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童年

印象童年

一

男儿母相，福自天降；女儿父相，幸福有望。

当母亲看到我越长越像她时，对我的未来便饱含母爱的向往。

可是，到了恋爱时节，有位女朋友（一般意义上的）看到我的父亲和母亲后，说我要是长得像父亲样子的话，那更帅气。我听了这话，我的心跌宕了一下。但想来想去，还是母亲给我讲的那个梦，让我有一种希望与勇气相伴的感觉。

二

母亲清楚地记得，在我出生的前三天，天快亮时，她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身着蓝色长衫、足穿青布圆口千层底布鞋的老人，身材高大而清瘦，手提一根闪着金黄光泽的长竹烟斗，走到端坐屋中的母亲面前，叮嘱母亲千万记住，丙子月丙午日酉时面朝东方，并事先准备三两六钱钱纸，一对红蜡烛，三炷香，一个八两重的刀头，以便喜迎贵子。说完，老人转身出门，飘然而去。母亲醒来后，赶紧将梦中所见所闻告诉太太（即祖母）。太太听了后，喜出望外，并告诉母亲说，她梦中的老人，就是我的老祖公。母亲从来没有见过，看来老人真是在天有灵。第二天正好是赶场的日子，太太就张罗着准备香蜡纸与刀头。

一切准备就绪，我如期降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喜庆。父亲为此请家族中老秀才、我的二老祖公给我取了个名字：福平，希望我一生幸福平安。

然而，我才半岁，祖母白内障到镇宁动手术，母亲随去照管，将我留给年近半百的太太代管。吃惯了母乳的我，对太太用米粉加糖做好的米糊（人工奶）不感兴趣，总是哭喊不停，以至于日渐消瘦。虽后来饿急了也吃点，但还是边吃边闹，很难静静地吃一顿饱。太太对懵懂无知的我，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太太说，那时的我，小腿杆大小若成人指母，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好在最终我饿极了，才含泪吃了起来，并且吃饱后，酣然入睡！

      三

 我两岁的时候，母亲有了身孕。偏巧这时，太太又患了严重的眼疾，不得不住院动手术。父亲将太太送到离家五六十公里的镇宁眼科医院后，母亲带我在家。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个人在家，里里外外，总是想着做这做那的。母亲在补郎读到小学三年级，因好学，曾任过班长，只因家庭成份高，被迫辍学。由于识点字，懂点简单计算，寨子里的人们，请她裁剪的衣服，比比划划后，裁剪做好，大都很合身。所以，晚上除了杂七杂八的家务事外，时常帮人家裁剪布料。也许因为过于劳碌，母亲后来流产了。太太为此觉得像欠了母亲一大笔债似的，对母亲更加呵护备至。而善良的母亲，深感太太那份慈母之爱，更加知恩图报，以至婆媳之间关系，亲如母女。

那时，老房院坝前埂，有一棵花红树，新房后的菜园中也有一棵花红树。花红果子熟了的时候，当阳处，缀满枝头的果实，像无数张天真的小脸，闪着可爱的笑容。这时候，由于父母常外出干农活，太太为了让我安静下来，以便她好做些家务事，便会用竹干绑根短棍做成倒勾，讨些花红放在我的座椅前竹台上，让我吃。牙齿还没全长齐的我，不会将香甜的花红果吃下肚去，而是小口、小口地咬在嘴里，咂咂甜味后又吐出来。吐得口水兜兜上堆了不少果肉。然而，看着我这副不懂得爱惜食物的天真可爱，太太既感到可惜，却又无奈地笑着骂道：“这小背时的，硬是无天无法！”

三岁多点那年，我开始有了私心。那年清明，家族集中给老祖公（曾祖父）、老祖太（曾祖母）上坟，长辈商量，说每家拿出三斤腊肉，凑在一起，大家动手烧洗好后，蒸、炒来带去坟山上供老祖公、老祖太，聚餐一顿。在我家与黄存柏大伯家打伙修建的长五间新房堂屋里，过称后的腊肉都放在铺着牛皮纸的石磨上。年幼的我，趁大人们不备，认准我家的那块腊肉，悄悄提着就往下面老房的家里走。那时，黄存柏大伯家，家境好得多，他家先装好板壁，平整了地坪，打了煤灶，接着就搬了家。而我家的新房，还是空架子，一家人还住在老房里。大伯家搬走后，将他家原来仅有的半间老房，借给我家作厨房。在这之前，我家可移动的铁丝网笼箍着的煤火，热天放在堂屋一角，冷天常放在仅有的半间房子里。以至于后来，老太太与父亲都因此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

