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

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微笑着，眼神里流露着欣喜，亲热地拉着我的手，有些激动：“老二回来啦！”我无言地望着母亲，一个劲地点头。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东西充盈在眼睛里，欲滴欲流，只能仰望天花板，装作看灯泡的样子，鼻子也有酸酸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

是啊，母亲已经八十六岁了，属狗，用她的话说，是民国二十三年正月出生，一岁就一岁，不虚。母亲很瘦小，在我们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单薄和孱弱。五年前，母亲在老家的小院里摔倒，做了手术康复之后，我们担心她一个人生活很危险，就再也没让她回过乡下了。由于长期在乡下独门小院的一个人生活惯了，像天上的飞鸟，自由自在，来到城里和儿女一起住，处处拘谨，非常不适，整天惦记着菜地和家畜，于是就总拿着装有自己生活用品的方便袋，嘴里叨念着：“送我回家……”

长久这样，不是办法，我们也有我们的事，于是我们哥儿仨还有大姐坐在一起商量着，最后慎重决定，把母亲送到离我们不远的、口碑很好的敬老院。

进驻那天，老大、我、老小还有大姐及家属一大班子的人护送着母亲，安顿好之后，特意拜托院领导对母亲多多关照。瘦瘦的母亲身体一直很健康，只是年龄大了，脑子有点痴呆，在专人的引导下，自理还是没有问题的。

隔几日，再探望时，身心依旧。院方告知：老人身体很好，自理也还行，就是老提及回家，而且有偷偷回家的念头。我们会意地笑笑，而后对母亲说：“家里房子由于拆迁已经拆掉了，不要再想着回家了，要是想回家，就去我们家待待。”善意的谎言，每次见面，每次说起，久而久之，母亲接受了无“家”可归的事实，逢人也说“老家拆迁了，房子没有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盖好，让我们还迁……”

母亲识文断字，据她说，在小时候，由于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我的三个舅舅）都是念书人，家里得有人干活，于是她被迫在晚些时才读了国小。说是读完小学，其实一进校门就是从三年级开始的，因为聪明再加上勤奋，所以没读几年就完成了小学的学业。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的三个舅舅都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身上。那时的母亲，家庭成分好，思想进步，很早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还干了几年大队妇联主任，对党无限忠诚，对自己的未来，信心满满。

说母亲，不得不说父亲。父亲那时在市公安系统工作，家庭成分也好，和母亲也算是门当户对。父亲是家里的独子，也不知什么时候，孝顺的他，被爷爷奶奶哭闹着给弄回了乡下，在家种田。父亲干农活纯粹大外行，生产队杂活、累活都交由他去干，可工分却比其他人要少些。随着我们的陆续到来，五个孩子，还有老人，靠工分称粮食的年代，我们家工分少，称的粮食自然就少，日子过得举步维艰，家境一落千丈。

农村原来的老屋家家都连在一起，互相挨着。隔壁邻居要拆屋盖房子，不小心把我家的房子给砸倒了，在厨房做饭的奶奶被压在废墟里，不知死活，后来在许多人的帮助下，找到了被埋在砖瓦之中的奶奶。经过赤脚医生的抢救，奶奶终于有了意识，后续的简单处理，使奶奶保住了生命，但四肢骨折以及头部重伤。在这次事故中我的两个姐姐也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灾难的来临，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雪上加霜。在亲戚和邻居的帮助下，总算用土砖和东挪西凑的瓦片支起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新房子”，艰辛的生活无奈地继续着。这段时间，奶奶还是凄惨地走了，唯一值得高兴的事就是哥哥考上了大专，那毕业出来工作，可端的就是个铁饭碗呀！高兴归高兴，但眼前的生活更艰苦，父亲一声不吭地抽着闷烟。往日的俊朗被穷困潦倒的生活打磨得落魄不堪，在我印象中就没有见他真正地笑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世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我们这个困苦的家庭也有了盼头。但是命运惯爱捉弄人，本就可怜的家庭向着无底的深渊继续延伸，更大的梦魇开始了，天天近在咫尺的父亲，因农药中毒离我们而去。遭受无妄之灾，面临破碎的家庭，叫母亲怎样地承受……

