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父亲叫荆荣天，甘肃省泾川县丰台乡湫池村人。

父亲3岁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他与我爷爷相依为命，我爷爷为了养活我父亲，在平凉市一家天主教堂做饭，供给我父亲读完了平凉师范，父亲平师毕业后，就在泾川县丰台乡开了一家诊疗所，解放后父亲把诊疗所捐献给了国家，他就被任命为丰台乡卫生所第一任所长。他喜欢读书，也写诗，我手头保存了他的一本写诗的残缺笔记本，诗明显的都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说顺口溜都有些勉强。他订阅《文汇报》，还抽着“红书宝”（？）纸烟，又骑了一辆自行车，那时的自行车比现在满街跑的汽车要珍贵的多。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乡上集中起来劳动改造。大概他医术高明，口碑又好，乡上也缺少医疗人手，到六十年代初已经作为被改造好的右派分子重新回到乡卫生院看病了，父亲去世后我经常看到他的《中级医刊》订成的合订本册子被母亲做为鞋样子的夹册拿来拿去。父亲六十年代初大概就得病了，得了肝炎后，先在泾川县医院治疗，后转到平凉地区医院住院治疗，最后因肝癌病去世。

父亲会摄影，又能雕刻名章，在我母亲眼里，父亲是一位能人。

父亲已经查出病来了。冬天时分，有一次回家坐在我家新庄子里晒太阳，家里养着一只黑猫，母亲用小勺子给黑猫喂了一点臊子，父亲静静地坐在一棵伐倒横放在院子里的核桃树杆上晒太阳，看着黑猫吃臊子肉，目光很是柔和。父亲回家静养的时候，他的学医的徒弟来给他打针，应该是葡萄糖针剂，打了针的空玻璃管子，扔在院子里那一堆破砖烂瓦堆上，我们小孩子就拿上当玩具玩。

记忆最深的是1969年夏天，院子外面的玉米长得很高了，生产队在靠我家南墙上搭了一个看玉米的高架草篷子，我正在那上面玩，天突然下起大雨，父亲来接我，他与我静静地坐在高高的草蓬子里，看着急剧的雨线在天空中飘飞，沐浴在雨中的玉米秆绿油油的，玉米棒子长的胖嘟嘟的，穗头上有紫红色的玉米缨子低垂下来，雨珠从玉米缨子上成串滴下来，在喧嚣的急雨中露出一种自然的舒畅之美，雨敲打着草篷顶子，就像过年时节的锣鼓声，急促，喜庆，天好像非常地明亮，雨线细丝一样地从天幕上扯下来，非常好看，那是多么美的一种夏雨天场景啊。

还有一次，是初冬时节，天上下着“地油子”，我家新庄子的墙脚上都能看见堆积的雪粒了，天当然阴的很重，“地油子”好像是偷着下的，眼里是看不见飘雪粒的，下在地上就结成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冰，我们小孩子喜欢在地油子上溜滑滑。母亲在家做荞麦面，张天命叔叔过来陪父亲一起吃饭，我在院子里玩了一会，跌了两个“狗蹲子”，跌的鼻子生疼，就跑回家坐在屋里的热炕上，看父亲、天命叔叔啦闲，父亲好像很安祥的，欢乐的情绪感染着我，父亲喝着茶，烟已经很少吸了。父亲去世后，张天命叔叔说，你爸的坐相说明寿（命）不长，他的坐姿是猴抱桃。至于猴抱桃的坐姿为什么是短命的，张天命叔叔也说不上来。

我更小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四五岁吧，是一个冬天，在乡卫生院上班的父亲，接我与我的四姐秀英到乡卫生院住了十多天，有时父亲也下乡去的，一去一天。下乡时父亲就让八九岁的我四姐到乡镇食堂买四个馒头，一个馒头5分钱2两粮票。这就是我与四姐一天的饭食。有一天晚上父亲下乡回来，把冷馒头放在打着煤的热炕中烤，烤的焦黄香嫩热腾腾的，那才叫好吃呢。有一天天快黑时，我与姐姐在乡大街上玩，卫生院的人就把大门从里面闩上了，那时天还没完全黑呢，不知道我们小孩子这么贪玩，奇怪的是那个傍晚就没有一个病人出进，我就从大门的门槛下钻进去开了门，放姐姐进来。卫生院门外有一个大涝巴，涝巴边上长着十几棵高高的白杨树，到了秋天，能积满满的一涝巴水，冬天就结了冻，是我们小孩子滑冰的好地方。有一天一个来看病的人带了一只狐狸尾巴，放在医院的窗台上忘了拿，我拾了，拿着在身上、脚上戴着缠着玩，黄昏的时候，那人来要，就还回去了。

大概是我两三岁左右吧，那是一个初秋傍晚，乡上演电影，父亲回家来接我去看，父亲又做了些农活，天黑了就用自行车推着我到丰台乡上去，一路上还有同行的人，父亲就推着自行车与那人同行。那晚天真黑，后来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样漆黑的夜晚，当我读书时看到“伸手不见五指”这个词组时，即刻明白就是那样的黑夜，觉得那个黑夜是高浓度的，好像有黑云助阵，那是一种极致的天的不满情绪的蕴酿与翻腾，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总怕有什么黑黑的怪物扑向我，就觉得父亲是那样高大慈祥。路过我舅舅家下何生产队时，听到远处场院里有说话声，有忽闪闪的灯火一下子让黑夜睁开了一只眼，我胆怯到极致的神经方才松驰下来。父亲与那人说着话，到了乡上，才发现我的一只鞋子掉了，我的脚冻的冰凉。那时候，我应该就与同乡同岁的张东生在一起玩呢，电影屏幕上出来毛主席像了，就喊叫起来：毛主席。瞌睡到极点的时候被父亲抱到床上，已经打了煤炕的床上是多么地温暖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的一个业余爱好就是搜集像章，有一次与我十叔父荆文德在一起观看他们各自收集的毛主席像章，还互相交换着最美的像章。父亲用医用包装箱纸糊语录牌，湫池队里人就来讨要，这回父亲回家来，做了十几个语录牌，用一个包装箱装着拿回来。其中有一个是用纸烟的内包装锡纸做的小一些的，做的非常精致，何怀玉叔叔看上了，要这面牌子，父亲说，这是给我爱民做的，其他的你可以随便挑。语录牌的两面下沿，都贴有毛主席语录。那时每张报纸的报眼位置每出一期报纸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父亲就把毛主席语录剪下来，贴在语录牌上。每逢村上、乡上开大会，是人人都要带着语录牌去的，相当于如今大行其道的拍手器，大会开到热烈处，总有人带领大家挥动语录牌高呼口号。

听村里人说，我父亲能吃苦，在生产队割麦时，脱光了上衣，被六月的炎阳晒的满脊背脱皮，抹上紫药水，一身的斑阑，又能赤脚走在高高的麦茬地里，很能劳动的。

他想在我家新庄子上仅有的三间箍窑之后再盖两间箍窑，把大队部拆下章志和爷上房中的烂砖破瓦一车车捡回家中，堆了一大堆，临去世也没有盖起来。

1970年春天刚开学不久，那天天阴着，下午我正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一阵汽车声响，不知怎么地我就哭了起来，张天玉哥哥就说，别哭，可能是你爸从平凉拉回来了。学校离我家只有200米，我赶紧往家跑，跑到家门口，二姐冬香已经哭着从她婆婆家张观察村赶来了。

我坐在我家平顶箍窑的台阶前，呜呜地哭起来，那一刻，我知道我再也没有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