 当大人们发现石磨上少了一块腊肉时，还以为是大伯家那条精灵过人的狗做的坏事。可大伯“嗷逗！”一声叫唤那狗，那狗便摇尾摆尾地跑到大伯面前来，察看那狗嘴上，没有一点油腥，这说明大伯家的狗，根本没有犯事的嫌疑。四奶奶这时转身四处察看，不见了系着抱裙的我，便怀疑那块腊肉不在，与我有关。当她按照她的想法，返回老家路上，在老房背后见到我提着那块腊肉，正在费力地攀登木格窗下那块墩子石！她走近我后，哐哄我说帮我提回家，我高低不放手，还边哭边闹，还不停地晃动身子，左右躲闪，因此将身上擦得又油腻腻的。后来，还是太太晓得这事后，哄我说让她拿到楼上搁好，我才放手。而且是在我母亲给我洗手、换衣服的时候，才将那块肉哄走的。

这件事一直深刻在大人们心中，说这是我开始懂事的标志。

      四

四岁的时候，我迎来了我的二妹福琴。这时候的我，面对着包着头巾的母亲，我想，母亲不知为什么，好像因为二妹的到来生了一场大病。因为二妹是晚上到来的，而那时我正睡得香。在那低矮的楼上，我裹着被子，醒来起夜时还感觉到睡得口水直淌。第二天听说添了一个妹子，就想看看是咋样。当我看到那她那红红的、皱巴巴的小脸，我便嘟着嘴，表现出不喜欢的样子。太太看出了我的心思，哐哄我说妹子以后长大点，会长好看起来的，我这才挤出一点笑意来。

但是，面对小妹那些脏布片、脏衣裤，我还有些厌烦。母亲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于是我才接受这饿了、湿了、脏了就哭，吃饱了就睡的妹子。而且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学会用煤灰掩盖妹子屙的大便，并用扫把撮箕扫丢在灰堂里。

不过，这时的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伙伴，会寻找自己的乐趣了。

从补郎乡三岔路那个村寨搬来的邻居方玉龙，实际是我们窝子的黄家自幼过继给方家的方德权四伯家幺儿，与我父是共一个曾祖父的弟兄，因在这边排行老四，所以父母教我喊他四伯。四伯家的儿了老四（依兄姐排行老六）便是我最好的玩伴。他比我小好几个月，但个头却和我差不多，而且比我胖点，比我长得结实。他家与我家是一排房子，中间隔着一栋三间石板房，这房是黄存友家叔的，但年纪比父亲小，我辈以其乳名称之马爷。老四家住的是他爷爷留下的五个头的三间茅草房。本来要建长五间的，但因当时经济困难，还有两间屋基未建，所以堂屋在外间。右前方有两小间厢房，每间约十平方左右。最前面一间厢房门有石梯相接，可从院坝爬上去，里间用木楼梯从家中爬上去。厢房下是牛圈。我家老房后面，挨屋橼脚有条路，外出走这条路，得经老四家背后。据说，老四父亲因出生时因屙了泡“高尿”，说是八字大，克父克母、克兄、克弟的，所以才通过亲戚关系，从黄家过继给补郎三岔路方家的。方家是大户，视四伯为己出。所以四伯长大后从私塾读到安顺中学时，由于人长得机灵，被学校领导看中，让他从进了学生会，还委派他帮学校采卖。当时的校领导与部分老师，实际是地下党员。所以四伯开始与地下党有了接触。并且在地下党影响下，偷着躲着阅读进步书刊。而且思想上有了政治倾向，并且开始物色卖家，自己写地契文约，出卖家中田地，得到的钱暗地里用来支持地下党活动。后来，他的举动被他养父发现后，通过登报申明，强行剥夺了他的卖田卖地的权利。好在方四伯在解放初，凭自己在地方有十几支枪的实力，在1950年3月补郎剿匪战中，保住了跑到他家躲的五个解放军，才没有遭改朝换代的大灾大难。可是到了已经不分青红皂白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地主家庭，方四伯被斗得五痨七伤。窝子黄家晓得他被斗的无奈后，商量说将他搬过来。这事两边一拍即合，毕竟他的衣胞之地是黄家当政，暗地里可以给予庇护。这样，我才有了老四这个幼年的伙伴。

