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针

一

伯母身体有点不大好，儿子姑娘，孙孙娃娃，天南海北，不管是上班的还是打工的，不管人在哪，全都赶了回来。

村里邻居，就连久不走动的隔亲疏友，都牵成线的去看她。也许大家都觉得，这是这个生命在生前跟大家的最后一面了。

在村里，一个人，无论他生前多么占强霸道，多么小气吝啬，大家也不管以前和他有多大隔阂，有多大仇恨，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会选择放下。

对待一个生命在最后时刻的怜悯和慈悲，似乎是乡村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也似乎是乡村历来的默契，不需要白纸黑字张贴，也不需要敲锣打鼓宣传，乡村只要把它烙在心里，就会一代一代往下传，久而久之，便成了乡村的根。

而在乡村长大的人，更像一株植物，从出生的那一刻，根须就扎在了土里，轻轻浅浅，风吹、雨润、雪浸，根慢慢强壮。一寸一寸，缓慢、粗砺，扎入村里，就是一辈子。

伯母一辈子没赶过集，没买卖过东西，不认字，不识数，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在她豆蔻年华之时，从村那头嫁到村这头。

她埋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薄地，终日薅刨，像植株一样，从青葱碧华的岁月，到开花散叶的丰腴，为家，为儿女，直到现在，自己即将枯萎，矮成一堆土。

这几乎是村上上一辈女人普遍的命运。男人不同，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骨子里的那种不安份，会外出闯荡，会远走他乡。

而女人，似乎是天生就要围着孩子，围着家庭，围着锅灶转。转得灰头土脸，转成一部孤独的唠叨机。自己一身累，被人一身嫌，从不知外面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如果把村上女人比作是一株植物，我想，婆婆针就是最贴近她们的。

婆婆针在乡村来说，那是最好的猪草。田间地头，大片大片的生长，旺盛、简单。

每年春风一吹，婆婆针便冒出了头。就像那村上的黄毛丫头，一个不打眼，就是半大姑娘。

颠着小脚的奶奶，天不亮就扯回了一大背篓露水滴滴的婆婆针，笑得皱纹里都是花：嫩妖妖的噢。奶奶挽起一把婆婆针，抛进猪圈，猪们一阵撕拉咬扯后，就只剩一嘴泥巴了。吃了婆婆针的猪们更加有精神了，嗷嗷地叫着，眼里的光色也不一样了。

我们割猪草时，也犹喜婆婆针，这时的婆婆针，嫩得真能掐出水，特别是肥田里、长在庄稼窝子里的婆婆针，沾了肥气，油光水滑，茎肥叶大，娇娇颔首，这妖娆得，让我们在太阳底下一边咬牙切齿，一边挥汗如雨地动着镰刀。

如果说鸡鸣狗吠是打开村庄的苏醒方式，那么让村庄沸腾起来的，绝对是从一把猪草开始。

每家每户都有明确分工，谁割牛草，谁割猪草，谁放牛谁喂狗，都是半大孩子，却都能各司其职，放牛是最轻松的，也就由家里最小的孩子完成，然后是割猪草。

这时节，只要你稍微抬眼，田里全是割猪草的。都闷着头，赶着那好的肥的嫩的割，镰刀碰在石渣子上响起一片叮叮声，火星子直飞。如果不小心割破手指，没关系，转身揪一把苦蒿，揉出汁液按在伤口上，血止住，继续割。

太阳爬上阶檐坎，我们的猪草也割满了，满背篓的婆婆针。不是没有其它猪草，这个时节的婆婆针，是最嫩最肥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的最爱。我们甚至为了婆婆针会铤而走险，比如长在悬崖上的；也会为了婆婆针去和小伙伴们起争执，其他的比如苦蒿、红根根、蛾儿肠，只有在婆婆针被割完后，实在找不着了才会去割它们。

但婆婆针娇嫩的时间不多，最多过把月，一过六月，它们就开了花，长出了刺苞，这时候，我们都基本上不割它做猪草了，但为了防止它的刺长出来，我们还是会把它割掉，要么扔在太阳下让它晒死，要么做了牛草，在牛栏里造成粪。

