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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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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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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童年

印象童年

 

男儿母相,福自天降;女儿父相,幸福有望。

当母亲看到我越长越像她时,对我的未来便饱含母爱的向往。

可是,到了恋爱时节,有位女朋友(一般意义上的)看到我的父亲和母亲后,说我要是长得像父亲样子的话,那更帅气。我听了这话,我的心跌宕了一下。但想来想去,还是母亲给我讲的那个梦,让我有一种希望与勇气相伴的感觉。

母亲清楚地记得,在我出生的前三天,天快亮时,她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身着蓝色长衫、足穿青布圆口千层底布鞋的老人,身材高大而清瘦,手提一根闪着金黄光泽的长竹烟斗,走到端坐屋中的母亲面前,叮嘱母亲千万记住,丙子月丙午日酉时面朝东方,并事先准备三两六钱钱纸,一对红蜡烛,三炷香,一个八两重的刀头,以便喜迎贵子。说完,老人转身出门,飘然而去。母亲醒来后,赶紧将梦中所见所闻告诉太太(即祖母)。太太听了后,喜出望外,并告诉母亲说,她梦中的老人,就是我的老祖公。母亲从来没有见过,看来老人真是在天有灵。第二天正好是赶场的日子,太太就张罗着准备香蜡纸与刀头。

一切准备就绪,我如期降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喜庆。父亲为此请家族中老秀才、我的二老祖公给我取了个名字:福平,希望我一生幸福平安。

然而,我才半岁,祖母白内障到镇宁动手术,母亲随去照管,将我留给年近半百的太太代管。吃惯了母乳的我,对太太用米粉加糖做好的米糊(人工奶)不感兴趣,总是哭喊不停,以至于日渐消瘦。虽后来饿急了也吃点,但还是边吃边闹,很难静静地吃一顿饱。太太对懵懂无知的我,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太太说,那时的我,小腿杆大小若成人指母,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好在最终我饿极了,才含泪吃了起来,并且吃饱后,酣然入睡!

      三

 我两岁的时候,母亲有了身孕。偏巧这时,太太又患了严重的眼疾,不得不住院动手术。父亲将太太送到离家五六十公里的镇宁眼科医院后,母亲带我在家。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个人在家,里里外外,总是想着做这做那的。母亲在补郎读到小学三年级,因好学,曾任过班长,只因家庭成份高,被迫辍学。由于识点字,懂点简单计算,寨子里的人们,请她裁剪的衣服,比比划划后,裁剪做好,大都很合身。所以,晚上除了杂七杂八的家务事外,时常帮人家裁剪布料。也许因为过于劳碌,母亲后来流产了。太太为此觉得像欠了母亲一大笔债似的,对母亲更加呵护备至。而善良的母亲,深感太太那份慈母之爱,更加知恩图报,以至婆媳之间关系,亲如母女。

那时,老房院坝前埂,有一棵花红树,新房后的菜园中也有一棵花红树。花红果子熟了的时候,当阳处,缀满枝头的果实,像无数张天真的小脸,闪着可爱的笑容。这时候,由于父母常外出干农活,太太为了让我安静下来,以便她好做些家务事,便会用竹干绑根短棍做成倒勾,讨些花红放在我的座椅前竹台上,让我吃。牙齿还没全长齐的我,不会将香甜的花红果吃下肚去,而是小口、小口地咬在嘴里,咂咂甜味后又吐出来。吐得口水兜兜上堆了不少果肉。然而,看着我这副不懂得爱惜食物的天真可爱,太太既感到可惜,却又无奈地笑着骂道:“这小背时的,硬是无天无法!”

三岁多点那年,我开始有了私心。那年清明,家族集中给老祖公(曾祖父)、老祖太(曾祖母)上坟,长辈商量,说每家拿出三斤腊肉,凑在一起,大家动手烧洗好后,蒸、炒来带去坟山上供老祖公、老祖太,聚餐一顿。在我家与黄存柏大伯家打伙修建的长五间新房堂屋里,过称后的腊肉都放在铺着牛皮纸的石磨上。年幼的我,趁大人们不备,认准我家的那块腊肉,悄悄提着就往下面老房的家里走。那时,黄存柏大伯家,家境好得多,他家先装好板壁,平整了地坪,打了煤灶,接着就搬了家。而我家的新房,还是空架子,一家人还住在老房里。大伯家搬走后,将他家原来仅有的半间老房,借给我家作厨房。在这之前,我家可移动的铁丝网笼箍着的煤火,热天放在堂屋一角,冷天常放在仅有的半间房子里。以至于后来,老太太与父亲都因此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