在老四家的茅草房后侧路边，有两个岩石缝隙里，各住有一窝蚂蚁。我们俩便把它们分开指定，各管一窝。有时玩到兴头上，互相捉来交换。可这小小的精灵高低不听我们摆布！看着一只从属于我的蚂蚁洞里出来的蚂蚁，捉住后，将它的头强放进玉龙那边的洞，但我一旦放手，这黑黑的蚂蚁就急急地往后退出来，朝着它的洞跑去，或者就远远地逃开去。玉龙说，各是各的，我们还是不要这样。

玩得晚了，看到蚂蚁们都进洞休息去了，我们会用一小坨泥巴堵住洞口，说是帮它们“关”好门，免得晚上它们冷。

可第二天，起得比我们早的蚂蚁，居然自己把“门”推开了，而且还把“门”推得远远的。有一天，在离我们的蚁窝一米多远的地方，我看到蚂蚁成群结队地拖一条伤势很重的蚯蚓，你帮我、我帮你的，很吃力。于是我便帮它们扯成两节，并分别放到两个洞口。可先前那一群蚂蚁失去了共同的目标，便四处探头探脑，并很快就四散开去了。而我们的那两个蚁洞，出出进进的蚂蚁，对送到洞口的美食，居然只是嗅了嗅便悄然离开。仿佛那上面留下什么印记似的，它们似乎懂得这不是它们应该拥有——坚决不动。过了好长时间，便有几只蚂蚁找到了这分成两节的蚯蚓。试了几下，拖不动，有的围着转来转去，有的便回身远去。见到同伴，用触角相互触碰一下，像是传递着什么信息似的。很快来了一群蚂蚁，将蚯蚓往回拖。看到这些，我和玉龙都很奇怪，一个看着一个的，不明不白这是为什么，莫明其妙地笑着，觉得还好玩。

又一天晚上，我们的蚂蚁都进洞了。侧边青蛙的叫声叫得让人心烦。我们认为蛙声影响了蚂蚁夜晚休息。两人便静静地、仔细地听来听去，找准青蛙藏身的那个岩缝，便用小木棍对着，用石块一下、一下地敲打。居然把那母指大小的青蛙打死后，找来根倒勾刺，除去一头的刺，拿着将死蛙勾了出来。

                五

我进五岁半的那年三月，在村小学发蒙读书了。太太给我做了一个红市布的书包。包两边底下还有留有两寸长的红须，将书本竖着装下，正好放得下那几本书和本子。太太拿着这书包问我读不读书？如果要读，这书包便是我的。看着这样精致小巧的暗红色书包，我爽快地答道：“读！”。太太听了我的回答，晓得那书包的式样做得让我心动，也高兴得笑弯了眉毛。

父亲说，我虽然年纪还小，但还是找个地方管管我要好，学得多少是另一回事。否则的话我，我好动而淘气了，他们管不了多少。大冬天的，我都不挨家，无论如何冷，只晓得在外面玩。还会跟年纪大一点的娃娃去田野里捉鱼摸虾，逮蚂蚱，追蜻蜓，扑蝴蝶，上树摸鸟蛋之类。特别让人大人们不放心的是村前的那口大塘。虽然他们对我千叮万嘱，总担心玩野了的我忘了危险。所以觉得将我送到学校，有个管束，那还是放心得多。

 学校就在村前。中间隔着个球场，南北各一栋四间的黑瓦加石板盖的房，后来知道那是苏式建筑。球场北面有一高台，南是一小片田野。高台是公社和大队开斗争大会的时候用的站台。在未上学前，我就已经熟悉了这个地方。那时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台上站在前排低着头挂着方纸牌的那些老辈子，衣服裤子脏巴兮兮的，都是些做农活的人，为什么要拿来斗争？隐约记得打倒什么的口号，紧跟着台上举拳带喊的声音，整整齐齐喊声响彻在山村的上空。父亲说他差点也是站在台上被斗争的命。好在老辈弟兄多，家产分下来后，各家财产就没有多少，后来才被定为小土地出租，算是上中农，才避免了疯狂的“文革”的折磨。

