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

大舅

我长到十七岁，只知道我有一个比母亲长七八岁的幺舅，从没听母亲说过我还有一个大舅。突然听说还有一个与母亲一奶同胞的大舅，而且是在凯里监狱当工人。这不得不让我感到奇怪！这么多年来，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问及母亲，她悲泪盈眶，让我有些不忍。可我还是从母亲零碎的回忆中，开始了解大舅。

一、印象

那是一个细雨纷纷，云低雾绕的冬季，一切都显得那样地萧索不堪。一天，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到了安顺北街杀猪巷（离老大十字百步）我二姨妈家，说是幺舅家带信来讲，与他们相离二十几年未见面的大舅，第二天就要坐火车到安顺。我在去安顺的路上非常疑惑地询问母亲：“这个大舅是亲的吗？”母亲点了点头，泪眼朦胧地说：“是的。一直以来，我们不敢透露，怕影响一家人的生活，影响你们读书。在外婆家，富农的成份,特别是大舅的问题，让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大舅妈就是因为大舅的问题，被逼跪过尖利的瓷瓦切、跪过火麻，还被人家“贫农”五花大绑地吊起烤问过，被人家吐口痰淋得赃巴兮兮的。哪怕生病了，人家都不放过，都说她是装的。人家千方百计都要逼她说出大舅的真实去向。可实际上她真的不晓得大舅究竟往哪点跑。她实在受不了，最后在一棵歪脖子扬柳树上吊死了。

她死了，那些人还放不过公公、婆婆，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只要听到吹哨子开会，一家人，个个心头就打着抖等。人家吐口水在脸上都只能悄悄地抹掉，埋起脑壳走开。好多泪水都是往心头流的。母亲说，她小时候读书成绩好，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当班长。就是因为大舅，人家顶得凶，后来，母亲不但当不了班长，就连书都得不到读。为了读书，母亲哭了好多次，公公婆婆总是流着泪叹气，说些话安慰我母亲。母亲不晓得大舅究竟是啥子人，好多人一提到大舅的名字就恨得咬牙切齿的。但在母亲的记忆里，大舅不是哪样子坏人。大舅个子高，也很瘦，脸长，鼻挺，单眼皮、鹞子眼，耳朵立挺挺的。对公公婆婆，对母亲几姊妹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母亲一直不相信大舅是哪样坏人。听公公、婆婆说，他五岁就读私塾，人很聪明，读书非常认真。因为年纪太小，两只脚蹬不到地，公公找了块周周正正的石头给他垫脚。因为他读书成绩好，一直读到普定中学。中学毕业后，和他们的同学在外面走东串西的，宣传抗战（抗日），公公婆婆都不晓得他做的哪样事。后来有两年不知去向。之后又回来，不晓得咋考的，考到老家补郎当乡长。当得年把，又不知为哪样，着去坐牢，在兴义监狱。大表舅方建飞和他从小玩得好，感情深，他当乡长的时候，方建飞当坪东乡国民小学校长。方建飞在安顺读过书，有个同学在兴义当官，方建飞通过那个同学的关系，在那边找了一份工作，为大舅送了三年的牢饭。大舅刑满释放后，听说参加了黔西南游击纵队。后来在安顺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谈恋爱，晚上他们成双成对地经过大十字（安顺老大十字）时，被去我二姨妈家做客的大舅妈撞上，把他泼（拉住乱骂）了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已是一九四九年夏天。普定解放后，他听到新政府招考教员，他就去考，不晓得为哪样，没有考上。他又回到老家补郎龙仓岩脚。有一天晚上，有人来请他去写契子（买卖田地的契约），讲得有名有姓的。他信以为真，兴冲冲的就去了。这一去，他从此就成了反革命。