 当大人们发现石磨上少了一块腊肉时,还以为是大伯家那条精灵过人的狗做的坏事。可大伯“嗷逗!”一声叫唤那狗,那狗便摇尾摆尾地跑到大伯面前来,察看那狗嘴上,没有一点油腥,这说明大伯家的狗,根本没有犯事的嫌疑。四奶奶这时转身四处察看,不见了系着抱裙的我,便怀疑那块腊肉不在,与我有关。当她按照她的想法,返回老家路上,在老房背后见到我提着那块腊肉,正在费力地攀登木格窗下那块墩子石!她走近我后,哐哄我说帮我提回家,我高低不放手,还边哭边闹,还不停地晃动身子,左右躲闪,因此将身上擦得又油腻腻的。后来,还是太太晓得这事后,哄我说让她拿到楼上搁好,我才放手。而且是在我母亲给我洗手、换衣服的时候,才将那块肉哄走的。

这件事一直深刻在大人们心中,说这是我开始懂事的标志。

      四

四岁的时候,我迎来了我的二妹福琴。这时候的我,面对着包着头巾的母亲,我想,母亲不知为什么,好像因为二妹的到来生了一场大病。因为二妹是晚上到来的,而那时我正睡得香。在那低矮的楼上,我裹着被子,醒来起夜时还感觉到睡得口水直淌。第二天听说添了一个妹子,就想看看是咋样。当我看到那她那红红的、皱巴巴的小脸,我便嘟着嘴,表现出不喜欢的样子。太太看出了我的心思,哐哄我说妹子以后长大点,会长好看起来的,我这才挤出一点笑意来。

但是,面对小妹那些脏布片、脏衣裤,我还有些厌烦。母亲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于是我才接受这饿了、湿了、脏了就哭,吃饱了就睡的妹子。而且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学会用煤灰掩盖妹子屙的大便,并用扫把撮箕扫丢在灰堂里。

不过,这时的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伙伴,会寻找自己的乐趣了。

从补郎乡三岔路那个村寨搬来的邻居方玉龙,实际是我们窝子的黄家自幼过继给方家的方德权四伯家幺儿,与我父是共一个曾祖父的弟兄,因在这边排行老四,所以父母教我喊他四伯。四伯家的儿了老四(依兄姐排行老六)便是我最好的玩伴。他比我小好几个月,但个头却和我差不多,而且比我胖点,比我长得结实。他家与我家是一排房子,中间隔着一栋三间石板房,这房是黄存友家叔的,但年纪比父亲小,我辈以其乳名称之马爷。老四家住的是他爷爷留下的五个头的三间茅草房。本来要建长五间的,但因当时经济困难,还有两间屋基未建,所以堂屋在外间。右前方有两小间厢房,每间约十平方左右。最前面一间厢房门有石梯相接,可从院坝爬上去,里间用木楼梯从家中爬上去。厢房下是牛圈。我家老房后面,挨屋橼脚有条路,外出走这条路,得经老四家背后。据说,老四父亲因出生时因屙了泡“高尿”,说是八字大,克父克母、克兄、克弟的,所以才通过亲戚关系,从黄家过继给补郎三岔路方家的。方家是大户,视四伯为己出。所以四伯长大后从私塾读到安顺中学时,由于人长得机灵,被学校领导看中,让他从进了学生会,还委派他帮学校采卖。当时的校领导与部分老师,实际是地下党员。所以四伯开始与地下党有了接触。并且在地下党影响下,偷着躲着阅读进步书刊。而且思想上有了政治倾向,并且开始物色卖家,自己写地契文约,出卖家中田地,得到的钱暗地里用来支持地下党活动。后来,他的举动被他养父发现后,通过登报申明,强行剥夺了他的卖田卖地的权利。好在方四伯在解放初,凭自己在地方有十几支枪的实力,在1950年3月补郎剿匪战中,保住了跑到他家躲的五个解放军,才没有遭改朝换代的大灾大难。可是到了已经不分青红皂白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地主家庭,方四伯被斗得五痨七伤。窝子黄家晓得他被斗的无奈后,商量说将他搬过来。这事两边一拍即合,毕竟他的衣胞之地是黄家当政,暗地里可以给予庇护。这样,我才有了老四这个幼年的伙伴。