我上学后不久，便萌生了不想上学的念头。我扭头邪怪地把我的想法告诉太太与父母。太太问我为什么？我居然说教我们的张老师不好玩，爱揪我的耳朵。正在讲着，张如熙老师就到我家进行家访。远远地看到他进朝门后，我便像老鼠见猫一样，撒开腿就往后跑！弄得家里人一时间不知是怎么回事。其实是张老师安排同学去做上道五十加五十的竖式算术题，做不来的就叫站在黑板侧边。我不想站就跑回座位，所以张老师就到座位上纠住我耳朵。我还因此咬了张老师的手，还跑出来躲，生怕张老师逮到。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还是怕回家。于是大人们便到处喊着我的名字，找我。其实，我已摸到我家牛圈里头的马槽下。虽然有一大股畜粪味，但马槽下却是些干苞谷叶和谷草。我睡在那里，听着太太一双小脚由近而远，边走边喊，喊得我心慌泪流。我真想走出牛圈，投进太太的怀抱。可是我又听到在家门口粗声大气地喊我的父亲，边骂边说：“不要管他，饿了他会来！”然而母亲却有些心急地说：“他好大点人？有哪样好好地跟他讲，你这样粗声大气的，他听了都怕！他还不是怕挨打才跑躲的？只要你保证不打他，那就好找了！”父亲说：“好嘛，那我就不管了。你想咋管你管！”

这时候，太太找累了，回到院坝头。我想了想，从牛圈里钻了出来，抱着太太的大腿哭着说：“我怕，我怕爸爸打我！”太太弯下腰来，抹着我的泪说：“天，我喊你么你要答应嘛，害得我找够完！不要怕，你爸爸不敢打你，有我！”听了太太的话，我才在她的牵引下，回家吃饭。父亲在一旁阴着脸，以至于我还斜着眼睛远远地防着他。

 第二天，性格倔强的我还是不愿去上学。于是，太太不声不响讨来小种“火麻”，一手拿火麻，一手捏着我的手，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逼我上学。我又哭又喊地不去，结果我的手被火麻掺了一下，麻痛地我，还一股犟劲的说：“除非张老师不再揪我的耳朵差不多！”太太无法，哐哄我说她会给张老师讲，保证以后不再揪我耳朵。于是我才答应去上学。

 从此，张老师真的不再揪我耳朵了。但是，当我们上课不认真听讲，或交头接耳时，他会用粉笔头远远地投来提醒。有时候投在脑袋上，还真有点痛。他一投打哪个，哪个的脸就会一下子飞红。因为被他投打的同学，会引来全班的目光。

       六

上小学后，我开始跟伴学放牛马了。早上，那些村里比我年长的伙伴会来喊我。我翻身起来，随便穿上衣裤鞋子，脸都不洗就跑去打开牛圈门，吆喝着把牛马赶到牛场大坡去。然后回到家里，吃了太太为我热好的饭，随便洗个脸，便早早地上学去了。

上学后，老师先教我们学数数、读拼音。开始那段时间，跟着念到是可以，离开老师就不知道那书上是什么了。玉龙能从1数到100，而我数着、数着就会跳干，甚至跳回来倒数。写阿拉伯数字的话，总是写不好。只知道8字是两个0上下紧挨着，无论如何，8字写出来都是横睡着的。于是，太太看到后说8字像我一样，爱睡懒觉。太太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多少有点文化。反反复复地给我示范，我好不容易才让8字站成个样。第二个学期，我终于能把1到100顺着数完，而且还会写1到10的数字。模模糊糊地懂得了点汉语拼音。

 上学的第一个冬天，太太从楼顶上翻下一个灰尘满 布的竹烘笼，一洗一抹，红亮红亮的，很好看。据说是我叔叔小时候用过的火炭烘笼。圆圆的提手是一片母指宽的竹片做成的。底下镶嵌着一个精巧的小沙锅。锅里先垫一浅层柴灰，把柴烧成红炭，再炼乳笼上的圆洞口，用火钳拈放到沙锅的柴灰上，再盖上一层糠壳或锯木面，就能保持火的热度了。只是烟雾缭绕，需过些时候，糠壳或锯木面烧尽，才没烟，还热和。如等不及，上课的时候放在脚下，烟子熏得眼睛睁不开。于是，老师会叫提开。并且从此晓得早点起来，请太太帮准备，好等糠壳或锯木面在上课前烯尽。如果烘笼的火力不够，下课的时候，我会拣点干柴放在沙锅上将烘笼提在手中，并且甩转起来，转上同，和下，会看到火焰开始冒出来。然而放下来，一小帮伙伴便围拢来争着烤火。如果平时和自己有矛盾的，我会撵人家走开。人家就会闷闷不乐。于是，被撵的人，以后有啥好吃的，会分我一点。到时候我会让他挨近一点烤火。