自己的田自己种，每个人都一心扑在自家的庄稼里，只有种的庄稼丰收了才能填饱肚子。父亲也劲头十足，乌云密布的脸上，偶尔也飘点并不灿烂的微弱阳光。在我们家乡，水稻一般种两季，也就是早稻和晚稻，因为两季水稻在炎热的七月抢收抢种，所以叫“双抢”，特别的忙。以至于我们那儿，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急等着完成，人们就调侃：你这就像搞“双抢”似的。

在快要搞“双抢”之前的一个凌晨，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里，隐约觉得厨房的灯亮得比平时要早许多。后来才知道，是母亲给父亲去安庆准备干粮。那天，父亲和隔壁的一个小叔一道去了安庆。从家到安庆步行来回六七十里路程，所以要起早。

那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烈日晒得大树都不敢半点晃动，叶子打卷，枝条无力地垂着，黏糊糊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依稀地记得傍晚时分，树上的知了烦躁地狂叫着，父亲挑着一担粪箕摇摇晃晃地回来了。父亲一直很健硕，但此时走路的样子惊到了还在屋外干活的母亲：“你怎么了，不舒服，还是发痧（中暑）了？”“我没事，我没事……”一个踉跄，肩上的担子滑落下来，一股很浓很浓特刺鼻的农药味瞬间弥漫在空气中。父亲斜倒在了母亲的怀中，嘴里喃喃：“我没事，我没事……”九岁的我，还有四岁的弟弟一下子被眼前父亲的异样惊呆了。

预感不妙的母亲扶着父亲进了家门躺到床上，立马准备好洗澡水、肥皂，还在洗澡水里放了一些盐，急忙扶着父亲洗澡。父亲还一直地自语着：“我没事，我没事……”“叫你别去，非要去，总不听我的话！……”母亲怜惜地埋怨着。

家里的叔爷知道了也都过来看望，父亲在床上躺着，迷迷糊糊的，眼睛都睁不开，嘴里的喃喃声也小了许多。赤脚医生一边处理一边说：“中毒很深，赶紧送医院！母亲在大伙的帮助下，把乘凉的凉床翻过来，四脚朝上，铺上被子和凉席……就这样，父亲被仓皇地抬出了门，朝着八里之外的镇医院狂奔而去。

家里留下了我和年幼的弟弟，没有吃饭，不敢洗澡，我战战兢兢地抱着弟弟坐在床上，懵懵懂懂地等到了天明，结果等来了晴天霹雳……

父亲带着一个小叔到市里买了农药后挑着回家，准备给晚稻用。那时的晚稻是最招虫火的，1605农药渣毒性大（1605是高毒类农药，早已被国家禁用），撒到田里，肯定是没有虫害。听小叔讲，在路上，从粪箕里洒落了农药渣，父亲心疼，舍不得，就用手捧起来放回到粪箕里。父亲自持身体棒，洗洗就觉着没事，而后又抽烟，又擦汗……医生说父亲中的毒是从毛孔里渗进去的，而且中得很深……

就这样，健壮的父亲在那个炎炎夏日，丢下了母亲和我们，离开了这个本就苦难的家，时年五十三岁，母亲四十五岁。

父亲走了，生活还要继续。那年的“双抢”，在炼狱中煎熬！在那个特殊的季节，家家都很忙，为了请人帮忙耕田，母亲带着两个姐姐跟人家换工，三个人给人家拔秧插田，换一个人来家耕田。就这样坚强的母亲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姐弟几个，熬到了我十三岁那年。

十三岁，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还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而我却扶起了犁梢，开始学着耕田，用稚嫩的双肩扛起了家庭的重任。由于年龄小，体力弱，犁出来的泥土和人家专业犁的不一样，别人家的泥土翻过来，一层压一层，清一色，甚是好看。而我犁的丢三落四，漏犁之处在水中淹没成湖，看不见泥土。我感到气馁，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可母亲却笑笑：“没事，没有犁到的，我们挖。”就这样，我家田里出现了与别人家不一样的景象：我在前面犁，母亲和两个姐姐在后面挖……

这样过了两三年，我在自责自强中锻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还可以帮别人家犁田了，母亲也欣慰地笑了。再后来用上了拖拉机，我就成了少有的会用铁牛耕田的能手了。