在老四家的茅草房后侧路边,有两个岩石缝隙里,各住有一窝蚂蚁。我们俩便把它们分开指定,各管一窝。有时玩到兴头上,互相捉来交换。可这小小的精灵高低不听我们摆布!看着一只从属于我的蚂蚁洞里出来的蚂蚁,捉住后,将它的头强放进玉龙那边的洞,但我一旦放手,这黑黑的蚂蚁就急急地往后退出来,朝着它的洞跑去,或者就远远地逃开去。玉龙说,各是各的,我们还是不要这样。

玩得晚了,看到蚂蚁们都进洞休息去了,我们会用一小坨泥巴堵住洞口,说是帮它们“关”好门,免得晚上它们冷。

可第二天,起得比我们早的蚂蚁,居然自己把“门”推开了,而且还把“门”推得远远的。有一天,在离我们的蚁窝一米多远的地方,我看到蚂蚁成群结队地拖一条伤势很重的蚯蚓,你帮我、我帮你的,很吃力。于是我便帮它们扯成两节,并分别放到两个洞口。可先前那一群蚂蚁失去了共同的目标,便四处探头探脑,并很快就四散开去了。而我们的那两个蚁洞,出出进进的蚂蚁,对送到洞口的美食,居然只是嗅了嗅便悄然离开。仿佛那上面留下什么印记似的,它们似乎懂得这不是它们应该拥有——坚决不动。过了好长时间,便有几只蚂蚁找到了这分成两节的蚯蚓。试了几下,拖不动,有的围着转来转去,有的便回身远去。见到同伴,用触角相互触碰一下,像是传递着什么信息似的。很快来了一群蚂蚁,将蚯蚓往回拖。看到这些,我和玉龙都很奇怪,一个看着一个的,不明不白这是为什么,莫明其妙地笑着,觉得还好玩。

又一天晚上,我们的蚂蚁都进洞了。侧边青蛙的叫声叫得让人心烦。我们认为蛙声影响了蚂蚁夜晚休息。两人便静静地、仔细地听来听去,找准青蛙藏身的那个岩缝,便用小木棍对着,用石块一下、一下地敲打。居然把那母指大小的青蛙打死后,找来根倒勾刺,除去一头的刺,拿着将死蛙勾了出来。

                五

我进五岁半的那年三月,在村小学发蒙读书了。太太给我做了一个红市布的书包。包两边底下还有留有两寸长的红须,将书本竖着装下,正好放得下那几本书和本子。太太拿着这书包问我读不读书?如果要读,这书包便是我的。看着这样精致小巧的暗红色书包,我爽快地答道:“读!”。太太听了我的回答,晓得那书包的式样做得让我心动,也高兴得笑弯了眉毛。

父亲说,我虽然年纪还小,但还是找个地方管管我要好,学得多少是另一回事。否则的话我,我好动而淘气了,他们管不了多少。大冬天的,我都不挨家,无论如何冷,只晓得在外面玩。还会跟年纪大一点的娃娃去田野里捉鱼摸虾,逮蚂蚱,追蜻蜓,扑蝴蝶,上树摸鸟蛋之类。特别让人大人们不放心的是村前的那口大塘。虽然他们对我千叮万嘱,总担心玩野了的我忘了危险。所以觉得将我送到学校,有个管束,那还是放心得多。

 学校就在村前。中间隔着个球场,南北各一栋四间的黑瓦加石板盖的房,后来知道那是苏式建筑。球场北面有一高台,南是一小片田野。高台是公社和大队开斗争大会的时候用的站台。在未上学前,我就已经熟悉了这个地方。那时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台上站在前排低着头挂着方纸牌的那些老辈子,衣服裤子脏巴兮兮的,都是些做农活的人,为什么要拿来斗争?隐约记得打倒什么的口号,紧跟着台上举拳带喊的声音,整整齐齐喊声响彻在山村的上空。父亲说他差点也是站在台上被斗争的命。好在老辈弟兄多,家产分下来后,各家财产就没有多少,后来才被定为小土地出租,算是上中农,才避免了疯狂的“文革”的折磨。