 记得有一次，玉龙和我放牛去牛场，到了饱米大坡最高处的路段，他在我后面，用根木棒，透过我裤子坡洞，轻轻地夺我的屁股。我就气了他。我感到他瞧不起我，所以后来我不要他烤我的烘笼火。可他偏要烤，我打不赢他，就把烘笼提起躲开他，可我躲 到哪他就追到哪，我居然没办法，只好随他。玉龙的父亲方德权四伯会劁猪骟鸡，会杀猪宰鸭，多少找得到点钱。自从被他羞了那一下之后，我就对母亲又哭又闹，一定要母亲给我把裤子的破洞补上。母亲叫我给她拣红豆碴儿，她才有时间给我补。从此，我不再穿屁股处破的裤子。

 父亲知道这事后，觉得同样年龄的娃娃，好像这样被人家羞了一下，就对不起我似的。于是就约村里曾经打过铁器的黄存万伯伯和他打伙，在我家搬新房后，利用老房合伙开铁匠铺，打造锄头、薅刀、镰刀等铁具卖，或者帮才村人修补铁器，赚点零花钱。这时候，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结束。但在我的记忆里，村里救济粮来的时候，母亲还是去大队管救济粮的民兵连长那里道穷讨要。不知跑了多少次，才要得一麻袋苜蓿片。也许是后来弟妹增多的原故，家里的生活真的困难。哪怕吃苞谷米饭，都要造些红萝卜丁。只有过年过节或生病时，才能吃到大米饭。所以那时父亲的愿望，就是将来有一天，一家人一年到头都能吃到大米饭！那时觉得，要实现这个愿望，有一种遥遥无期的感觉。而我呢，因为在假期和太太到过安顺老城东六坡的大姨太太家做客，看到那些老表做作业的时候电灯亮亮的，就很羡慕。就觉得他们有哪样的学习环境，真是一种幸福。和那些老表到他们学校去玩，看到那宽敞的校园，明净的教室、苍翠挺拔的松柏树，小小的心灵里便觉震撼。我想，我这一生怕与这样的环境无缘了。特别是回到家乡，夜晚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时，对比之下，心里的落差，悄然令人魂不守舍。我于是总盼着假期快点到来，能在假期里与太太一起去大姨太太家。因为那里，姨表伯家，姨娘家，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老表，有装满木箱的很多小画书。读到三四年级，能认识不少字的我，便很快迷上那些里边的故事情节。而且看了之后，回来还可以在老家摆给我的同学、朋友听，并且因此而倍感自豪。

随年龄增长，每天到了学校，时间早的话，会和早到的同学打三角板、斗鸡、打长长跪，或背着弹弓在学校周围打鸟。冬天不再放牛的时候，便睡起懒觉。听到张老师吹预备哨笛的时候，才急忙翻身下床。太太催起来吃饭都不想起，除非嗅到油炒饭的香味，或者炒鸡蛋的香味，才会马上一筋头翻起来。舀起一碗饭，抽双筷子，谁也不管，端起来就嘿哩呼噜地吃下。然后装模作样地看看书，让大人们高兴、高兴。等预备哨笛一吹，便蹦蹦跳跳的上学去了。那时我们的学校就一个老师，住在原乡政府楼底的一间房子里。那楼是解放前村里大户黄伟生家1947年建的三层青石合缝的长五间大楼。到了离上课只有雨具发钟时，张老师就会从后面，走过那个四周瓦房的四合院，直到三进三重的朝门外，使劲地吹上一声长长的哨笛，我们便知道预备铃声响了，该上学了。张老师一个人上两个班的课。轮到上另一个班的课，他会布置些作业给我们做。反之亦然。而报酬是每个学生每学年十斤米、十斤苞谷，两块多钱。我们的书还是统一由老师到安顺去买，因为他家住张家坪寨，离安顺城仅四五公里路程。本子和笔由父母帮买。好在那时村里设有供销社，买起来也方便。再说，供销员姓杨，和母亲同姓，母亲便和他认姊妹，教我辈称他大舅。后来我知道，母亲认这个大舅，好处就在于买煤油、盐巴之类，除饱斤足两的放心外，还可在定量之外行个方便。因此，家里有啥好吃的，父母也总忘不了大舅。在那个年代认下的亲戚，直到去年大舅去逝，都还往来不断。以至于后来我到白岩重读初中，都是住他家购的空房，而且是单独一间。周末还要表哥约我到他家去改善生活。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对请杀猪饭的事反感起来。因为那时，每年都能杀头猪过年的人家也并不多。父亲一生最自豪的就是不管平时生活如何的苦，但至少每年都能杀一头猪，炼制一小陶罐猪油，有个大猪头供家神菩萨，还能让一家人吃上几顿心满意足的红烧猪头肉。每年都能请顿杀猪饭。虽然人家请我吃杀猪饭的时候我也愿意，也会馋涎欲滴。但是，八九岁时，我已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平等。因此，父亲叫我去请人吃杀猪饭的时候，对于杀不起年猪的人家小娃娃，一喊就来的话，半路上我会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说他们不害羞，一喊就来，贪嘴。好几次，我这样的话真的把他们给气了回去。后来他们长大后，虽然不能再继续读书，但大多讨猪菜很勤快。好多家过年都能杀得起猪。而且会极力阻止大人们卖猪。只希望大人们留着过年杀来后，拿些肉卖，请顿杀猪饭，把曾经失去的面子挽回来。被我气过的人家娃娃，后来他们家过年杀猪时，反而按大人的安排，极力地邀请我去吃杀猪饭。可是，随他们怎样说，我都不去。父亲也劝我去，并说我越大越不会听话，人家真心实意地请，为哪样不去？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就是闷着头说不去就不去。其实自己心里明白，怕丢了面子，伤了自尊心。于是我便在大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内向、脾气有点怪的印象。