晚稻的秧苗成活以后，在烫手的水田里，生长得非常快。由于炎热，赤脚的我们，走在尘灰很深的路上，烫得我们不住地跳。泼一盆水到地上，大地冒着泡泡一会儿就干了。田间水分蒸发得非常快，三天两头地要灌水，不是这块就是那块。有用水车的，有用水泵的，这得由稻田所处的位置来决定。

有一次和母亲一起去车水，由于水位低，水车安放得很陡，这样车起水来，不但水量小，而且还特别累。两个人车水要讲究配合默契，这样就轻松许多，但我那时才十三岁，年小力弱，一会儿左手一会儿右手，甚至还两个手同时用。母亲知道我很吃力，就让我去看看车上来的水已经流到什么位置了。其实我知道，这是母亲故意让我歇歇，她也累，但她不愿意停，因为时间很紧，后面还有好多的事要做。很快，我就回到了母亲身边，又一起用力地车水了。比起同龄人，我懂事一点，成熟一些。

那个时候，大人们互相调侃：早上觉好困，中午加把劲，中午热，晚上摸点黑（天黑多干会儿），晚上蚊子咬，明儿个起个早……有时也借着这些话故意问母亲，母亲就笑笑：“孬子呀，是骗人的话，是偷懒的借口！”后来只要有人用这些话劝我，我就大声地说：“那是偷懒人的话，骗人莫要干活了！”

十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承担挑稻籽的任务了。“双抢”的时间特别紧张，二十天左右，必须要把早稻收割到家，晚稻栽插下去。如果时间拉长，过了立秋，那晚稻就要减产，再晚些时日，就要绝收。母亲和姐姐们把稻籽装好在稻箩里，我有模有样地把它挑回家，晒到稻床上。每次都是半稻箩，我央求着母亲多装点，多装点。可母亲却说：“回头把身子压伤着，不长个儿了。”其实，我非常羡慕别人挑着满满的两稻箩，而且还很轻松地闪着扁担，真酷！这么酷的样子我羡慕了许多年，心想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那样酷一回！可一直到不种田时，母亲也没满足我的这个虚荣心。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我却因为个头矮，学校不收，直到十来岁才上的学。1988年，十八岁的我，初中毕业，义无反顾地北漂京城，开始打工挣钱了。到了晚上，在北京将台路的出租屋里，在睡着二三十人的大通铺上，我爱恋地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书本，一页一页地看着，也没有想着为什么看，反正老是觉得心里放不下，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春节回家时，母亲告诉我，在我去北京没几天的时候，路过学校时碰到了教过我的学校领导，说让我去复读。我劝母亲：“咱们这个家庭，哥哥已经工作了，现在让老小好好念书，我出去挣钱，家里的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经过在外面几年的奋斗，让弟弟也读出了书，家中的房子也换成了楼房，我也结婚生子了。五年的时间，五年的变化。

有一天，我跟母亲说：“把家里的田全部推给人家吧，咱不插了，您太累了。”可母亲和我媳妇儿都不同意。在我再三的坚持下，留下了门口池塘边和菜地边的两块小田，又过一年，在我的再次要求下，剩下的两块小田也如我所愿地给人家了。一般来说，农民对田地是有感情的，但我却没有这样的情愫，因为我和我的家庭曾经付出了太多的心酸和太多的苦累……

再后来，家里没田了，我带着媳妇儿一起在北京漂着，母亲一个人在家守着院子，种些蔬菜，看些鸡鸭。再后来我就很少回乡下了，春节回家把母亲接到城里一起住，过完年要出去了，就又把母亲送回乡下，如此地重复，直至文章开头所述：母亲摔伤后就再也没让她回到乡下了……

每次回乡探望，母亲总是表现乐观，精神矍铄，偶尔地接她到家里，或者在春节过后，又要各奔东西时，母亲就说：“送我回去吧，你们都忙！”我一边心酸着，一边欣慰着，心酸的是母亲已经把敬老院当成了家，欣慰的也是母亲已经习惯了，把敬老院当成家了！

母亲身体健康，心情愉悦，我们心里便就踏实了，高兴了！在不久的时日，我们在外不漂了，就把您接到身边，我们一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