我上学后不久,便萌生了不想上学的念头。我扭头邪怪地把我的想法告诉太太与父母。太太问我为什么?我居然说教我们的张老师不好玩,爱揪我的耳朵。正在讲着,张如熙老师就到我家进行家访。远远地看到他进朝门后,我便像老鼠见猫一样,撒开腿就往后跑!弄得家里人一时间不知是怎么回事。其实是张老师安排同学去做上道五十加五十的竖式算术题,做不来的就叫站在黑板侧边。我不想站就跑回座位,所以张老师就到座位上纠住我耳朵。我还因此咬了张老师的手,还跑出来躲,生怕张老师逮到。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还是怕回家。于是大人们便到处喊着我的名字,找我。其实,我已摸到我家牛圈里头的马槽下。虽然有一大股畜粪味,但马槽下却是些干苞谷叶和谷草。我睡在那里,听着太太一双小脚由近而远,边走边喊,喊得我心慌泪流。我真想走出牛圈,投进太太的怀抱。可是我又听到在家门口粗声大气地喊我的父亲,边骂边说:“不要管他,饿了他会来!”然而母亲却有些心急地说:“他好大点人?有哪样好好地跟他讲,你这样粗声大气的,他听了都怕!他还不是怕挨打才跑躲的?只要你保证不打他,那就好找了!”父亲说:“好嘛,那我就不管了。你想咋管你管!”

这时候,太太找累了,回到院坝头。我想了想,从牛圈里钻了出来,抱着太太的大腿哭着说:“我怕,我怕爸爸打我!”太太弯下腰来,抹着我的泪说:“天,我喊你么你要答应嘛,害得我找够完!不要怕,你爸爸不敢打你,有我!”听了太太的话,我才在她的牵引下,回家吃饭。父亲在一旁阴着脸,以至于我还斜着眼睛远远地防着他。

 第二天,性格倔强的我还是不愿去上学。于是,太太不声不响讨来小种“火麻”,一手拿火麻,一手捏着我的手,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逼我上学。我又哭又喊地不去,结果我的手被火麻掺了一下,麻痛地我,还一股犟劲的说:“除非张老师不再揪我的耳朵差不多!”太太无法,哐哄我说她会给张老师讲,保证以后不再揪我耳朵。于是我才答应去上学。

 从此,张老师真的不再揪我耳朵了。但是,当我们上课不认真听讲,或交头接耳时,他会用粉笔头远远地投来提醒。有时候投在脑袋上,还真有点痛。他一投打哪个,哪个的脸就会一下子飞红。因为被他投打的同学,会引来全班的目光。

       六

上小学后,我开始跟伴学放牛马了。早上,那些村里比我年长的伙伴会来喊我。我翻身起来,随便穿上衣裤鞋子,脸都不洗就跑去打开牛圈门,吆喝着把牛马赶到牛场大坡去。然后回到家里,吃了太太为我热好的饭,随便洗个脸,便早早地上学去了。

上学后,老师先教我们学数数、读拼音。开始那段时间,跟着念到是可以,离开老师就不知道那书上是什么了。玉龙能从1数到100,而我数着、数着就会跳干,甚至跳回来倒数。写阿拉伯数字的话,总是写不好。只知道8字是两个0上下紧挨着,无论如何,8字写出来都是横睡着的。于是,太太看到后说8字像我一样,爱睡懒觉。太太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多少有点文化。反反复复地给我示范,我好不容易才让8字站成个样。第二个学期,我终于能把1到100顺着数完,而且还会写1到10的数字。模模糊糊地懂得了点汉语拼音。

 上学的第一个冬天,太太从楼顶上翻下一个灰尘满 布的竹烘笼,一洗一抹,红亮红亮的,很好看。据说是我叔叔小时候用过的火炭烘笼。圆圆的提手是一片母指宽的竹片做成的。底下镶嵌着一个精巧的小沙锅。锅里先垫一浅层柴灰,把柴烧成红炭,再炼乳笼上的圆洞口,用火钳拈放到沙锅的柴灰上,再盖上一层糠壳或锯木面,就能保持火的热度了。只是烟雾缭绕,需过些时候,糠壳或锯木面烧尽,才没烟,还热和。如等不及,上课的时候放在脚下,烟子熏得眼睛睁不开。于是,老师会叫提开。并且从此晓得早点起来,请太太帮准备,好等糠壳或锯木面在上课前烯尽。如果烘笼的火力不够,下课的时候,我会拣点干柴放在沙锅上将烘笼提在手中,并且甩转起来,转上同,和下,会看到火焰开始冒出来。然而放下来,一小帮伙伴便围拢来争着烤火。如果平时和自己有矛盾的,我会撵人家走开。人家就会闷闷不乐。于是,被撵的人,以后有啥好吃的,会分我一点。到时候我会让他挨近一点烤火。

