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为事合为文

时代在发展，文体的包容性在扩大。新闻向文学靠拢，文学同新闻贴近，以致报告文学、文学报告、纪实文学都朦胧了边际，同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都长得很像，乃至出现“大写真”、“大透视”一类的“新文体”，且非常走俏文化市场。本人不是研究文体的专家，无心、无意于精准解读和把握某种文体，“水至清，则无鱼” ，过分强调文体，就怕滞涩了笔尖。“浑水摸鱼” 正合我意。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本资料式的集子。

本集中的作品，大都在报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过，发表时有些标以“通讯” ，有些标做“报告文学”， 有些什么文体也没标，非驴非马，但有点新闻通讯和文学报告元素的，也收了几篇。反正是自己所写，就算是“不成体”“自成体”“无名体”的一篇文章或文字，有人用，有人读，甚至有人传播有人夸，就行。

当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于今而言，“为时而著”，意味着自己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为事而作”，就是胸中有目标，笔下有目的。告诉我们要与时代同频共振，善于为时代铸魂，写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以此而论，下笔之前，先行选题、选人、选事是必须的。可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奉命之作——上级部署或出版单位约稿的都有。但不管怎么说，自己总是要先有点被感动，然后才会心甘情愿“奉命”下笔的。

忆当时，看今朝，文理也还相通。此类文章，大概还得这么“几有”：有人，有事，有物，有理，有情，综合起来还得有文采等等。

有人。文学即人学。通讯特别是报告文学，首先要写人。写人要有前瞻性，写有性格的人，写勇立潮头的人，写有新闻价值的人。本集中所写到的人物，有的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的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有全国劳动模范、著名企业家、表演艺术家、作家……等。但是，时事、人事没有一成不变的，当时的文章写的是当时的人和事，今日发生改变也属正常，物是人非现象确实存在，笔者不可以随意调整改变，留下白纸黑字，不能随意地“与时俱进”，立此存照罢了。

有事。以人带事，以事见人。事不在大小，在于是否典型。大到全国有影响，小到一根小草，有意思就写。小中见大最难写，写成了效果最难得。所谓一滴水映出太阳光就是这个道理。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为主题、为人物服务，形成一个中心一股绳。一篇真正的作品，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是不可想象的。

有物。我认为文章中的物就是舞台上的道具，道具不能随意抓取，必须赋于其人物感情，主题使命。姜德明的三副拐杖，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使用方法，就成了人物的行动线和主题歌。成语“言之有物”则是指内容，强调文章或讲话内容具体而充实。

有理。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章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说见刘劭《人物志》。文之本领,祗此四者尽之。由此可见，有理并非讲空头大道理，天马行空，不知所踪，如此“有理”，不如无理。

有情。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文章不是无情物，作者要打动人，必先打动自己。作者一定要自然而然地、真正地动情，要润物细无声式的传情，这就需要深入细致地采访，假话、套话、大话、空话一定不要去说，要说人话，动情、动心、动人。笔者执笔写过一位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的演讲稿，现场见到许多人包括不少领导干部泪目，为什么？还是一个字：情！

有文采。这是一种综合性的要求，包括了有人，有事，有物，有理，有情诸多方面。文采不是花哨的“美文”，不必刻意雕饰，而在于表情达意，恰到好处。如果以堆砌词藻为美，其实俗不可耐，令人皱眉乃至恶心。美文需作家的真知真见真性情，还需驾驭文字的真功夫，净化笔墨的真能耐，独到精辟的真见解。

本人写作五十年，努力不停，成果不丰。偏又不善积累收藏，作品往往散失。平生第一篇报告文学习作《如果生产队长都像他》，是写新潮九队生产队长巴一恺的，当时未能发表，后来原稿在搬家时竟不见了，实为遗憾！还有些文章，如《克难攻坚铸光荣》等近二十篇作品，都是从网络和纸媒寻觅回的。网络资料是收费的，我不得不自己掏钱买自己的东西，也同花钱买书号差不多。不过“买自己”还是比买书号便宜得多。但有些资料是永远失去了，这几十篇还在的东西，赶紧印一印，保存起来，后人会不会看，不管了，敝帚自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