秋天来了，婆婆针也终于长成了我们讨嫌的样子。一身的刺，一沾上身就扯不落，在田里做一天活路回来，浑身被钉得像只刺猬，又疼又痒。爷爷抖搂着他长长的裹脚布，一边摘一边咬牙切齿地往火里扔：这背时的婆婆针。

在冬天烧火粪的时候，顺便也会把婆婆针砍来一起焐，既打整了田块，也做了粪肥，一举两得。

扔进火的婆婆针炸得噗噗作响，听得人心情大好。

这样子，象极了我们对某种事物的反抗。

是的，母亲的唠叨。

这个不许做，那个做错了，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

至今记忆犹深，我在田坎上一边跑一边哭得稀哩哗啦，母亲拿着细细的木条在我后面撵得灰尘四起。

乡村的孩子，是被父母的棍棒和竹条子撵着长大的。

那个时候，总觉得母爱真像那婆婆针，无时无处不在，扎得人无处可逃，让我们畏手畏脚地长大。还远远不如田野的那些小草那般自由。

也许记忆过于深刻，以至在我谈婚论嫁之际，我都很认真地在想这个问题，我以后会怎样对待我的孩子。

有时几姐妹在一起，都还在打趣母亲当年的严厉：真像婆婆针噢，扎得人浑身疼。

母亲在旁无可奈何，只得气呼呼地答应：待你们二天到自己头上就晓得了。

我们笑作一团，风轻快而柔和。

时光忽忽，一转眼，我也做了母亲。

一个母亲，再怎么木讷，见了自己的孩子，那话匣子就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呱啦呱啦，可以三天三夜不重复，躲也躲不掉，跑也跑不脱。这是我当年的体会，而现在，我再次从女儿身上体会到了。

七岁的女儿有一天涨红着小脸，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妈妈您能不能少说一点，每天少说我一两句，我就很高兴了。

我在晴天朗朗的场坝里怔住。晚春时节，嫩绿的苞谷苗子正急不可待地冲土而出，一幅不耐烦的样，风忽啦啦地从头顶过去。恍然间，当年的那个小孩还在田坎上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一抬头，自己就活成了母亲当年的样子。

二

今年清明，我回家给父亲和爷爷奶奶上坟，正逢着伯伯和伯母在菜园子里种丁豆。本想绕开，不惊扰他们的，一来伯伯伯母年事已高，进屋肯定就要忙着弄饭啥的，我也没有准备，身上啥礼物都没有，二来我本就木讷嘴笨，谈白聊天更是不在行，也不爱热闹，这么说吧，我在家时，一般不出门，只除开本小组屋挨屋的人认识，翻过我家后门阳沟坎，岩上的人就不认识我了。直到现在他们都还不知道岩坎下的这户人家里还有一个人。

正在犹豫间，不料却被伯伯看见了，热情地喊我进屋坐，一遍一遍地催着。急切、热烈，就只差来拉我了。

架不住伯父的热情招呼，我只好硬着头皮进屋。伯母气喘吁吁地从菜园赶回来，这个一辈子未走出村庄的老人，已然说不出话来——说是声带息肉，吐一个字犹如伤筋动骨般，却还是让人听不见她的声音。耳朵也听不见了，她凑在我的耳朵边，生怕漏了我说的每个字，伯伯也一样，浑身是病，还在忙进忙出为我找好吃的零食，一会儿桌上就摆了一大堆：葵花子、橘子、花生、板栗……

我连比带划地和他们聊天——

“怎么还要种那么多田？”我的意思是身体不好，就不要再种田了，后人又不靠那点粮食。

“一块田也是种，两块田还是种，反正都要种，不如多种点。”

“还喂几头猪？”

“一头母猪，三头肥猪，一天就是几头猪忙不过来。”

“那就少喂几头。”

“那不行呢，一过年全都回来，肉没得菜没得肯定不行哈。”

……

期间他们一个劲地让我吃零食，那还是堂哥堂姐春节时买回来的，葵花子有的在发霉，橘子烂掉了一半……

伯伯一脸歉意，一颗一颗地给我选着。

我两手空空地去看望了伯父伯母，要走的时候他们硬拉着要给我做饭，追着往我荷包里塞吃的，送了一路又一路……

三月的天，空气有些湿润。

种田喂猪，上一辈人固定的生活模式，就像一个圈，围住他们的一生。他们困囿其中，无力挣脱，却又自得其乐。到头来，说是为了自己吃，其实是为了那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场景：逢年过节回来，每次走的时候，都要给后人收拾几大包带上车。

