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饭

1984年7月，我从人民银行泾川县支行调到人民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工作，工作地也从泾川县来到了平凉地区。那一年我21岁，行政24级，每月工资42.5元，28.5斤供应粮。单身的我在单位食堂吃大灶。

那时候的我，年轻、钱少 、粮少，又爱打篮球、爱运动，不够吃是很正常的。一般上午吃两个馒头（四两），一碗稀饭（一两），中午四两米饭，下午四两面条，一天下来就得一斤三两，标准供应每天却不到一斤。街道上也有食堂的，一碗素面二两粮票，8分钱;烩面二两粮票，2角2分钱;一个馒头二两粮票，5分钱。工资低，粮票也缺，不可能经常到外面买吃。这28.5斤口粮中还有30%的杂粮，杂粮食堂也不经常做。老鲁师蒸的黄面馍真好吃——遇上食堂卖黄面馍的时候，我就多买些，吃上两三顿。

我家在泾川农村，不可能周末回家去吃饭。为了节省粮票吃饱饭，最初几年的周末，我都是早上睡个懒觉，10点多钟骑上自行车到柳树巷小姨家去蹭饭。一到周末，小姨一家就等着我来吃饭，吃过中饭，我通常在小姨家睡午觉，睡醒后或者看会书或者闲坐，就是为了等到下午六点吃了晚饭再回单位。我在小姨家吃面条一直吃干面，在那个年代，吃干面，是一种最高待遇。在农村一般是给亲戚或者家里重体力劳动、或者家里的独生子女才有吃干面的待遇。同样多的面粉同样的人数吃汤面够了，吃干面就会不够吃。可见当时小姨是多么疼爱我这个外甥。我在小姨家每顿都要吃两碗干面，然后再吃一碗汤面，这才吃饱了。

后来，我多次回忆追问自己，那时候的周末只星期日一天的休假时间，为什么我不到别处去玩，却要一整天待在小姨家专门等着吃两顿饭呢。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蹭饭。这样可以为自己节约一些钱和粮票在周内也能吃饱肚子。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的行为，对小姨家的生活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小姨一家是八十年代初因小姨夫“右派”平反后从泾川县太平乡农村返回平凉城的，当时小姨家里人口多，表哥、表弟、表妹与我年纪相仿，都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还时不时有从老家泾川到平凉办事的亲戚也会来小姨家吃饭，小姨家也是凭粮本子买粮吃饭，粮食一点点也不宽余。只有品尝过饥饿的人才能感悟到招待人吃饭，那是多大的礼遇。我每个星期天去，小姨全家人都热情有加，全家招待我。冬天寒冷，表妹早早就生好房间里的炉子，连煤炕都续好了。夏天炎热时节，表哥就买了西瓜等我。在小姨家，我感到一种平和、安详、快乐，有一种家的味道在升腾。周末在小姨家吃饭，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那种幸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是那样珍贵真诚。

这样的日子过了八年，直到结婚后，才觉得能吃饱饭了。那时候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了，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上了快车道，工作人员工资增加，粮票取销，满街的川菜馆让平凉人吃了个不亦乐乎。我工作忙了也能够靠自己的工资就吃饱了，去小姨家蹭饭的事也就越来越少。但是每当逢年过节时，小姨父一定叮嘱我要来他家吃饭，不停地告诉家人：爱民爱吃面条，一定要让爱民来吃一顿手工面。后来，平凉街道几家灵台手工面馆开张了，我就想请小姨父去吃一碗手工面，可是那时候，小姨父已经病得很重了，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实现请小姨父去灵台面馆吃面的愿望。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但是逢年过节，我就想起了周末到小姨家吃饭的情景，想起小姨一家热情的招待，内心感到温暖。

后来我有了孩子，每年拜年，正月初二去岳父家，正月初三一定是去小姨家，这是雷打不动的。我带着孩子，从他一岁去就给他姨奶奶拜年，小姨夫、小姨，表哥、表弟、表妹都要给我孩子给压岁钱，从10元、20元、50元，到100元钱，这压岁钱数字的变化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力的印证。

再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像我这种去亲戚家蹭饭的事情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但是随之变化的是在下一代身上，亲情的淡漠，亲戚之间交流少、走动少，反倒是对我们这些年长亲戚之间的频繁来往不以为意。包括我的儿女在内的年轻人，微信中的好友有上百个，逢年过节发微信、发红包，即使哪个友友在圈里发个表情，也会有人问讯的。中国节、外国节，甚至让我们叫不出名字的洋节也会祝福不断——发问候语，发表情包，发红包。但是他们极少有家门户族堂兄弟、堂姐妹的电话号码，很少知道他们的家住在哪儿。

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就是从亲情、亲戚之间的淡莫开始的。就连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对我的怀旧、我的惦记亲情、念叨亲戚、问讯家门之事心存疑虑。

这样巨大落差形成的沟壑不可能都责怪到孩子们身上。长辈的教育、引导，社会公益的疏导是必不可少的。不可能一下子填平的，也许再也填不平了。我还是希望一代代人都能够珍惜亲情，培育亲情，享受亲情，那毕竟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感情。

草就于202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