母亲说她读书的时候，每当那些半大娃娃指着她骂她是反革命家属的时候，她只是低着头，阴悄悄地走开，不敢回一句嘴，生怕会遭来更大的祸害。大舅走的那天晚上，公公婆婆不准任何人讲话。半夜三更的，婆婆用鸡蛋烫饭给大舅吃。母亲说她有点嘴馋地站在煤火边，还没有煤火高的她，只见大舅咬着牙，忍着泪，拈了半个鸡蛋母亲吃后，轻声对母亲说：“幺妹，大哥要出远门了，以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读书！”’母亲说她有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轻轻在哼着答应大舅。大舅又将半个鸡蛋拈给他的姑娘（我辈称莲姐）吃了，并对她说：“幺莲，爸爸要出远门，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听爷爷、奶奶的话嗬！”然后，他说着端起饭，调过脸去，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和公公婆婆、大舅妈不知悄悄地交待了啥，就匆匆离开了。公公、婆波、大姨妈、二姨妈、大舅妈、幺舅、莲姐和我，屏声静气地送大舅出了门。大舅一步三回头地硬着心肠走了。我们黑黑地站在门边，望着大舅走远。好像大舅走了好长时间，我们还站着。也好像他咋走都走不出我们的眼睛似的。那时虽然是春天，可我的印象中，不管哪样，好像都死气沉沉的。一阵风吹过来，一家人像是约好了似的，都打了个寒颤，公公扬了扬手，有气无力地说：回家。就这样，大家才极不情愿地返回，摸黑上床睡觉。自那以后，母亲与大舅，就一直没有见面了，更说不上联系。听说大舅们在补郎打火线（土匪与解放军交火）的那天，大姨妈听说大舅被死了，她怀身大肚的，还奔起去死人堆里一个一个地翻起看，翻来翻去没见大舅，才放心地回家。一路上豺狼虎豹远远地叫得阴风惨惨，叫得她毛根根立起来。大舅离家后，开始那几年没有任何音讯，公公婆婆还以为他死了，逢清明月半，还给他烧纸。直到1955年才听说他被抓了，听说他被抓的时候，杀人权收归了中央，大舅因此才免一难。要是早一点，连命都没得了。

那时，大舅的去向，据说二姨爹晓得。1954年冬，二姨爹到居委会乱讲，还被传讯过。公公怕他讲出去，他到岩脚做客，四大家（公公四弟兄）都把他当贵客招待。公公还许下买一头猪给他喂。后来没有钱，没兑现，他和二姨妈吵架时还用这件事（大舅）威胁。公公怀疑大舅被抓与二姨爹有关.但扬大中二舅（堂）说，那只是有些迹象令人怀疑，没有可以肯定的依据。并说，二姨爹主要是不成器，又爱赌，又爱做倒二事（嫖）。要不，对人也好。二姨爹还买了支钢笔送大中二舅。那时一支钢笔要卖一石多谷子才买得到，可见这礼物很贵重。大舅先是关在宁谷三监狱，公公去看他时，是走路去的，到了二姨爹家，一进门，看见二姨爹就说：‘来你家找个歇处（话语里透着责怪与埋怨，隐含着对大舅浓浓的父爱之情）！大舅在宁谷几个月后，又转到凯里监狱去了。幺舅那时被合作社派出到安顺四建司搞副业――做木工。因此多少有点条件，大舅在宁谷时幺舅去看过他，到凯里他也去看过。对于大舅的情况，多是听幺舅讲的。”

听了母亲絮絮叨叨的话，我觉得我从未见面的大舅，是那样的神秘！中学毕业后的大舅到了那儿？为什么与家里失去联系两年？后来为啥又当上国民党的坪东乡（补郎）乡长呢？为什么当了年把的乡长，又被抓进了监狱呢？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为什么又失踪了两年多呢？既然他从小那样好学，为什么新政府初建时招考教员他又考不上呢？1949年11月普定就解放了，为什么他还要参加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与共产党作对呢？后来他又如何逃了那么多年，又如何被抓的呢？一连串的疑问，让我深感我的大舅这一生，有些传奇。