我每次回家就这样，母亲给我大包小包的收拾，上车时还要把所有东西都一一清点好，生怕落下一丁点。只要我流露出一点点不想带某种东西的想法，母亲就又是数落又是责备，生怕我把东西扔下不要。走一趟老家回来，就感觉搬了一次家一样，为此，我特地准备了一个背篓，一下车，大背小背地往我的家里背。我想，如果那老屋能搬得走，移得动，母亲早就把那房屋塞给我背走了。

就这样，我一趟一趟地往返来回，把父辈的念想一次次背进城，在一马平川的城市寻找着那些扎在血脉里的固执凸起。

想起母亲每次送我的样子，象极了田间地头的婆婆针，满嘴的唠叨，一肚子的思念。

从村庄走出的他们、她们，都和我一样。

背着村庄，就像背下了一座江山。

为着伯母的后事准备，三哥在忙着修公路。伯母百年还山后，交通便利是首要条件，抬丧的，帮忙的，没得一条路，简直寸步难行。

母亲看了伯母后回来叹息：人没得意思哦，前两天还在坡里扯黄豆的人呢。

想起那次去看伯母，她凑在我耳边，沙哑的声音几乎不可闻：“你是老二么，怎么有空回来的？”我说我是小妹，离家近，隔三岔五就回来了。

伯母点点头，拉着我手：你经常回来，那你回来了就在我屋里来玩啰，好让伯伯麻麻有个想头。

那眼神，不容我拒绝。

虽然我知道，如果下次碰到，她还是会分不清我到底是老二还是老幺，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亘在心里的那个想头。

修路的路线经过我家茶园，挖机所到之处，成行成垄葱绿的茶树被连根抛起，在连天的灰尘里，它们二三十年的生命也戛然而止。

我不敢靠近，只觉得心脏也跟着茶树窒息。

小学时，村里兴茶业。是一种老式的方法——种茶。要抽茶槽，槽深一米多，还要一遍遍卧肥，直到把槽填满。为这，学校还特地放了农忙假。

我提着茶树种，生怕它不发芽，使力使力抓，手掌有多大，茶种就有好多，满把满把地往槽里丢。末了，全村的茶树长得都如癞子头，稀稀拉拉，东一棵西一把，唯有我们家，密密匝匝，挨挨挤挤，手掌都插不进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茶业初兴的村里，这块茶园成了风景，上新闻，上报纸，远看一垄一垄，近看还是一垄一垄，摄影的来了又来。

我高兴得，真想拎个大喇叭，挨家挨户的敲门：诺，这茶是我种的。

至于这茶园解没解我家的油盐酱醋之急，我倒是忘了。反正每年的清明节假回去，这茶园正是当摘之时，我腰酸背疼的一天摘下来，不超过1斤。母亲和姐姐的茶叶一上秤，数字直接就掠过了1后面。母亲打趣我“这一斤茶也还能换到个粑粑果果。”

我想了想，倒也觉得很美：能换到一个是一个。

而今，随着挖机的轰鸣，茶园被劈拉成两半，开膛破肚地挂着，我身上的某个地方也在钝钝地疼，待到傍晚，挖机撤走，我才来到茶园，木然地转了一圈，茶园已毁，心犹如一支受伤的翅膀，无处飞翔，无处安放，也再无心之所往之处。世间之事，无奈和身不由己的太多，只得叹了一口气，回到家坐下，茫然间，只觉腿脚有些刺痒，这才发觉两边裤腿上挂满了婆婆针。

我坐在椅子上，以从未有过的超慢速度，一粒一粒，慢慢摘着，打量这种我从小就打交道，却从未正眼看过的植物。

这些顽强的小小的生命，针尖呈张开状态。开花时节，宛如一朵小雏菊，是的，婆婆针本身就属菊科，所以，它的刺也就如一朵枯萎的菊，只是比菊有棱角。如一只捕食的猎豹，紧崩神经，精神与意念高度集中，只要身边有轻微的身影闪过，它就会纵身抓住，猫狗、兔子、挖泥鳅……凡是从它身边经过的生命，无一例外地被沾染上身，它的身体里，本身就攒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这拼尽全力的一搏，是为了生命的繁衍，也为了生命的某种意义。

