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圣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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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西部有一个叶集小镇，它南临大别山，西濒史河，位于史河弯冲积的一个肥沃小平原上。叶集镇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未名四杰”之台静农与李霁野，就是这片土地孕育的人杰。
百余年前，在叶集镇的南街，有一家经营粮食的商铺，名曰“台裕大”，前面是五间店面，后面是五间厅屋，与两边的厢屋构成一个四合院。后面接着又是五间大堂屋与两边的厢屋又构成了一个四合院子。1902年１１月２３日，台静农就出生在这里。从台家往北走，过了十字街口，老街北段再走50米，也有一家商号名曰“李锦源”，门朝西，店面经营粮食，店后设有槽坊（酿酒）。三间店面房之后，是两边相对的厢屋各三间；后有是三间厅屋，与厢屋构成一个小院子。1904年，李霁野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
台静农与李霁野诞生在同一条街巷，同一方水土养育着他们。他们在狭窄的长街上，一起玩耍一起读书，度过童年的岁月，成年后又在异地一起求学工作，甚至在海峡对岸，他们还有段时间在一起工作，真情相处，互相支持。一直到1990年台静农逝世，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结下了手足般的情谊。
台静农长李霁野二岁,他们俩自幼好学。台静农后来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而且还是颇有影响的书法家，论及渊源，台静农曾在《静农书艺集》的序中写道：“余之嗜书艺，盖得自庭训。”其父擅长书法，静农自小耳濡目染而爱好成性。他经常在自家书房里临帖。那时李霁野私塾下学回来，经常会来到台家，看台静农描红或临帖。有时临隶书的《华山碑》，有时摹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临摹结束，两人就在一起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或者一起读《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这些儿时打下的坚实功底，为他们以后成为文学及书法大家，打下深厚的基础。
1914年，台静农、李霁野由私塾转入叶集明强小学读书，同学中还有四杰中的另两位，韦素园、韦丛芜。当时，几个人小伙伴的行动总是一致的，曾轰动全镇的剪辫子事件和砸佛像事件，他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有一次，他们瞒着家人，从李霁野家的酒坊里悄悄搬出一坛老酒，要比试比试。比赛开始，霁野喝了酒以后，转身偷偷将酒都吐到手帕上了；静农喝了一杯又一杯，却什么事也没有；结果混站一场，只有素园一个人大醉。后来他们知道台静农是海量，就再没人敢和他比试喝酒了。静弄一生嗜酒，这段往事应是他早年的酒坛逸事吧。
有一个冬夜，在韦素园的家里，他们几个人围着火盆海阔天空地聊。谈人生理想，谈国家大事，谈社会新闻，还谈他们自己的嬉戏游乐，谈各自读的书或临的帖……他们一边谈话，一边不停的烧水泡茶，啜饮香茗。忽闻雄鸡报晓声，才惊觉窗外已经曙光初起，他们竟不知不觉欢谈了一个通宵。
台静农李霁野的手足情深是从幼年就建立起来的。李霁野曾感叹到：“童年！童年的友谊！这里含有多少迷人的美，多少令人永远神往的力！”
1917年于叶集民强小学毕业后考入汉口大华中学。
1919年，李霁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公费的阜阳第三师范。
他们各自在学校里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对学校不甚满意。1920年夏，台静农离开汉口，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1921年李霁野因为张贴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校内就有流言，说李霁野和韦丛芜要把当时被一些人称作“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思想引进阜阳第三师范。为此，他愤然离开学校，1923年春，李霁野到了北京。台静农、李霁野这两个好友在北京又聚在了一起，他们学习上互相帮助，经济上相互支持、互相帮扶。李霁野先自修英语半年，后转入了崇实中学学习，再后来进入了燕京大学深造。是友谊给了他们勇气、希望和信心。
他们在北京期间，经济虽然窘迫，但大家聚在一处经常乐而开怀。台静农性格幽默，不拘小节，“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192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为庆祝李霁野翻译完《往星中》，他们想看卓别林演的电影《赖婚》，可是没钱。台静农急中生智，当了件衣服，看了场电影还吃了一顿火烧。台静农邀朋友喝酒都有理由：若是天热，他说喝酒解暑；若是天冷，他便说酒可御寒；路过朋友家时，酒兴发作进门就问：“有没有开了瓶的酒?”；老友路过门前拎着小包，他就喊：“有好酒丢些下来!”颇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潇洒。
1924年，台静农和李霁野经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了鲁迅先生，此后的11年里他们始终和鲁迅保持着深厚的师生友谊，尤其是台静农，即使鲁迅在上海时，他们的通信往来依然频繁。查阅《鲁迅书信集》，可以发现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有39封之多，另外还有3封是给台静农和李霁野两人的。