二、相会

我的两个姨妈、母亲、幺舅、莲姐（大舅的大姑娘，长我母亲一岁）五大家的主要成员，加上和大舅从小和得来的四外公家的二儿子杨大中（我称之二舅），十几个人，挤坐在二姨妈家，围绕我大舅摆了一晚上，也等了一晚上。在安顺的表姐潘经兰晓得又有一个亲舅，很高兴，提议去接的时候带上一束鲜花。七点到站的火车，一帮亲人，六点就出发，到那儿等了半个多小时，火车才到。在火车未到前，两个姨妈、两个舅，你说了我说，争着再次介绍大舅的模样，以便到时候让大家注意。然而，直到出站口冷清下来，谁也没有发现他们所描绘的大舅身影。于是在候车室走来转去的溜了一趟，还是没有找到心目中要找的大舅。大家商量了一通，说是先回去，等天亮了来看看。走出火车站，发现还有我表姐的男朋友任永平没来。于是车转身走回去，挨一点二地用眼睛搜寻。结果任永平与大舅（杨大德）坐在一起！我们找到任永平，幺舅却惊奇地发现大舅。幺舅眼睛突然一亮，目光落在两个头带毛帽的黑影身上。看得出，记忆中的大舅，一个又一个的特写镜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闪着。那两个一身黑装的老人，各抱着一个包，怕人抢了似的，眼中充满着安全的渴望。那个瘦高的老头注意到幺舅看他的目光，皱了一下眉，疑疑惑惑地搓着手站起来。两人互相打亮着，移动着脚步。接着就热泪盈眶的快步走向对方，两双手颤抖的手越握越紧！你、你就是大哥！老俊（幺舅杨大志乳名），真的是你！。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着对方。之后，接着抱头痛哭！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你呀！大哥呀！你真是九死一生啊，过到今天不容易啊！”大人们紧紧围靠着大舅，哭成一堆。拿着一束塑料花的表姐潘经兰，原想当大舅出现的时候，快步朝着他走上去，献上一束花，在惊喜中大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然而，此情此景，不仅让表姐发呆，而且还让我们这些小辈也被感染得泪眼婆娑的抽泣起来。还是二舅杨大中先发话说：“大哥来了，大家应该高兴才是，回来了，有哪样都可以慢慢地摆，慢慢地谈。不管哪个，都收住眼泪往回走”。于是，大家静下来。大舅（杨大德）示意地看着大中二舅悄声问道“这是哪个？”幺舅说：“杨大中嘛，你不记得了？”大舅忙跑上前拉着大中二舅的手说：“几十年啦，真的变了，加上我眼睛不好，模糊了，实在不应该哦！”二舅说：“要不是老俊认出你，我看到也可能认不出你了！几十年啦，我们都上年纪了！”面对岁月的感慨与辛酸，大人们都成了泪人。而我，在这种环境气氛的感染下，也禁不住泪如雨下。幺舅一一地为大舅介绍了他未曾谋面的亲人。当介绍到我的时候，我喊了声大舅，他抚摸着我的头叹说：“唉，我从家头走的时候，你妈妈还没有煤火高，一走三十多年，你都成大小伙啦！”他的话里，充满着岁月一去不复返的万端感慨。听说我正在读高中，他高兴地从他的上衣荷包中抽出那唯一的钢笔递给我说：“都读高中呐！不错，拿着，好好努力。”未了，大舅才想起和他一起来的同事，给大家作的介绍。大人们教我们这些晚辈啊叫陪同大舅的那人伯伯，并很热情地与人家打着招乎，说着感谢的话。快三十年过去了，已记不清那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只记得他说他陪大舅找到亲人后，也要回一趟他的老家，他在安顺歇了一宿就走了。

