党组书记）的张明旺先生曾这样评价父亲，说他既没有做过官，也没有从过政，是偏关真正的闻贤隐士。

父亲热爱乡土，热爱文化。年轻时热衷于新民歌创作，曾有作品发表在《中国歌谣》报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著名诗人公刘先生下放到忻州，父亲有缘认识了这位大诗人。公刘先生十分喜欢我的父亲，多次就我父亲诗歌创作给予指点。后来公刘先生离开忻州，返回安徽合肥，很长时间与父亲保持通信，经常给父亲寄赠书刊。一九八七年，偏关县文化馆将父亲创作的民歌辑录成册，取名《新录民歌集》，可以说这是父亲的第一本著作，曾以《梧桐雨》饮誉全国时在地区文联供职的作家张玉良先生为集子做了序。

九十年代初期，父亲转而开始了散文诗的创作，且成绩不菲，出版了第二本著作《心灵上的露珠》。当时我已参加工作，爱好涂鸦，集子里附了我的一些所谓现代诗。可是，父亲的散文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好评如潮。而我那时不成熟的诗作却让我在后来万分脸红。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有人索要诗集，父亲往往慨然应允，我却扭扭捏捏，不愿拿出来示人。

说父亲是个乡邦文人，其实指的不是他的诗歌创作，更主要的是他对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父亲热爱民间文化，他搜集的传统民歌，有不少入选了省市民间文学集成。他的《漫谈偏关民歌》一文也在《研究与辅导》得以发表。出了散文诗集子后，父亲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偏关方言的搜集、研究和整理上，收集方言，需要漫长时日。父亲每搜集一个，便及时记录下来。有时在田间地头，无纸记录，就掏出纸烟盒子，记在其上。点点滴滴，日益汇成江河。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类分析，形成体系。终于编印了他的第三本著作《偏关方言词汇》，著名书法家陈巨锁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后来，父亲又请偏关籍才子郝瑞先生为搜集的方言词汇标注了国际音标，使方言词汇更加具有了学术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父亲进一步将《偏关方言词汇》整理成《偏关方言志》。《偏关方言志》的成稿，可以说填补了偏关方言研究的空白。煌煌一部大著，可惜因为没有条件印刷，没有富余资本出版，至今束之高阁，锁在书柜里封存。

父亲一生不得闲。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搜集、整理、编印了第四本著作《偏关俗语集》。一个普通人，接二连三出书，也不简单吧。父亲出的书，虽印刷粗糙，却真正有分量，有价值，被不少偏关人收藏。一些公家单位还登门索取，说是当成土特产向外边来的客人赠送呢。偏关引黄工程轰轰烈烈建设的那几年，来偏关的人特别多。有一年，《引黄工程报》的一位记者还专门采访了父亲，写了一篇人物通讯，登在报纸上。一九九九年，市文联编了一本书《忻州文艺五十年》，里边就有有关父亲的记述。

近几年来，父亲又致力于偏头关的历史研究，零零碎碎，写出了四五万字的文章，详尽解说偏关旧城每条街巷的来龙去脉。捧读父亲的文章，想起父亲或点灯熬油遍查典籍，或走街串巷遍访老者的情形，我十分羞愧，专事文化工作的我，所付辛苦与所获成绩竟不及父亲的十分之一。

六、清贫的坚守

我的文友高政清，是水泉乡文化站辅导员，但每月财政仅补贴其五百块钱。他的身份有点与几年前流传的那个“副处级”妓女的笑活类似，说他没吃上“皇粮”吧，公家还多少给他点钱。说他是公家人吧，他依然是农民身份。可他“衣带渐宽终不悔”，“烧酒盅盅挖米不嫌哥哥穷”，始终热恋文化事业，并把自己的一生嫁给了偏关的文化事业。可见他对文化是真热爱，绝非一时的附庸风雅.