之后，它会随着这些生命去往它心之所向之处，如果是挂在雄鹰身上，就能看够岁月年华，看够苍山暮海；如果是在一只兔子身上，就会随它翻山越岭，追风逐月；如果是在一只猫身上，它就会听见黑夜里所有潜伏生命的暗暗生长，和丝丝花开的声音；如果是在一只狗身上，它能看到一个家族的喜怒哀乐，绵延繁荣。

这是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生命，虽然它的根从未走出过村庄，虽然到现在它还是那么不起眼，简单、朴素，就是一株普通的猪草。然而，她带着自然授予的独特使命，在乡村旁若无人，独自芳华。等待一场风起，等待一场生命的涅槃。

三

婆婆针也是有历史的噢，村上老人总说。

这段历史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村人缺吃的。于是，平常那些用来当作猪草的植物，就成了人们的口粮，枇杷叶、婆婆针、鹅儿肠、蒿子、观音土……母亲说起这些，如数家珍，并能说清每种的口味，枇杷叶涩，婆婆针和蒿子味苦，最难吃的是观音土，吃了不消化，肚子胀得簸箕大，有好多人都吃死了哩。跟村上那些老人一样，母亲对这段历史的细枝末叶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听得好奇，跑到菜园里揪一把婆婆针回来，揉出汁液，加上各种佐料，在油泡泡的火锅里涮着吃，觉得奇美无比，直呼好吃。母亲讪笑着，似乎是她对那段历史说了谎，急促难安。

但这段历史不容置疑，只是我们觉得遥远而已。小时候，在猪草锅里闻到那种气味，涩涩的苦，难以下喉的那种感觉。母亲说，当年你大舅、小舅都是我带着他们吃这些东西，我先吃，当着他们的面，一口嚼下，装作很好吃的样子，他们一上当，嚼进嘴里就不敢吐出来了。母亲现在讲起这些，还是一脸得意和自豪：吃不下去那是你没饿得狠，人一饿狠了什么都能吃下。

那神情，仿佛吃到了山珍海味般。

而我，听得喉头一紧，呼吸吐纳间，从那株小小的植物里拽住了时间的脚缝。

那么漫长的岁月，从青葱碧玉的少女，到风风火火的妇人，再到满嘴碎叨的婆婆。这些埋首村庄的女人，她们捻着时光的针脚，把岁月平铺，一寸一寸，纫着村庄、纫着庄稼，纫着家长里短，直到把自己纫得像山一样坚强，然后在一家老小鼾声四起的暗夜，举着粗糙的手掌，一遍一遍抻着自己扭曲的皱纹。

看着满头华发的母亲，记起那奄奄一息的伯母，低头间，无端想起奶奶的那句口头禅：那嫩妖妖的噢。

婆婆针，从一开始就怀揣等待，虽然它有时用尽一生，也未等到那场翩然而至的旅行，也未等到那华丽的梦想，但它从未放弃自己，从未后悔。她努力生长，努力等待，等待那些有所期待，有所渴望的念想能得到回应。

因为她知道，在这世间，终有人会带上她的梦想，她的唠叨，她的叮嘱，出发上路，追逐，拼搏，替她看风景，替她走人间，替她完成一切心中向往之事。她为他们缝衣制被，装好翅膀，然后，送他们远行，让他们飞翔。

然而，他们无论在哪，无论贫穷富贵，无论身居何处，都时刻惦记着那曾经缠绕在自己身上的根，那每次让人又痛又痒，又爱又烦的唠叨，她的每一次等待，她的每一声叹息，都会让他们回首、牵挂，惦念。

这么想来，茶园到底是娇弱的，明年的这个时候，那些翠绿的茶根已随着时间的氧化而枯萎消亡。但我坚信，今日这些缠在我裤腿上的婆婆针，待到明年春风起，它们又会满身翠绿，嫩娆娆地出现在庄稼地里。

到时，又是谁家儿女，能遇到这满身叮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