天色渐渐放亮。我们一路走来，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家家都争着要接大舅去。大舅说，他得安排一下，因为他只请了一个月的假，只能一家在几天。大家都说他应该多请些假，回来到每家多在些日子。大舅说，现在自由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可是，长辈们似乎对他的话，反应迟钝，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于是我想，也许他们担心大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受过那么多的磨难，年过花甲，身体又那么单精，怕来了一回就难保再来第二回了。大舅似乎看出了大人们的心思，说：“你们放心，我讲以后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别看我这样瘦，我没有哪样病，身体好着呢！我既不抽烟，也很少喝酒，能有今天，我会好好地珍惜自己，争取以后多来走走。”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的，都惊奇地觉得大舅的反应怎么会那样的机敏！居然能这样快地洞察到大家的心思。旋即，大人们相视而笑，喜悦的氛围油然而生。

那时，二姨妈虽在安顺城，但没有工作。二姨爹呢，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但因病而提前退休，一个月二十多块钱的生活费，又从早到晚地离不开酒，哪怕到外面与那些老者摆龙门阵，他荷包里也要装上半斤装的酒，想喝的时候就拿出来沽两口。表姐潘经兰在安顺地区蜡染厂上班，刚参加工作，一个月也就三十多块钱。她姑表哥，也就是她的男朋友，长期在她家吃住，做些泥水工。我的二姨妈在火车站仓库帮搬运公司搞搬运，每天要搬运上万斤的货物，一个月能挣八九十块钱。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二姨妈，她还要省吃俭用地为苗姐将来结婚成家有所准备。大舅的到来，平时省吃俭用的她，鸡呀鱼呀的做来吃。大舅知道后对她说：“珍妹（杨德珍），你不要每天都这样，能吃饱就行！你这样我反而让我感到心痛，感到不安。听到你每天做那样重、那样累的活，不容易啊！你不要太拼命了，五十岁的人啦，这样下去，怕年纪大了，一身不得安宁呢！”二姨妈笑道：“大哥呀，不要这样讲，这样几十年了，才见到你，我是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你吃呀，我们几姊妹，从小到大，哪怕成家了，一直都很苦，苦于生活，没有去看你一眼，你来了，我们再咋苦也要表示我们做妹子的心意，这你就不要操心啦。”

三、回忆

接下来，大舅到安顺南衔图书路找到当年救过他的刘阿訇的女儿刘满娘。进门，询问，确认，惊咤，相捅，痛哭，接下来一起回忆当年的不易。说满娘那时虽然才十来岁，但已经当上了儿童团的团长，常常很机灵地为大舅的安全打掩护。大舅说他的同学、刘满娘的哥哥刘庭栋，因为被土匪袭击牺牲，葬在安顺北门的烈士墓。他逃难时，曾半夜三更，悄悄到刘庭栋那坟上，痛哭了一场！他说他恨自己为什么那样糊涂，留下那么一段土匪生涯！大舅说，要是那天他不去补郎，跑到安顺找这位姓刘的同学，或者能想到那是个陷阱，跑去给当时的共产党政府讲，那该多好！可惜路错难转啊！二舅说，这就是命吧，命是不由人的。不过，能有今天，就算不错了。

从刘满娘家出来后，你家接去，我家接来的，大舅开始一家、一家地转。他到了幺舅家后，拿了些点心，挨一点二地看望了与公公是弟兄的三位老人。每看望一位老人，他几乎都说：“我一去这么多年，连爹妈归天我都没能来看一眼，今天来能看到你们几个老人还这样双全、健在，我很高兴，不管成不成敬意，你们都要收下，收下我这份心意！”大舅还到公公婆婆的坟上哭祭了一场，诉说他迷雾般的一生，叹息着他身不由己的经历，不能在父母膝前尽孝，愧对父母之心。

