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娴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
有时我会疑惑：作家究竟是文字的主人，还是文字的奴隶？
懵懂无知的年纪，我就被3000汉字招引着，渐渐进入了文字的深处，赤足在荆棘和火焰中跋涉，一去难返。从此不得不与文字相拥相博，相依为命。也曾经试图摆脱它，过最庸常简单的生活，可是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摧毁，一粒已经发芽的种子。
不要鄙视即使最渺小的种子，也可能孕育一个鸟语花香的春天。
在那些迷惘苦闷的寒夜里，只有靠文字取暖，它让我学会了像一块煤，在沉默中酝酿明天的火焰。
有人曾经评说我的文字带有与生俱来的芒刺，像结满红果的荆棘和脚下的蒺藜一样伤人；也有人说我的文字是“小镢头”，每一下都抡得太狠，连泥带根都刨出来了，这样冰冷坚硬的文字，不应该出自女子之手。
我曾经为这样的评价叫屈过，毕竟作家也是在乎自己的性别的。其实有哪位作者的心是真正冷硬的？如果心底不埋藏着一座火山，如果这座火山终生都没有爆发过，不会是真正的作家。
卡夫卡说，我们应该看那些伤害和捅我们一刀的书。我写得很痛，但不一定有捅人一刀子的力量。有时我甚至担心，在现代人看来，那种“捅刀子”的作品会不会很傻很笨，很过时？
二
我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年代跨度却比较大，从古代、民国到现代题材都有，内容或以人物为主，或以事件为主，或者干脆以动物为主。有飘逸如传说的美少年，在不合时宜的时代里注定毁灭的悲剧（《吹笛少年》）；有草原的哑女与都市旅人缱绻伤感的相逢（《哑女的草原》），有时空错位痛彻心扉的纠结爱情（《前世飞来的蝴蝶》）；有封建大家族在时代变迁中动荡飘零欲罢不能的命运，伴随着两位身世地位不同的女子爱恨交缠的一生（《似乳双冢》）；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传统妇女宿命的结局（《一生》）；有现代文明的冲击，对人们日复一年的生存方式造成的伤害和影响——甚至连那些曾经与人类相濡以沫的动物，也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最后的马》）……
作家也是普通人，也曾如你一般天真。但无论何等天真的人，当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时，其实早就有了作家的心，作家的眼睛；当一棵青涩的树渐深渐浓地染上了季节的沧桑，它对风刀霜剑的感受一定不同于过往。在我的作品中，一条狗可能比人更具人性（《布什与我们的生活》），一匹马的命运也清晰地折射出喧嚣时代的投影（《最后的马》），旧时的土匪并非个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可能比被绑的人更可悲更无奈（《绑票》）；古老小镇上连狗见了都吓得夹着尾巴逃跑的浪子，却是离经叛道敢爱敢恨的好汉（《麻脸黄》）；混沌的心灵，一旦被爱情的钥匙打开，将是一个更为澄澈美妙的世界，而静谧的心湖一旦被一粒石子激起涟漪，留下的将是更为漫长的孤独寂寞（《哑女的草原》）；只为霸王在乌江边惊天动地的拔剑一刎，两千多年前的垓下，曾留下无数文人墨客的凭吊歌哭，但在我笔下，英雄美人只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一对儿女。我愿赤着脚，在月光下捡起他们冰凉的名字，用笔还给他们生命的温度（《垓下残阳》）……
作家与画家不同的是，面对着同一棵树，画家可能会画尽它所有的叶子和枝桠，甚至导致它摆动的南来北往的风，但画家只画能呈现的东西；而作家，必须在给了读者一棵树之后，又带领他们去寻找地下的根系，并最终让你明白这棵树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它一侧的树干为何会引来雷劈电击？
一部好的作品，必须有广度，更要有纵深。画好一棵树就是个好画家，而写好一棵树却不能带人去寻找树根的不是好作家。
在我有限的小说中，《吹笛少年》和《哑女的草原》是较为偏爱的作品。读者或许陶醉于它文字的唯美，可是那种美对我来说，字字如火，如血。它们都是很早的作品了，简单的故事却是在历经了多年的磨砺后，才逐渐丰满的。因为当初，我还没有呐喊的勇气、思索的深度、拷问的力量。只有在泪水中洗涤过、在烈火中焚烧过的灵魂，才能获得最终的超脱和救赎，作品也一样。
《哑女的草原》脱胎于我18岁时写的一首诗，一直锁在抽屉里，直到有一天化为一个故事，来诠释青春的无助和那些难以言传的压抑与渴望。不同的人看了，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这篇小说在我所有作品中，出现的理解偏差最大。
《吹笛少年》来自一个更为久远的故事，久远得像石头一样几乎失去了体温。很多人心碎于那个少年的死，觉得不应该：既然美得如此超凡脱俗，就不该跌落现实的尘埃……但在那样一个肃杀的年代里，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注定了夭折的命运。作品中人物命运的走向，其实不是作者能掌控的，面对着结局，作家有时比读者更无奈。很多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都是必然。在历史面前，作者只有讲故事的权利，没有随意决定主人公命运的权利。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与身处的环境和时代无关；再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让一支笔随心所欲，信马由缰。
