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时春《平凉府志》小识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松授陕西布政司分守平凉等地右参政，领衔申请上级批准，“命有司汇故实”，确定由赵时春执笔编纂《平凉府志》。赵时春历时五年，撰写成29万多字、13卷的《平凉府志》，于嘉靖三十九年脱稿付梓。

嘉靖三十九年（1569年），距离赵时春第三次罢官的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已经七年了，这是他得到“回籍听调”处分后，上级安排给他的一项正式工作任务。52岁的赵时春在这一年里，完成了《平凉府志》的编纂工作，并由平凉知府邵大爵等人出资负责印刷。

这年冬至那一天，赵时春撰写了《平凉府志》序，序中介绍了平凉在历史上所处的重要位置及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在序中说：“平凉居雍凉之交，襟带戎羌，控制要害。自汉分北地为安定郡迄于今，千六百余年，大抵中原有故，则地重官尊，而史不绝书，治道四达，则奉令循常，而漫无可考，岂其人之贤愚相远哉，抑势则然也。由是言之，平凉其治否，有以占天下之休戚，郡志可无述乎？”赵时春认为，伍福、吕楠等人编纂的《陕西通志》对平凉府虽有记载，但过于简略，语焉不详。他说“自初元距今垂四十年，家居凡三十年，目受耳属，人情物理，每忆胸臆。”由于赵时春对家乡历史掌故和现实情况十分熟悉，具有强烈的热爱家乡情怀，在贬官之后，并没有因此沉沦不起，而是以非凡的毅力完成了编纂《平凉府志》的艰巨工作。

《平凉府志》完成后，赵时春请前陕西布政司分守关西道右参政、时任浙江右布政使胡松为《平凉府志》作序。胡松在序中充分肯定了平凉在历史上、尤其在明朝的重要地位，他对赵时春编纂的府志给予了充分肯定：“以余观之，浚谷子之志讵不同然乎，然仲豫（汉末政论家、史学家荀悦的字）承迁、固之后易。浚谷子钩诸书之迹难，至于心之窃眇，语之精微，则读者当自得之，要非促豫之所窥矣。”

《平凉府志》是平凉有史以来首部成书的地方志，也是平凉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该书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为平凉人民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迄今为止《平凉府志》是研究明朝以前平凉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平凉府志》成书后，清代学者王士祯在其著作《池北偶谈》中给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平凉府志》进行了著录，称其在关中诸志中最为有名。

到民国时期，平凉已经无法寻觅到《平凉府志》的踪迹了，甘肃临洮人张维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抄录校补一本送给平凉，他在抄录校补前记中说“（民国）三十三年春，余复复钞此帙，舛错脱讹，不尽可读。乃为考稽史乘，剌补阙食，移其简错，正其文字。间亦有依据旧文，略以意疏通其脱落。而全页阙失者，均不辑补，并仍留原钞页数，以存其旧。”

也就是说，到了1944年，平凉人已经读不到《平凉府志》的原书了，张维先生从北平图书馆抄录校补了一本《平凉府志》。张维先生抄录校补的这本《平凉府志》，原志中本来就有错讹之处，还有缺页。就连胡松写的序言，原共有三页，缺了其中的第二页。虽然从整体上看，读张维先生手抄本的《平凉府志》对全书不会觉得有多少影响，但是缺页、遗失字、句却是无法避免的憾事。

非常感谢魏柏树先生，他于公元2000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耐住清贫和寂寞，付出非凡的心血，通校印行了《平凉府志》。魏柏树先生通校的《平凉府志》就是以张维手抄本为蓝本的。

赵时春撰写的《平凉府志》问世以后，虽然当时很受重视，但是志书作为一种冷背货,永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除过研究方志的极少数人员研读外，其他人涉猎的极少，更遑论对其研究了。

现代研究比较精到的当数张维先生，他在抄录校补北平图书馆《平凉府志》的基础上，撰写了《平凉府志》著录，在著录中说：“（《平凉府志》）指斥时政，能言人所不敢言，于民生疾苦兢兢焉惟恐言之不尽。”当代人引用张维的话只到此为止，其实张维先生的话到此并未说完，他接着说到：

“信方正慈详人也。顾其自信甚坚，则其议论邻于自是者亦不少。寺观而痛斥异端，物产而尽载菊谱，以平凉为临泾，以镇原为高平，以华亭为卢彭之卢，皆违戾于史志。唐之季末，平凉始为渭州，今载官师，而北魏渭州刺史于翼、于寔、长孙剑豆、卢绩皆具录入，是以陇西官司移平凉也。平凉为宋谓州治，而宋知谓州诸人具载静宁，是以平凉官师移静宁也。宋时原州为镇戎军，而知原州诸人仍入固原，是以镇原官师移固原也。云‘隋大业初，改朝那为华亭’，不见史志，云‘巫咸为朝那令，死为大神。’今亦不知其何据，盖浚谷文章政治之材，饤饾（指词句的安排罗列）考据非所欲为，然不谓之错误不可得也”。

张维先生的研究不谓不精到，比如他指出赵时春视寺观为异端，就在府志中极少撰写。对一些县志人物的移入他县，如庄浪县的一些人物移入静宁州等，当代人不谓不知道，但都一味地沉默不语。

当然张维先生的言说也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比如他以为赵时春的“物产而尽载菊谱”就不是事实，赵时春在各县物产中记载的品种很多，并不是只有菊谱；还有他以为“云‘巫咸为朝那令，死为大神。’今亦不知其何据”，就有失武断。赵时春在《朝那庙碑》一文中说“但湫之为‘巫咸’，岂商之贤相欤？或《列子》之所述欤？抑自为一人？莫可徵矣？而神之为名巫咸则可据也”。赵时春在《朝那庙碑》一文中说，巫咸是不是商代的那个贤相，是不是《列子》中所记述那一位，我不敢肯定，他这几句话用得都是疑问句，但他(指巫咸)却是湫神是没有疑问的。张维先生要求赵时春把巫咸作为湫神的出处指出来就有失责全了。

笔者引出张维先生关于《平凉府志》的著录，意思有二，其一是说目前平凉人读到的《平凉府志》仍然不是足本，建议有志于地方史研究者或者编纂平凉地方志的官方机构到北京图书馆找到原版《平凉府志》，希望能再次核校漫涣错讹之误，印行新的核校版的《平凉府志》，让平凉人能读到更加接近于原版的《平凉府志》。其二是说，各县在新修编纂本县地方史料时，要与赵时春编纂的《平凉府志》相校正，特别是要校正赵时春笔误的地方，不能只简单摘录赵时春《平凉府志》中的原文了事。应该有意识地就《平凉府志》中叙述本县错讹或遗漏之处撰写校正注解的说明文字。这才是地方志工作者以及做地方志研究者更应该着力的方向，也才不枉赵时春编纂了《平凉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