幺舅问大舅，是不是去大舅妈的坟上看看？大舅说，要不是大舅妈，他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去看哪样？幺舅说，大舅走后，他妻子徐三妹，经常被民兵五花大绑地拷问，逼跪火麻、瓷瓦切之类，无论如何要叫她交待大舅的去向。可她确实不知大舅往哪跑了。为此受尽折磨。后来，农会主度的罗绍光，觉得大舅妈还长得漂亮，所以暗地里看上了大舅妈。大舅妈也想找个靠山。于是，他们就暗地里有了往来。大舅妈晚上就拿个凳子放在窗外，等罗绍光来，然后悄悄地成就好事。被公公发现后，把许下大舅妈的、埋在煤火洞脚的大烟悄悄转移走了。后来，罗绍光提出娶她的条件，必须要公公用家中最大的一块田－－龙昌东丫口大田陪嫁才行。公公当然不答应！于是，大舅妈继续遭罪，直至上演吊死悲剧。

大舅的到来，那些亲堂弟兄知道后，都争着请他吃、请他喝。大舅整个的人几乎被这种故乡的热情熔化了，因此他说：“亲人始终是亲人，不管你多少年才相遇，亲缘总不会断”。幺舅说：“现在大家都好，是因为政策好。地主、富农都揭了帽，你也灾期也满了，得见天日了，大家的心也放松了，才有这份情意。要是以前，不要说是你，人家见到我们都要走远点，生怕有哪样嫌疑，给自己带来霉运！好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会有出头的日子！”大舅说：“不要怪哪个，这是社会造成的！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弟兄终归结底还是弟兄。人家现在有这份心意，我们要感谢才对！”讲是这样讲，可幺舅固执的性格还是说不下来。

有一天，我们从龙昌岩脚到补郎的路上，遇上了两个身穿麻布外套、里面疙里拱包的六十多岁的苗族老头迎面走来，看了大舅两眼，问幺舅说：“这是哪个？”幺舅高大气地回答说：“是哪个你都认不得哪？这个就是杨大德喽吗！以前你们到处找都找不到那个呢，这回来家啦，国家还安排工作呢！”那两人的表情好像突然间僵住了，语气有些生硬地说：“哦，那好喽，那好喽。”边说边埋头走过。大舅问这是那两个，幺舅说：“以前到处抓你的两个积极分子，现在还不是年年吃国家救济的！”大舅说：“老俊，我讲你呀，给你说过好多次，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这不是哪个人的错，是社会，也怪我自己！”

听了大舅的话，我疑惑地望着大舅说：“咋会怪你自己呢？”大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真是说来话长！在普定中学读完初一，安顺职校来招生，看我写的字周正，就问我愿不原意去读职校，说是读出来可以推荐工作。为了早点有个工作，我就报了名。读了一年多的职校，就有老师悄悄动员我们去参加抗日宣传队。但家头的老人听说后不准去，说就是毕业了也不准！要求他把书读出来，找个工作，成个家，有机会谋个一官半职，一则免受人家欺负，二则光宗耀祖。”他说他偷偷参加两年的抗日宣传队，每个月发几块钱的生活费，便有人带着他们到各地去搞宣传。记得那时宣传队爱唱的歌有《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词。《团结就是力量》现在还有人唱，后面这首可能很少有人唱了。不过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歌词”。说着大舅轻声吟唱起来：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九月十六那天早上，