1925年夏天，在鲁迅提议下成立了“未名社”。这个文学社团，成员有6人：鲁迅、韦素园、台静农、韦从芜、李霁野、曹靖华。台静农这时期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文，多载《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1928年集结《地之子》和1930年《建塔者》，均为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为鲁迅所赏识，并赞其“贡献了文艺”。《地之子》中小说14篇，基本上都从故土民间取材，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由此台静农成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李霁野这时期主要从事翻译工作。1928年4月“未名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李霁野和他的另一位朋友因翻译《文学与革命》一书被捕。5月，台静农受李霁野之牵累也被捕下狱，同被关了50天。在这段囚禁的日子里，他们亲身感受到旧势力的黑暗与暴虐。夜里，牢房的气氛尤其恐怖，细细地呻吟，凄厉地喊叫，让人不寒而栗。后幸得台静农的朋友常维钧在狱外四处奔走营救，加上鲁迅先生的帮助，才得以取保获释。台静农重友情如生命，他与李霁野情深义重、情同手足，虽受牵累连环被捕，却无任何怨悔，并戏说和李霁野不仅是同乡、朋友，从此还多了个名称“牢友”。
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到1931年秋未名社解体，这7年时间是台静农、李霁野的重要人生阶段。他们已从伙伴变成战友，共办“未名社”，共展宏图，共同入狱，共赴国难，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实深厚了。
1932年，李霁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教书，12月13日清早，他正准备去上课，朋友孔另境打来长途说:“台静农突然害病，病情十分严重，请你赶快前来!”当时说病是一种隐语，李霁野马上想到台静农被捕了。他一面思考，一面略加准备，立刻坐火车去北京。
据说那时台静农房里有间仓库，平时无人居住，只存放些杂物。卫队从这屋子角落一只旧藤箱里搜查出 “炸弹”（也被称为“新式炸弹”，指的是“共产党宣传品”）。台静农经常在这里为同乡或亲友存放东西，随存随取。他说不清这只箱子是谁存放的，更不知箱子里是些什么东西。所以搜出“炸弹”时，台静农无以对答。特务们把“炸弹”和前些天发生的一起暗杀事件联系起来，所以事态就变的尤其严重了。幸而内外有人，机智地出手相助，谎称查明“新式炸弹”只是一件制化妆品的小仪器，这件大案才以有惊无险收场。这次斗争中，台静农、李霁野都差点丧生。他们的友谊在一次一次入狱与脱险中，更加深厚，诚可谓“刎颈之交”。
1943年，李霁野因受日军迫害离开北京辗转至重庆，经曹禺介绍，在北碚某大学教课，次年夏天到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去了。他到白沙女师时，台静农已先他来这里了，这两个根茎相连的老友，又一次从分离到聚首了。
台静农、李霁野是文化人，有棱有角有个性， 1946年白沙女师院闹学潮，教育部下令解散学院，为抗议这野蛮行为，台静农毅然辞去教职。1946年3月，李霁野也离开白沙。
1946年9月，应许寿裳约，李霁野启程赴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二·二八”起义后，编译馆解散，他又转台湾大学任教。得知台静农在内地艰难，1946年10月李霁野和魏建功写信召其来台，于是台静农携家带眷千里迢迢到了台湾。那段时间他俩都在台湾大学工作，又像当年在四川白沙那样，情同手足地生活在一个校园里。
不料风云突变，1948年末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杀，1949年4月，传闻当局要抓捕李霁野。危险中，李霁野只好挈妇携子惶惶出走，于1949年秋经香港回到大陆。
台静农与李霁野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春的台北，他们似乎明白这一别意味着什么，一杯老酒，两行浊泪，他们沉痛握手，依依话别。此一别后，两人海峡相隔，天各一方，40年再也没有见过面。
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台静农与李霁野只有通过在美国的亲人间接通信问询近况，互报平安，有时辗转寄送录音带，把自己的声音传给对方。1977年12月，台静农托女儿从美国寄了两个条幅给李先生：一幅题录李霁野旧诗《幽居》的书法，一幅是台先生画的梅花。在梅花条幅上，有两句诗：“孤灯竹屋清霜夜，梦到梅花即见君”。这是宋人的诗句，台静农先生将之题在自己的梅花小品上，远隔重洋、辗转万里寄赠给李霁野先生，表达了他的强烈思乡和怀念故友之情。1986年台静农又寄来了他书写的自作绝句多首，李霁野从中选出一首表现祖国之思的，送给天津书法家协会，供他们刻在蓟县长城碑林上，给老友留下个久远的纪念。
1990年10月9日，台静农因癌症逝世于台北。噩耗传来，李霁野深深陷于悲痛，他写了一篇沉郁而深情的小文《永别了，静农》表沉痛哀悼。一年后他又写了一篇风格独特的散文《记梦》。文章以杜甫《梦李白》中的两句诗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起始，记述了他梦中返回故乡探看老友旧居，并在四川白沙见到台静农的情景，全文且喜且悲，亦真亦幻，读后让人唏嘘不已。
1997年5月4日凌晨，九十四岁的李霁野先生在天津去世。
台静农与李霁野是终身之交。读小学时，他们是叶集明强小学一班的同班同学，他们结伙造反，“剪辫子”“砸佛像”不胜其乐；上中学时受五四影响，在阜阳共办《新淮潮》、《微光》，两人共同发表公开信，要求解除父母包办的婚约，意气方遒；后来共办“未名社”，连环被捕；抗战时期同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书；1946年10月到1949年4月，他们又在孤岛台湾相伴相惜。台湾一别，分离在海峡两岸的四十年里，他们间接通信，互相牵挂。从童颜到鹤发，他们的友谊有近九十年的历史，从20世纪初在同一条长街上出生，到20世纪90年代相继辞世，他们的友谊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
如今，两先生已先后故去，音容虽渺，精神永存。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除了他们的学问、著作、操行外，还有那种令人感奋的人间真情。今天我站在两位前辈生活过的叶集长街，虽市井面貌与百年前殊异，但他们的精魂似乎还在故乡徘徊。因为，故乡是一个人的根，他们的步伐无论走多远，他们的根深深扎在故乡的泥土中；他们的音容无论走多久，他们的英名在我们心中永存。我们爱他们，尊敬他们，回忆他们，并且永远怀念他们。
首发于发于《中国社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