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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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论著里，乡土不仅仅是农村，而是一种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体系。目前我们的社会仍处在乡土性的结构里，作家不管是写农村还是城市，都很难逃离乡土性的影响。
乡土文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演化发展现在，已经泛指广大农村及留有记忆之根的城镇都市了。乡土写作，自然也就突破了作为故土家乡的农村。在长达近100年的历史中，那些经典文本中都不可避免的农村、小城镇以及城乡结合部纳入到了乡土写作，甚至城市与乡村穿插融合，互为参照，成就了成功文本和特殊的情感意蕴。由此，只要广大的乡村以及与之相依存的城镇存在，只要作为人的生活存在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和变迁，乡土就会事实存在，就会成为文学创作的领地和素材。
随着国家城镇化和扶贫战略的实施，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翻地覆”和“日新月异”都不为过，在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生活环境大幅改善的同时，乡村也呈现出“生硬”、“淡漠”和“凋敝”的状态，记忆中田园牧歌式的劳作场景，小桥流水的恬淡画面，已经没有或者不再是原有的味道。但另一方面，中国50%的农村人口，不可能迅速搬迁到城镇，农民也不可能一下子脱胎换骨而成为“城市人”。眼前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农村综合整治、新民风建设和民俗文化保护等，都指向中国的农村建设还将不断加强，“三农”还将长时间存在，其重要意义在于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作为一种重要形态还要保护保留，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自然是我们的乡土写作要面对的认知领域。
当然，我们在乡土写作中确实遇到了或多或少的困境，这困境有共性的，也有个体的。一是我们到底是写作记忆中的那个乡土，还是写作眼下的那个真实的乡土？记忆中的乡土很难再回去，而眼前真实的乡土，又失去了记忆中乡土的味道和面目。二是到底写理想中的乡土，还是写当下带着问题的乡土？理想中的乡土，在现实面前显得柔弱式微，而当下问题的乡土则在现代变革中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难以掌控和把握。三是到底写作城镇视角的乡土还是乡村本体视角的乡土？四是写向前的乡土还是向后的乡土？这个视觉和眼光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涉及到写作难度和对现实的关切深度。五是写小乡土还是大乡土？这关键要看时空观照，历史审视，文化视野，就看把“格”定在什么高度，把生活之井挖到什么深度。
面对困境，作为作家总得要找到途径突围而出，完成自己的时代书写。目前我们容易被表面的信息和生活的惯常记忆所蒙蔽，缺乏田野调查，缺乏介入体验，很多时候面对的是表象和空洞。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从“被麻痹”，“被过滤”，“被惯性”的状态中脱身，用新的观念和事实将自己的固有内存“刷新” 甚至对自已进行“格式化”，以敏锐犀利的眼光，再去认知乡土，触摸乡土，思考乡土。
首先必须多元化书写乡土。比如刘亮程的乡土散文是一种写作典范，我们可以借鉴，当作一个写作参考的维度，但我们不能都去复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那个乡土和适合自己的方式去书写，从而解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比如在记忆乡土与真实乡土，理想乡土与问题乡土，城市视野乡土与乡村本体视角乡土，大乡土与小乡土之间思考选择的问题。说到底，不同人不同地域不同生活就有不同的乡土，也就有不同的乡土文学写作，这样才能成就乡土文学的丰富多彩。
其次必须关注关切现实问题。有温度、有力度、有质感的作品，必将来源于现实生活，如果把乡村都写成回忆式的田园牧歌，必将遮蔽广大乡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和人文变迁，只有关注关切现实问题交织下的乡土，乡土文学作品才会焕发出别样的时代光芒，当然这需要作家的深入思考和思辨。
再就是关注农民的生存。文学的核心是人，乡土文学的核心是农民。时代发展到今天，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依然有大量的农民还在农村的土地上，无法离开或者不愿离开，他们与土地还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有很多的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虽然一些新建的社区和村庄里生活气息不浓，但这里依然有温热的乡土情怀，有渐行渐远的乡土挽歌，有乡土现实忧患，有农村问题的社会思考，有新型农民的顽强抗争和奋力前行，有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嬗变。面对这些现状时，作家有责任走进乡土深处，走进群众及个体的农民心中，去发觉人物命运对时代的映射，写出乡土的精神家园，更要写出时代和历史的痛痒。
综观中国文化，乡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乡土，乡土是故土的集体记忆，是精神家园的遥望，是文化和文明的源泉。尽管我们心目中的乡土生活是回不去了，但新的乡村生活还在继续，我们的根就还会在大地深处生长。于是有理由相信，我们所期待的那些新的乡土文学作品也许正在沉淀中酝酿，在裂变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