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乡村

那个时候的乡村，很简单，是一帧没有色彩的照片。女孩子齐唰唰地剪着“妹妹头”，男孩子们一律的“锅盖头”，女人们都穿着肥肥的裤子，球鞋，青一色的灰土蓝。

当然，也有神气的人。比如，大队部卖货的那个售货员，高高的木柜台，摆一张有抽屉的桌子，桌上放一把算盘，一个小本子。人高高地站在里面，遇人来买东西，眼神从那张桌子上，一点点射下来，黑黑的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拉。那是石村人心里最敬慕的。当时，我小小的心里，还曾立志：长大后要当售货员，卖东西，多威风。于是，那个小卖部，就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地方了，常常地，趴在柜台外面，盯着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痴看半天。一角钱十颗水果糖，捏在手心半天舍不得剥，含一颗，在嘴里一点一点地化，也就感觉，日子被咂得悠长、甜美。

大队部，在石村的正中心，场坝像学校的操场那样宽阔，空旷。那个年代的乡村，怎么会没有大队部呢，那是全村的聚集地，卖东西、开会、放电影、交公余粮。

大队书记背着手，慢悠悠地踱步。开会的开场白经年不变 “直个——直个的话呢，”日子一长，很多人都学会这个派头，手一背，头一歪，咳嗽一声“直个的话呢，”颇有几分领袖风范。我倚在母亲身上，听开会。大队书记姓郝，人家叫他老郝，我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很用力，可是，我听不懂。我努力地睁大眼，想听懂点什么，可惜，我只听到他那频繁的“直个，直个的话呢，”场坝里的灰尘，在阳光里细细地飞，长凳上有人在扭去扭来，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后来，一提起开会，我就想到那个大队部，长长的木凳，阳光里的飞尘，还有，那句“直个的话呢。”到如今我都记得，真的。

放电影，这是个让全村人血液沸腾的词。贫瘠的村庄，总是渴望有颜色来渲染一下。安静如水的村子，被这一枚石子，投得水花四溅，小孩子喊着，大人们呼着。椅子、凳子、火把，黑压压的人群。乡村的世界，就这样被喧染了。

墙上挂一幅白的幕布，一束光射在幕布上。放映机周围，是最好的坐位，小孩子们早就在那挤成一团了，一双双小手在灯光前晃着。前面的幕布上，就出现几十双手的影子，乱飞乱舞。放电影的开场白，也永远是大队书记，拿着扩音器“大家静一静啊，我讲两句话，”就从队里最近发生的事，生产、收入，再讲到政策、国情，中气十足。约一个小时才讲完，然后又说“下面，请主任讲两句，”中间又是很长的时间，接着又说“下面，请学校校长讲两句，”底下的人就不耐烦了，起哄、吹口哨，响亮而轻佻，前排的姑娘群中，就有人轻轻骂一句，然后笑了。整个话讲下来，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然后才开始放电影，人群也就安静下来。我们看不懂，只一个劲问大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弄清了好坏，我以为，就弄懂了一切，至少那时认为，我是懂的，其实，现在想来，什么都没懂。整个村庄，都沉浸在电影的情节里，只有轧轧的转片声。换片的时候，人们才又重新松散下来，场坝里的人，也就乱七八糟地闹，男人女人互相开玩笑，讲着荤话，高声哄笑，一面咔咔地剥着葵花花生。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什么，女人把手里的花生壳一甩，男人吓得起身飞跑，女人在后面边撵边骂，周围就哄堂大笑。多年后，我依然记起这种场景，在当时，这仿佛是一种集体的欢娱，它欢腾、明亮，流动着一种岁月深处的甜蜜。让我在多年以后，隔着厚厚的时光，重新打量时，依旧有一种淡淡的温暖。