 记得有一次,玉龙和我放牛去牛场,到了饱米大坡最高处的路段,他在我后面,用根木棒,透过我裤子坡洞,轻轻地夺我的屁股。我就气了他。我感到他瞧不起我,所以后来我不要他烤我的烘笼火。可他偏要烤,我打不赢他,就把烘笼提起躲开他,可我躲 到哪他就追到哪,我居然没办法,只好随他。玉龙的父亲方德权四伯会劁猪骟鸡,会杀猪宰鸭,多少找得到点钱。自从被他羞了那一下之后,我就对母亲又哭又闹,一定要母亲给我把裤子的破洞补上。母亲叫我给她拣红豆碴儿,她才有时间给我补。从此,我不再穿屁股处破的裤子。

 父亲知道这事后,觉得同样年龄的娃娃,好像这样被人家羞了一下,就对不起我似的。于是就约村里曾经打过铁器的黄存万伯伯和他打伙,在我家搬新房后,利用老房合伙开铁匠铺,打造锄头、薅刀、镰刀等铁具卖,或者帮才村人修补铁器,赚点零花钱。这时候,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结束。但在我的记忆里,村里救济粮来的时候,母亲还是去大队管救济粮的民兵连长那里道穷讨要。不知跑了多少次,才要得一麻袋苜蓿片。也许是后来弟妹增多的原故,家里的生活真的困难。哪怕吃苞谷米饭,都要造些红萝卜丁。只有过年过节或生病时,才能吃到大米饭。所以那时父亲的愿望,就是将来有一天,一家人一年到头都能吃到大米饭!那时觉得,要实现这个愿望,有一种遥遥无期的感觉。而我呢,因为在假期和太太到过安顺老城东六坡的大姨太太家做客,看到那些老表做作业的时候电灯亮亮的,就很羡慕。就觉得他们有哪样的学习环境,真是一种幸福。和那些老表到他们学校去玩,看到那宽敞的校园,明净的教室、苍翠挺拔的松柏树,小小的心灵里便觉震撼。我想,我这一生怕与这样的环境无缘了。特别是回到家乡,夜晚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时,对比之下,心里的落差,悄然令人魂不守舍。我于是总盼着假期快点到来,能在假期里与太太一起去大姨太太家。因为那里,姨表伯家,姨娘家,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老表,有装满木箱的很多小画书。读到三四年级,能认识不少字的我,便很快迷上那些里边的故事情节。而且看了之后,回来还可以在老家摆给我的同学、朋友听,并且因此而倍感自豪。

随年龄增长,每天到了学校,时间早的话,会和早到的同学打三角板、斗鸡、打长长跪,或背着弹弓在学校周围打鸟。冬天不再放牛的时候,便睡起懒觉。听到张老师吹预备哨笛的时候,才急忙翻身下床。太太催起来吃饭都不想起,除非嗅到油炒饭的香味,或者炒鸡蛋的香味,才会马上一筋头翻起来。舀起一碗饭,抽双筷子,谁也不管,端起来就嘿哩呼噜地吃下。然后装模作样地看看书,让大人们高兴、高兴。等预备哨笛一吹,便蹦蹦跳跳的上学去了。那时我们的学校就一个老师,住在原乡政府楼底的一间房子里。那楼是解放前村里大户黄伟生家1947年建的三层青石合缝的长五间大楼。到了离上课只有雨具发钟时,张老师就会从后面,走过那个四周瓦房的四合院,直到三进三重的朝门外,使劲地吹上一声长长的哨笛,我们便知道预备铃声响了,该上学了。张老师一个人上两个班的课。轮到上另一个班的课,他会布置些作业给我们做。反之亦然。而报酬是每个学生每学年十斤米、十斤苞谷,两块多钱。我们的书还是统一由老师到安顺去买,因为他家住张家坪寨,离安顺城仅四五公里路程。本子和笔由父母帮买。好在那时村里设有供销社,买起来也方便。再说,供销员姓杨,和母亲同姓,母亲便和他认姊妹,教我辈称他大舅。后来我知道,母亲认这个大舅,好处就在于买煤油、盐巴之类,除饱斤足两的放心外,还可在定量之外行个方便。因此,家里有啥好吃的,父母也总忘不了大舅。在那个年代认下的亲戚,直到去年大舅去逝,都还往来不断。以至于后来我到白岩重读初中,都是住他家购的空房,而且是单独一间。周末还要表哥约我到他家去改善生活。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对请杀猪饭的事反感起来。因为那时,每年都能杀头猪过年的人家也并不多。父亲一生最自豪的就是不管平时生活如何的苦,但至少每年都能杀一头猪,炼制一小陶罐猪油,有个大猪头供家神菩萨,还能让一家人吃上几顿心满意足的红烧猪头肉。每年都能请顿杀猪饭。虽然人家请我吃杀猪饭的时候我也愿意,也会馋涎欲滴。但是,八九岁时,我已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平等。因此,父亲叫我去请人吃杀猪饭的时候,对于杀不起年猪的人家小娃娃,一喊就来的话,半路上我会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说他们不害羞,一喊就来,贪嘴。好几次,我这样的话真的把他们给气了回去。后来他们长大后,虽然不能再继续读书,但大多讨猪菜很勤快。好多家过年都能杀得起猪。而且会极力阻止大人们卖猪。只希望大人们留着过年杀来后,拿些肉卖,请顿杀猪饭,把曾经失去的面子挽回来。被我气过的人家娃娃,后来他们家过年杀猪时,反而按大人的安排,极力地邀请我去吃杀猪饭。可是,随他们怎样说,我都不去。父亲也劝我去,并说我越大越不会听话,人家真心实意地请,为哪样不去?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就是闷着头说不去就不去。其实自己心里明白,怕丢了面子,伤了自尊心。于是我便在大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内向、脾气有点怪的印象。