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

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

掩护着几千老乡。

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

敌人快要走到山口，

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

抓住了二小要他带路。

二小他顺从地走在前面，

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

四下里乒乓乒乓响起了枪炮，

敌人才知道受了骗。

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

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

我们那十三岁的王二小，

可怜他死得这样惨。

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

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

他的脸上含着微笑，

他的血染红了天。

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

它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

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

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后来也不知为啥，宣传队解散了，每人发了六块钱（大洋）的路费回家。回到家，他还教小他十岁的大中二舅唱一首叫《金枫子》的歌：“金枫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象话......”还有《螃蟹歌》：“螃蟹、螃蟹，八呀八只脚，驴从西边过，铗着驴的脚......”是呀，解放后，他的家庭虽然被评为富农，但在他读书时，日子很不好过。要不是阴差阳错，挖了罐银子，也是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人家。由于长期被有权有势的人斯负，父辈总希望家族亲弟兄（长辈）子弟中，能有个读出书来，有点出路（能任一官半职）的撑撑门面，免受人斯负。因此，父辈四弟兄约定，不论哪家儿子，只要读得去书的，费用共同负担。说到此，大中二舅说他在普定读书，初一下半年（1947年）的学费，法币20万元（实际应为20元）都凑不起，但他又想读书。于是就壮着胆子给伍效高（普这一中最大股东）写了封求助信。伍效高居然从外面给他寄来20万元的学费。否则就得回到岩脚老家务农。大舅说抗日宣传队被解散后，他回到老家，父母就张啰着给他提亲，并很快成了家。后来，老县政府招公务员，他就去考，考取后，他说我公公为大舅能谋一官半职，变卖了不少田地送人情，他才当上坪东乡（现在的补郎乡）的副乡长。当然，那时的副乡长，是大舅的叔外公徐东诱当乡长。有了这层关系，他才得以回到家乡任副乡长之职。后来徐东诱因年龄和身体问题辞职后，他才扶正，当了乡长。大舅说那时当个乡长，每月工资是法币15元，每个月到县里请有关官员吃顿饭，一个月的工资基本上就用完了。我问大舅，那她当这个副乡长、乡长还有哪样意思呢？大舅说，这就要靠办案、办管业证之类，从中赚点钱来弥补。古人不是说；“八字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吗？办案就是个巧妙应酬的问题，哪家送的钱多，就从中掌握分寸，有所偏向，偏向哪家肯定哪家就羸。办田地与房屋的管业证呢，三三五五下到村转上一趟，去问各保保长，搜集土地买卖情况，哪家卖了田地，就收取钱报县政府民政科办管业证。本来五块钱就能办的，你收个三几十块钱，剩下的，除了上下跑来跑去的费用，包括打点费，就是自己的了。大舅还说，他没有任职位的时候，岩脚家族中杨柱成任保长时抓兵，抓大舅的四叔（我辈称四外公）。当时不愿去就得拿出钱来抵，杨柱成开口就要五十块小洋。但是，遇上大舅的奶奶去世，为了安葬，当了好几亩大田。大舅的祖父因为无钱，加上饱受后母之苦，决计不再续娶。杨柱成为了李钱，就将将大舅的四叔五花大绑地俄罗斯绑起来说，再不拿钱，人又不愿去，我们就把他送到黑羊大箐（猫洞与补郎交界的深山老林无人区）去！黑羊大箐是一个鬼都打得死人的地方，是土匪劫道抢人、绑架杀人的地方。提到黑羊大箐，一家人都不寒而悚。无奈之下，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想法，只得又将糊口的田地典当出去，换钱赎人。谁知第二年，这伙人又来逼苛捐杂税！好在挖大坟坡旧屋基石来砌（建）房子时，挖出了一罐银子，除了把典出去的田地赎回来外，还剩下一些银钱。一个满脸横肉的保丁杨大权来要苛捐杂税，外公把钱拿给杨大权后骂道：“哎呀，狗日的，当贫民百姓还是不好，哪个都想欺负！”杨大权一听，说是为啥要臊他（开黄骂人之意），是不是想打架？那时大舅的父叔正处壮年，看到杨大权张狂，一声怒吼，三二五除二地就把杨大权放翻在地，搞得鼻子口来血的。杨大权告状时，大舅当上了副乡长，就以杨大权忤逆不孝，是土匪为由，抓去判了刑。因为杨大权的父亲病逝，他的母亲想改嫁，他就乱骂他母亲，甚至威胁和打过他母亲，这件事，连他母亲也不忌讳这点。大舅当上乡长后，又以杨柱成家与土匪勾结为由，带乡丁抄了杨柱成的家。谁知杨柱成与当时任县保警队的副队长、队长是亲戚，这两人又与县长华伟堂的关系很好，因此，杨柱成家请人做纸（写状纸）反告大舅勾结土匪，鱼肉百姓，乱抄民宅，中饱私囊。大舅因此获罪，被判三年。先送到兴仁监狱，后又转移到兴义监狱。