     七

 文化大革命结束，大概在我读四年级时，乡政府驻地选在双坑，还将原在窝子的那栋长五间、丈九八高的方石板大房，拆得七零八落的，并且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用人工搬到双坑，拼建了一栋新的乡党委、乡政府办公楼。并且在双坑兴起了买牛卖马为主的乡场。我所在的窝子，离双坑不过五六里路程。我曾跟着大人去赶过场。路熟了，我也会独自偷偷地跑去玩玩。

有一年除夕，父亲给了我两角钱的压岁钱。我一直留存到开学。看到高年级的一位同学用竹片做成弓状，中间有一个硬纸壳剪制的线穿好跳猴，像握拳状的两手，翻单杠似地吊在中间，用手一捏弓形竹片，它就会荡秋圈式的翻转。我觉得好玩，就花了五分钱买了一个。回家来被父亲责骂，说是这个东西，自己动手就会做的，为啥要花钱卖？

 父亲这样一说，我还真找来纸壳，照葫芦画瓢，用剪刀剪连着头的上半身，再剪双脚与双手。剪了二十几个后，我从后园砍来竹子，试着劈好竹片，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准备好后，就开始动手做了起来。接着给母亲要了针线，穿好纸“猴人”，再连到做好的竹弹弓绷子上。然后找了个小竹篮子提着到双坑去卖。上场后，我手中拿着一个示范着玩给人家看，有跟着大人赶场的小孩看到后会停下步来，要大人给他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五分。反正也不贵，大人就掏钱来卖。

村里熟悉的大人叫我喊起卖，说这样要好卖点。我于是壮起胆子喊：“买跳跳猴喽！买跳跳猴喽！”我的叫卖声引来不少熟悉或不熟悉的目光，我一下子脸红的低了低头。

快要散场时，我数了数，整整卖了十个，共五角钱。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挣到的钱，我一路兴奋地往家赶。而且走着、走着就要拿出来看看。路上有熟悉的大人笑我，说我是没得钱看过，数半天还不是五角？我想也是，于是就不再数了，而是放进裤兜里，跟着赶场的大人们快步回家。

可是到了家里一摸，这钱没了。翻遍全身都找不到。想往回找，天已煞黑。为了这事，我哭得伤透了心。因为这是我辛辛苦苦好几天才赚来的，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实在难过！见我伤心至极，母亲只好从她身上摸出两角钱给我。可是，对于我来说，那五角钱的份量，比这两角钱不知要重多少啊。手里虽然拿着母亲给的钱，心里还是想着那丢失的五角钱。好像过了好几天，我到田坝头去玩的时候，在一丛火麻林中，隐约见到我丢失的哪五角钱。我不顾火麻的厉害，跳到沟里，伸手就往火麻丛中里去捡那钱，突然之间，一阵火辣辣的痛让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我在睡梦中无意将手放到了床头，满山红曾想，正好放在太太用来吓妹子的火麻上，一阵火辣辣的刺痛，让我不得不惊觉而猛然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