大队部的旁边，就是大礼堂。大礼堂相比露天的操场，很有些贵气。平日里，大门上都是一把黑黝黝的大锁挂着，平添几分神秘与威武。要有重要的事情，才会打开大礼堂，至于什么是重要的事，我那时也不知道。只隐约记得，交公余粮，好像是石村最重大的一件事，因为，这一天，大礼堂的门，大呀呀地敞开了。

交公余粮大都是以苞谷为主，而这之前的撕苞谷，又是让我们很感兴趣的事。撕苞谷是夜间的活路，白天不得空。苞谷坨堆在场坝里，几十个人围着苞谷堆团坐，呼呼啦啦撕扯着苞谷壳叶，人们大声地讲话，打哈哈，空气中流动一种庄稼的气息，丰腴、壮硕。我们在苞谷壳里打滚、躲猫，用最大最高的腔调喊歌：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篾匠……一首未完，赶快又喊下一首，生怕被同伴抢了去：花狗儿，你在屋里看家，我在后门割芝麻……各家各户的狗都吠起来，整个村子就被我们搅乱了。喊累了，就在苞谷堆里选几个嫩苞谷，去火塘烧苞谷吃。火苗闪动，我们眼巴巴地瞅着，时不时把苞谷翻一下身，慢慢地，香气就弥起来，漫得满屋都是，惹得人口水都流下来了。多年以后，我依然会想起那个时候，明亮的月光，团团围座的人群，温暖的火塘，弥漫着的香气。那种香气，在以后的岁月里，令我时时返顾，久久留恋。

而交公余粮，又是要交最好的粮食的。要选最饱满，色泽最好的粮食，筛好、车好。要不然，就交不“脱”。这一天，筛子、风车，拉得呼呼响。我们也被这响声带动，兴奋地弄这弄那，“车”风车，那是我最喜欢的，看风叶在风车架里呼呼转动，威风得没法。但却被大人们呵斥，说“车”了空风车，是要耳聋的。我才不管这些，趁大人不注意，把着风车的摇手，呼呼转两下，然后捂着耳朵飞跑，身后传来大人的佯叱声——这个小背时三的。

来交公余粮的人很多，要排队，一个一个地交。一袋袋苞谷、谷子，静静地候着，而它们的主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偷闲去做其它的活路，但也未走开，帮忙前面的搭把手，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也有的走开，远远地说着话，半天，一扭头，才发觉，已换了下一家了。

这当儿，五叔就是最威风的人了。五叔是管大礼堂大门的。短鼻、矮身，看人时，眼珠向上翻。一窜钥匙挂在腰间，叮叮铛铛，整个人也就跟着摇来晃去。平常的五叔，是没人搭理的——不就是腰里别的有一窜钥匙么，穷的跟那钥匙一样响，腾个什么劲。说五叔穷，因为五叔是个光棍，一个家都没得的人，不穷么？可是，这时的五叔，是不一样的，他把着大礼堂的门，眼珠翻动，翻一下，公余粮就能交脱；不翻，就交不脱。平日里再跋扈的人，这时都放低了嗓子，陪着笑“他五叔，您……”从兜里拿个烟，或白糖什么的，五叔看了看，眼珠一翻，粮食就脱手了。这个时候的五叔，脸上有一种东西，让人肃然起敬。

整个石村的公余粮交完，五叔的脸就如同秋收的庄稼，饱满，有光泽。五叔腰间的钥匙，这时简直就是一个魔咒——让人无法拒绝的魔咒，更是女人们的一个诱惑。那年月的乡村，谁家不差吃的呢，完成了交公余粮的任务，剩下的那点，远远不够一大家人吃。还有，农村女人，多晕病，五叔那里的白糖，也同样充满诱惑。那些来找五叔的女人们，谁不是心里牵挂着这个诱惑？有时，在夜里，能听到大礼堂的门，哑哑地响。过段时间，有人就笑五叔：那家女人没发晕了，五叔，你有功。五叔不答话，剁着猪草，一刀下去，草就断了魂。还有人不依不饶，五叔，一个女人拖四五个娃，都没饿到，你没功劳也有苦劳哇，人们就笑起来，那是一种属于男人们的笑声，粗犷、爽朗，且意味深长。乡村的人们，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还有多少东西令人欢腾？大礼堂的风流韵事，在石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人们在茶余饭后，田间地头，时不时拿来回味。对于这种玩笑，我们是听不懂的，往往只能猜测，猜测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五叔，故事的主人公，他把自己置身事外，沉默不语，高深莫测，给人带来无边的想像。