大舅说，那时的国民党监狱，服刑不但不管吃，抓进去以后，监狱长还要想方设法的敲你三、四十个小洋，监号霸主也非要三块大洋（最少）不可。要不的话，没有好果子你吃（被无端欺负）！否则，一顿闷打，还要叫你睡粪桶边。交了钱，以后除了交煤费外，其他不用交，就可以让你用水。吃的只能由你想办法。要不是既是同学、又是老表的方建飞，与当时的兴义专员公署警察局任局长的朱灿是同学，通过朱灿的关系在那地方的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委任为兴义专员公署三青团书记，同时负责为大舅送牢饭（一日两餐）。大舅说，要不是方建飞，可能他在那三年里，早就变成孤坟野鬼了。后来他想到，在抗战时期，他们下乡搞抗日宣传时，县长在送行仪式上讲了话，最后附带着说：“你们年轻有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你们下去以后，我交待你们一个任务：顺便帮我调查一下各区乡长有没有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行为，最好写成调查报告送给我，我会好好奖励你们的。”大舅说他后来当了乡长，经历了一些事之后才知道，其实，县长实际上是利用刚出校门的学生无知，抓住那些乡长的把柄，敲一下竹杠，以搜括钱财。想着为国民政府效劳的种种往事，大舅无心东山再起了。他刑满释放回家后，正在彷徨之际，他有一位同学专程到家来和他秘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他们扯了一个晃（假借的理由）就走了。据说他这一去，参加了黔西南游击纵队，并分到罗（罗甸）盘（盘县）区指挥所当秘书。我问所长是谁？大舅笑着更正道：“那是一个大队，百十号人的指挥机关，总指挥称队长，还有一个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称大队政委。队长叫朱家壁，政委两年之内换了几任，大舅说他离开时的最后一位政委姓倪，名字记不起来了。”我又问大舅：“你们那时的办公室在哪点？”大舅说：“哪有啥办公室，你以为像现在共产党的机关一样？那时候居无定所，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地四处流动”。我又问：“那你们吃哪样？”大舅说：“吃住非常艰苦，哪怕有战果都不会大吃大喝，要匀住点。挨冻挨饿，那是经常的事。”大舅说那时的游击队员，有的要经常化装到县乡村去侦察、了解那些为非作歹的豪强、地方官员，然后策化袭击，把缴获的钱粮，一部份悄悄地分给穷人，一部份留给自己。除了吃用外，剩下的补充些枪枝弹药之类。

四、歧途

我问大舅和他们政委、队长的关系如何？他说，就是为了拉好与政委的关系，加上人年轻，总是想着早点出人头地，撒了晃，才有后来被泼回家，走错路的下场。大舅接着说，加入黔西南游击纵队（实为大队）后，政委问大舅结婚了没有？大舅想说想，猜测政委肯定别有心思，所以就说没有。政委就相把他的亲妹子倪祖琴介绍给大舅。政委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他家是富人、是资本家，住安顺。他是家庭的背叛者，但政委的父母不知真相，政委就是以做生意的名誉在外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如尽善尽美到活动经费紧张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政委就以生意亏本的名誉到家中要钱。后来接受组织意图，拉起队伍，打起游击。当时很多人不明白，大都把游击队视为土匪。因为那时候所处的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环境，老百姓是不辩是非的，游击队也不去辩白是非，按织织要求，该做哪样就做哪样。大舅说，由于他的一个同学是地下党，晓得他刚从国民党的兴义专员公署警察局的监狱（实际类似看守所）里出来，也晓得他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斗进去的，所以来动员大舅参加游击队，并向大舅讲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大舅心一横就参加了游击队。那晓得游击队的指挥机关，吃的苦，简真不可想象！不但居无定所，还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一到冬天，日子就更难过。有时候要烧个火，都有点担心暴露目标。但看到官兵在那样苦的环境里，那样团结，那样不怕死，那样服从指挥，我想，这样的武装都是把纪律放在第一位，那共产党的正规部队还了得？加上他们在内部的宣传，大舅相信共产党要不了几年，就会打下江山。那么，能和共产党的领导拉上关系，将来或多或少应有点好处。这样想来，大舅就在政委面前撒了晃。并开始思考将来如何休妻之事。也是年轻的原因喽，要是他当时老打老实地讲我是有妻室的，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当然，倪政委的妹子倪祖琴真的长得很周正、很漂亮，他见到倪祖琴也不由得不心旌摇晃。而且倪祖琴还在读过书，能识文断字。这是大舅最钟情倪祖琴的地方。倪祖琴的父母也开朗，允许倪祖琴和年轻的大舅单独外出散步。正因为这样，大舅又遇上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当然，这也是一个人的思想上的问题。