连托尔斯泰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何况我们。
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曾经感叹人类“种的退化”，从另一个角度表达出对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某种失落感。
不知为何，我更愿意在动物那里寻找“人性”。我几乎写遍了记忆中那些熟悉的生灵，从卑微的癞蛤蟆、青蛙、蜥蜴、沙里狗、老鼠、猫、狗、蚯蚓、猴子、鸡鸭、鸟雀，到那些体格庞大的牲灵：驴子、牛、马、骡子……，它们出现在我的小说、散文、童话里，甚至成为我作品中神气活现的主角。它们以自己的语言呼唤人类的某种良知复苏，也呼唤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的恩师——电影大师沈默君曾建议说：你要拿出个三两年的时间，写出个能真正体现你水平的大部头来，不要总写些猫啊狗啊的！那时候，我正在乐此不疲地研究他家的那两条父子狗——多多和吴老四，就振振有辞地说：我不是在写猫啊狗啊的，我是在写动物的“人性”呢！
老人们常说：动物是最通“人性”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轰轰烈烈的喧嚣声和物质的欲望之海中，“人性”浮浮沉沉，随时会被吞噬，似乎只有在动物那里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人性”，如：狗的忠诚，牛的隐忍，驴子的倔强，马的高贵，甚至猫的懒惰虚荣，也是本性使然，不掺杂人间秩序的虚伪……尽管不可避免地，动物们也在与时俱进地进化（或者退化），失去一些原始的本能，但对比着人类世界的冷酷，动物们身上的“人性”闪光，仍足以让万类之王的我们汗颜。
不但动物，在世间最幽暗阴沉的角落里，也有人性的闪光。我的小说《绑票》，写的就是土匪复杂的人性。驼子这个看“票”的土匪，看起来冷酷刻薄，出语恶毒，趾高气扬，但他的命运其实比被绑来的“票”更低贱，也更悲惨——起码“票”是具有被绑的价值的，而他一无所有。当生存将人逼到绝路上来时，往往出现两个极端：善，或者恶。乱世里人的命运，往往就在二者之间摇摆动荡。当被绑来的“票”杌子将看“票”的驼子掐死时，竟发现他指头上还戴着一枚用麦秸编织的草戒指，那是一个被绑来的孩童送他的，他一直郑重地戴在手上——一位面目丑陋的看票人内心深处天真、孤独而重情的一面，通过一枚草戒指令人心碎地展现出来。
多年前看法国电影大师让．雅克．阿诺先生导演的《子熊的故事》，感叹“人性”在熊的身上体现得如此缱绻动人，淋漓尽致。一直以来，人类总是自以为是，以自己的是非标准衡量自然界的一切，殊不知动物那情深意重的一面，比人类有过而无不及。阿诺导演的电影曾经3次获奥斯卡金像奖。当他率剧组在内蒙古草原拍摄电影《狼图腾》时，我特地赶去拜访了他。他在离开中国回法国之前，给我留下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不能和动物的心灵相通，你就不可能理解人的心灵。
四
我在语言的刀锋上行走，早已经遍体鳞伤。可我仍愿意用我的笔，在时光里刻下痕迹，不管是最美的景，还是最痛的伤。
作家的文字，都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记，不是来自于生活，就是来源于命运。我从小就是一个被无形的束缚紧紧捆住的人，在我身上背负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写作的过程，不仅是技巧进步的过程，更是不断挣脱绳索、打破自己的过程。
写作不一定能拯救人的命运，却一定会改变他的某些人生轨迹。人有时仅靠一线希望的亮光活着，但希望，往往该来的时候不来；不需要的时候，却不由分说地来了！在望梅止渴中的诱惑中，我时断时续地坚持下来。数十年来，我几乎尝试了所有文体：散文、小说、评论、诗歌、散文诗、剧本、童话、纪实、名人专访……
历尽沧海桑田，归来，已是斑驳陆离的百年之身。此时，不在于你多么坚强，而在于你是否仍然正常。在现实中，每个作家都无一例外地和其他人一样历经着悲欢，对抗着宿命，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们更善于沉淀和发酵，他们的心灵，要比常人走过更漫长曲折的道路。他们将一颗心藏在石头里，让它在里面跳动、燃烧，但表面不动声色。那石头或许就这么一直在风霜雨雪中沉默着，直到披满苔藓长出白发，仍一动不动。但总有一天它会开口说话，或者开出花朵。
我一直渴望能创作出那种石头开花的作品，期待在历经了多年的隐忍和沉默之后，那些爱和忧伤、压抑和渴望从心底畅快淋漓地流淌出来，凝成永恒。然而多年的努力，或许只是缩短了与梦想的距离，用尽一生的光阴，也不可能真正抵达完美。我所能做的，就是让每个字每个词都挣脱镣铐，带着心灵的韵律活生生地在风中火里跳舞。我不能忍受一个与心灵韵律不符的字眼出现，哪怕一个字一个词是假的都无法忍受，或许有些偏激，但请允许一个不成功的作家的固执。
在我心目中，文学不是娱乐，不是快餐，它承担着永恒的命题，虽然不是每个写作者都能承担得起：美的毁灭，爱的无望，梦想的渺茫……作家不仅要带给人愉悦，更要让麻木的神经感受到疼痛，然后引领读者穿越时空，同作品中的人物一道凤凰涅槃，破茧成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