对这种事，我们是不感兴趣的。我们感兴趣的，是盖叔的石屋。盖叔的石屋，离石村很远，要走几里路。盖叔这个人，怎么说呢？在我的记忆里，算是石村最有才华，最有魅力的男人。白净、俊朗，念过书，是石村那时唯一会写字，会算帐的人。据说，当年想去参加学潮运动，被他老母亲一把抱住，打死也不许去。自此万念俱灰，一个人，搬到一个石洞去住，一住就是几十年。我们每次都躲在石屋旁边，看着盖叔从石屋里进出，那感觉，盖叔真是一世外高人，神秘得没法。我们很想进石屋去看看，想像着那里面，肯定就有传说中的宝藏。可是，盖叔不许。大人们说，离盖叔远点，盖叔是蛮讲究的呢，洗衣服是放在锅里煮的，路上遇到牛粪、狗粪，踮起脚跑多远，小孩子别去把他那弄脏了。逢开会，盖叔就坐在旁边作记录，蓝色叽卡衣服洗得亮沙沙的。苍白的脸，在阳光的折射里，有一种异样的柔光，女人们的眼，就挪不开了。盖叔手里的笔，在纸上划拉着，惹得人心里，就像沙沙的细雨。

这么优秀的盖叔，却不是大队干部，也一直未娶，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石村人共同的话题。而这两个问题，似乎又是互相牵扯的，大人们在说到这上面时，总是欲言又止。后来，听说，盖叔年轻时，相中了一姑娘，那姑娘也喜欢他。请媒去说时，姑娘家里没油炒菜，家人支使姑娘去盖叔家借点皮油（木籽油），都是一个小队的，再说，盖叔当时是小队会计，那点油肯定是有的。姑娘最后空着手回来，当然，提亲的事也就黄了。有说是盖叔想借，他母亲不肯：这才说起这个话，就来借东西了，往后指不住还要借什么；有说是姑娘去借油时，只和盖叔说话，没和他母亲说话，盖叔认为失了礼数，所以未借油。这中间的详情，谁知道呢。后来，那姑娘不知为何事，喝了农药，幸好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但是不是和此事有关，大家也不知道，反正，在开过一场大会后，就撤销了盖叔的会计。盖叔从此沉默寡言，远离石村。隐隐听说，盖叔住石洞，也与此事有关。

很多年后，我在敬老院看见了盖叔，其时，他正倚着墙根，晒太阳。天上有云，拖着长长的尾巴，悠悠飘过。阳光拉长他的影子，淡淡地映在地上，有些虚。盖叔早没了当年的俊朗，眯眼看着，目光惬意、悠然，仿佛洞穿了若干年的历史。

说不清是什么时间，石村涌动着一种特别的气息，很陌生。这种气息，涂满了各种色彩，新鲜，媚惑，让石村所有生命都蠢蠢欲动。

大队部，是早就没有了的。当年的大礼堂，也拆了，重新盖上新房，住上很多户人家。那个小卖部，也早已不见了，人们在更大的超市去买东西，又多又好，选得人眼花缭乱。那温暖的火塘，也被设计精美而环保的炉子代替。还有，还有，那些隐秘而动荡的夜晚，那些跳荡在贫瘠生命中的微茫的喜悦，也是无处可寻。石村，好像是真的静下来了。有一回，在村里遇到五叔，叫他，他茫然地看着。旁边有人说，五叔早就聋了。

路边，有只昏睡的老猫，不知被什么吓了一跳，抬头望一眼，翻个身，又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