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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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平凉惟一的专业作家，又是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协副主席，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部作品问世。常常有人问，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去年正月初四，我和奋之去给他拜年，上午十点到他家，家中其他人都不在，只有他在寂寞地校对文稿。三间瓦房，一只半死不旺的火炉陪伴着他，似乎也在印证着他在甘肃文坛上落寞的处境。他吃着花卷馍，就着蒸熟的洋芋，和我们谈着文学上的闲事，谈兴渐浓，我却冻得受不住了。
在街道上偶尔碰见他，我一般是不主动打招呼的——他眼睛近视得厉害，就是擦肩而过，也未必会认出你；而一旦和先生寒暄起来，他就会非常热情地把自行车往路边推推，瘦长的身子斜靠着车梁热烈地和你谈话，不停地问你，又不停地告诉你许多文学方面的事，你非得有闲功夫，不然一两个小时的街边文学讲座可有得你耗的。
当然，有事请教先生，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非常热情的。
有一回文友相聚吃饭，叫了两辆面的，赶赴饭店，因他不知道地方，我便让先生坐车随大伙走，我骑他的自行车赶过去。一骑上那车差点就摔了下来。先生的车是七十年代产的“红旗”，到了先生手中，可能从未擦洗过，也未大修过，脚踏板哐啷哐啷直响，链条松松垮垮的用了不少力却很不得劲，车闸大约早就不灵了，只有先生那样的高手才能骑。饭后大伙又要去卡拉OK，他怕丢车，颠颠地推车回家，又赶到卡厅。其实先生和我一样，除过文章，吃喝玩乐样样稀松，只有迪斯科他能勉强扭两下，而且是典型的姚学礼式，上场只见两条腿飞跃，上身却纹丝不动。我开玩笑说，先生平日用脑太勤，委屈了两条腿，到舞厅补课来了。大多数时间他都是精精神神地坐在舞厅陪大伙熬夜。每次文友聚会后，我总是于心不忍，因为先生的作息是很规范的，最迟在晚上十时就休息了的，何苦让他总这样陪我们这些半疯子。
先生写文章是很用功的。他的朋友郭文允曾撰文说，姚学礼早上起来不洗脸，这是事实。因为他早上一睁开眼就急着写字，这样写着写着就忘了其他事。
每次到先生家门前，映入眼帘的不是别的，而是那一堆堆放整齐的煤砖，那是先生自己动手打的。我们一些文友，房间有暖气，做饭有煤气，出门有小车，几乎接触不到生活的底层，写出的文章，最好的不过是一些精致的小盆景，哪能和始终生活在生活底层的先生相比呢？
有回我到他家，先生正穿着件半截袖衬衣，挥汗如雨地砌煤仓。我说，你叫两个民工，半天就砌好了。有这些时间，你两篇文章都成了。他说，鸡下蛋都有间隙，我这是扒食吃呢，再聪明的脑子也得休息休息。他忽儿又说，难道这仅仅是砌煤仓吗？
情到深处人孤独，境及佳处最寂寞。他无疑是平凉文坛的旗帜，他同辈的平凉作家中，惟有他成就最大。以他创作的作品质量论，在甘肃文坛上他有不可替代的显著位置。可为什么他的成就与名声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我曾和文友杨维周不止一次地探求过，认为不外乎以下几点：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上的文章因为本地发行量太少而影响寥寥。作品选择的题材不是什么热点，又是以诗的形式，因为质量高雅而形成曲高和寡之势。比如他的成名作《色卦》，在平凉流通不足百本，见者都有限，影响自然就更有限。
他的脑子就像一台高级计算机，接收到的信息能很快处理了。在平凉，几乎无人能就文学与他平等交流，无怪乎红极中国文坛的贾平凹对先生刮目相看，并说他“第一个对他（指姚学礼）敬畏起来了”。这必然引起同行善意或非善意的妒忌。而先生的性格就像一头只盯着眼前那簇青草的毛驴，一门心思放在文学创作上，生活上的落寞自然在所难免。平凉的第三代作者，几乎都得到过他的教诲，无论先生认识与否，只要找他，他都热情接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初学写作者写序，他只要接到书稿，都是极认真地看完，并快快地写出序来，绝没有门户之见。
先生今年刚及知天命之年，又出任平凉文联主席一职，能结多大的洋芋就看先生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