     七

 文化大革命结束,大概在我读四年级时,乡政府驻地选在双坑,还将原在窝子的那栋长五间、丈九八高的方石板大房,拆得七零八落的,并且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用人工搬到双坑,拼建了一栋新的乡党委、乡政府办公楼。并且在双坑兴起了买牛卖马为主的乡场。我所在的窝子,离双坑不过五六里路程。我曾跟着大人去赶过场。路熟了,我也会独自偷偷地跑去玩玩。

有一年除夕,父亲给了我两角钱的压岁钱。我一直留存到开学。看到高年级的一位同学用竹片做成弓状,中间有一个硬纸壳剪制的线穿好跳猴,像握拳状的两手,翻单杠似地吊在中间,用手一捏弓形竹片,它就会荡秋圈式的翻转。我觉得好玩,就花了五分钱买了一个。回家来被父亲责骂,说是这个东西,自己动手就会做的,为啥要花钱卖?

 父亲这样一说,我还真找来纸壳,照葫芦画瓢,用剪刀剪连着头的上半身,再剪双脚与双手。剪了二十几个后,我从后园砍来竹子,试着劈好竹片,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准备好后,就开始动手做了起来。接着给母亲要了针线,穿好纸“猴人”,再连到做好的竹弹弓绷子上。然后找了个小竹篮子提着到双坑去卖。上场后,我手中拿着一个示范着玩给人家看,有跟着大人赶场的小孩看到后会停下步来,要大人给他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五分。反正也不贵,大人就掏钱来卖。

村里熟悉的大人叫我喊起卖,说这样要好卖点。我于是壮起胆子喊:“买跳跳猴喽!买跳跳猴喽!”我的叫卖声引来不少熟悉或不熟悉的目光,我一下子脸红的低了低头。

快要散场时,我数了数,整整卖了十个,共五角钱。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挣到的钱,我一路兴奋地往家赶。而且走着、走着就要拿出来看看。路上有熟悉的大人笑我,说我是没得钱看过,数半天还不是五角?我想也是,于是就不再数了,而是放进裤兜里,跟着赶场的大人们快步回家。

可是到了家里一摸,这钱没了。翻遍全身都找不到。想往回找,天已煞黑。为了这事,我哭得伤透了心。因为这是我辛辛苦苦好几天才赚来的,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实在难过!见我伤心至极,母亲只好从她身上摸出两角钱给我。可是,对于我来说,那五角钱的份量,比这两角钱不知要重多少啊。手里虽然拿着母亲给的钱,心里还是想着那丢失的五角钱。好像过了好几天,我到田坝头去玩的时候,在一丛火麻林中,隐约见到我丢失的哪五角钱。我不顾火麻的厉害,跳到沟里,伸手就往火麻丛中里去捡那钱,突然之间,一阵火辣辣的痛让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我在睡梦中无意将手放到了床头,满山红曾想,正好放在太太用来吓妹子的火麻上,一阵火辣辣的刺痛,让我不得不惊觉而猛然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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