政清年长我许多。一九八七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记得他就是《偏关民间文学集成》里“歌谣”部分的主编和“谚语”部分的责编。一九八七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等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抢救民间文学，全国各地都在搞“三集成”，即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集成。其时，他受县文化局指派，负责偏关一地的民间歌谣谚语的编修。《偏关民间文学集成》一书出来后，很受当地群众喜欢。记得我父亲曾带回家里一本，我竟扔下作业，彻夜翻读。许多年以后，我和政清谈起这事，我说，那本书编得很好。政清说，那段时间，他被关在县文化馆，终日进行编校，搞的昏天黑地，焦头烂额。一天晚上，电影院上映《大决战》，与他在一起工作担任偏关民间故事主编的李存老师觉得太憋闷了，想出去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就约他出去看电影。二人遂结伴走出文化馆。刚走到半道，他因为心里放不下工作，又返了回去。不意这次返回来，竟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偏关谚语有云“馍馍歪，众人揣”。他左看右看，发现那个“馍馍”，不是“馍馍”，而是“馒馒”。哎呀，坏了，这岂不成了“馒馒歪，众人揣”。于是赶紧改过来。政清给我讲完这个故事，我刚喝进去的一口茶水一下就喷了出来。

我说，想不到，编辑部的故事竟比所编民间故事更加有趣。政清不是个幽默的人，他的认真和有板有眼，更加突出了故事的可笑。他说，要不是返回去再看那一遍，书出来后，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我就想，政清是个有心人。

政清的有心，主要体现于他对文化的忠诚和坚守。既委身于文化事业，就不改初衷。县里每遇编撰文化类辞书，总要政清参与。除前面所述参与过《偏关民间文学》编写外，二零零八年，他还参与过《偏关民俗文化》一书里有关“丧俗”章节的编写工作。他所在的乡镇，与内蒙接壤，历史上有赫赫有名的“鸿门口”，既是明代蒙汉“互市”之地，也是清朝走西口的要津，曾一度繁华。政清近水楼台，考察史书，走访遗迹，写出了《鸿门口》、《浅谈鸿门利市的历史规模与功绩》等文章，发在《西口文化》、《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专业刊物上，博得好评。二零零七年，忻州市成立走西口研究会成立，编撰《实录走西口》丛书。政清又按研究会会长田昌安老师的安排，深入当地调查研究，前前后后，竟写出了十余万字的文章，诸如《偏关雁行人》、《长城内外是家乡》、《偏关酸饭走西口》《大漠牧羊人》等等，为顺利完成《实录走西口》的编撰工作做出了显著贡献，也为宣传鸿门口及西口文化做出了莫大贡献。

政清是市戏剧研究院特约剧作家。他先后写出了十几个二人台剧本，二零零四年，忻州市征集二人台剧本，政清的一个本子竟一举夺冠，令评委和诸多剧作者侧目。后来，忻州市王生宁同志根据政清获奖的二人台本子，将之改编为电视剧，由市电视台拍摄播放。二零一零年腊月，政清突然告诉我，说他的剧本《称心》参加了第三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荣获三等奖。一个农民，获全国大奖？我一时有些不太相信。但政清手里的获奖证书，无疑告诉我这是真的。我在高兴的同时，立即写了个消息，送给《今日偏关》周报。我觉得，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政清，政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政清经常对我说，他实在是没有时间，一大家子人，他得养家糊口。我感慨万端，假如政清有个安稳的工作，有份稳定的工资，能心无旁骛从事文事工作，真不知道他的成绩会有多大。闲暇之余，我常拿政清和自己比较，我想，若换了我，处于他那样的境地，能甘受清贫，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文化工作吗？扪心自问，怕是难有他那般的坚持。他是令我肃然起敬的一个人啊。

七、古城活字典

徐尚忠是位老先生。他是一位画家，曾有画作发表于《山西画报》。他是我们偏关古城的“活字典”。

他之所以被称作“活字典”，并非指他年龄已逾八旬，经历了诸多世事，而是指他绘制完成了《偏关古城复原图》。偏关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尤以明代最为突出，因其处于汉蒙交接地带，太原镇总兵曾在此驻防。太原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九边重镇之一。我的同事李存老师曾就二人台代表剧目《走西口》中一句戏文“家住在太原”引发思考，撰文推测剧中的“太原”十有八九指偏关，为此惹下乱子，河曲韩瑞先生在《忻州日报》上与之展开了好几个月的争论。韩先生的意思是“太原”是个很大的概念，偏关当是其所辖的一个区域。韩先生可能不晓得明宣德至嘉靖年间偏关设立太原府太原镇这段历史。照韩先生的话来讲，现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就不是指岢岚了。这岂非咄咄怪论。我们姑且不论这段笔墨官司。但偏关在历史上称“太原”确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徐尚忠老先生所居住的那条街就叫“府街”，“府街”因何得名，盖因太原府同知衙门街道而来。从府街出来，通向主大街有一道坡，叫太府坡，太府坡因何得名，就是因为它是太原府同知衙门坡街。这些街名一直沿用到现在，我们能把偏关与“太原”分隔开来吗？想分开都不可能。这就是说，李存老师的推断绝非空穴来风。二零一零年老牛湾旅游文化节期间，山西省著名历史学家高春平先生来偏关。有人专门咨询高先生：“太原镇是不是在偏关设立过”？高先生瞪了其人一眼“你们当地人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太原镇肯定就在你们偏关”。

说徐尚忠老先生，怎么扯起太原与偏关的渊源呢？不说不行，这是前提。

只有知道了偏关即九边重镇太原镇，才能凸现出徐尚忠老先生《偏关古城复原图》的价值和意义。徐尚忠老先生所绘的《偏关古城复原图》，就将偏关旧时的城楼、官署、兵营、马场、粮仓、街道、市场、民居等一一标注了出来，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直观的历史画卷。你能说这不是一幅宝图吗？你能说这对于研究偏关历史，打造偏关边塞特色城品牌没有意义吗？

这就是徐尚忠老先生的文化贡献。

我们黄氏在百家姓上是名门大姓，但在偏关只寥寥几户。听老辈人说，我们祖上是从南边来的，是做弓箭的兵卒，而且就住在偏关城里。但多少年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嘿，一查徐老先生的《偏关古城复原图》，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们老祖上原来就住在南门城楼附近的箭匠巷，与之对应的还有一条巷子，叫弓家巷。不是徐老先生的《偏关古城复原图》，到现在也搞不清我们黄姓这一门在偏关的来龙去脉呢。

徐尚忠老先生显然不是神仙，他也不可能生来就知道偏关的一切。那么，他是因何绘制出《偏关古城复原图》的呢？一则因为他是个有文化的老先生，对偏关掌故知晓的比常人多。二则是在他幼年时，得益于一位前清老秀才给他讲过偏关城的历史。几十年来，他一边根据这些回忆，一边考证查访，同时翻阅史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完成了《偏关古城复原图》。

二零零一年，偏关万人会期间，我到白衣殿赶会，遇得徐尚忠老人。老人正在白衣殿主大殿给前来敬香的善男信女讲解偏关古城的前世今生，主大殿的正面墙上就悬挂着老先生的《偏关古城复原图》，我不禁对老先生肃然起敬。我借机同老先生交谈，他约我到他家做客，我欣然应允。没想到，老先生就住在白衣殿，与僧侣为伍，与神像作伴。

细问之下，方才知晓，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任县文化馆馆长的老文化人，家境十分贫困。他也算得上是偏关的一介名儒，却无能安排子女们的生计就业，几个子女如今都过着普通小老百姓的生活。他说：“他们尚且挤窝扎窟，我就只能呆在破庙里了”。

唉，我长叹了一口气。

但《偏关古城复原图》却受到了小城文化界和地方主政者的一致好评。《偏头关》曾以专版彩页的形式予以刊登，据说文化部门还专门收藏了老人的《偏关古城复原图》。某年县里召开旅游文化座谈会，有关领导还专门邀请老先生赴会做了发言。

二零零九年，我因领命编辑《偏关民俗文化》一书，就婚丧习俗部分的有关章节，向徐老先生约稿。徐老先生不负所托，整理出数千字的文稿交付于我，使《偏关民俗文化》一书如期出版。书出来后，宣传部门领导略表寸心，让我给老先生捎去六百元稿费。我几经打听，才知道老先生又从破庙搬回了府街徐家老宅子。进得他家院子，掀开老人的门，才知道老人住在“寒舍”之内。时值冬天，老人的家里只烧着一个洋炉子，又为了省炭，还棚着火。墙壁上尚有冻冰，老人就睡在一支木床上。我一下就想到了金泉老李，为什么文化人的际遇竟这般凄凄惨惨戚戚。

我的脑海里回放着老人为考证古城热切切奔波于大街小巷的镜头，再看看眼下他走风漏气的寒房冷室，两相对比，我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