一天晚上，大舅和倪祖琴散步到安顺的大十字（老），按大舅的说法，运气不好，撞着他的妻子徐三妹，徐三妹看到大舅和倪祖琴成双成对，悠哉游哉的在晚上大街上散步，就拼死拼活地把他泼回补郎老家去。当倪祖琴明白真相后，还打了他一大耳光（用力），倪祖琴被气得哭着往家里狂跑。大舅说，事情就这样。因此，大舅心愧，不敢再回到游击队，怕见到对他很好的政委。就这样，大舅不得不回到了补郎农仓岩脚的老家。几个月后，普定解放。他还参加迎接解放军的梁（记不清名字）指导员带队进城的队伍。原普定游击队的队长杨兴斋，任了新政府的文教科长。新政初建，鉴于大舅有点文化，杨兴斋想给大舅介绍份工作。但有人提出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任过职，这事便黄了。

1949年12月，人民政府招考教员，大舅说他去报考了，结果没考上。据说有一个题目是：曾国蕃是什么样的人？他答是政治家。结果大错特错，说他的思想上有问题。就这样，他又垂头丧气地又回到老家。

一天夜晚，寨上有人带信给他，说补郎XX家，请大舅第二天去帮写份契约。大舅想，在家闷起也烦，有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写契纸还能找点钱（润笔费）。谁知这一去，就注定了他下半生飘泊流离的岁月与牢狱之灾。

大舅到了补郎XX家，李明山的侄子李雄武、儿子李成文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纸笔墨研。拿来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国民党的入党申请书样本，要他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并签上他的名字！否则，李明山就要派汤二（当时补朗出了名的土匪头子）到龙昌岩脚洗劫、烧杀！面对几只黑洞洞的枪口，他想到，父母生养他一场，若让他们遭罪，自己死也不冥目。更何况自己已无法脱脱身。就这样，大舅被迫上了贼船。李家兄弟见大舅按他们的吩咐抄完并签了字画了押，便立即叫人送上杯热茶，说从此以后，都是自家弟兄了。接着，李家兄弟给大舅宣讲蒋总统要如何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美国又是如何支持，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坚持一段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暴发，共产党的江山还没等到坐稳的时候，就会彻底完蛋，他根据输入回到国民党的手中。并说蒋总统经常派飞机来轰炸沿海一带，搞得共产党惊慌失措等之类的话。这之后不几天，汤二果然组织一帮土匪四处洗劫村寨，当来到龙昌岩脚的时候，有人提醒：这是杨大德大队长家所在的村。汤二就挥手放过了。

五、绝境

原来，国民党地方部队司令李明山家的一个儿子李成举被任命为普定、织金两县的“国民政府”县长，正密谋对初生的地方新政权进行反攻倒算。并派李成文、李雄武在坪东乡筹划暴动，准备围攻刚诞生的四区（补郎区）政府。暗地里聚集了一千多号人马。李明山及其手下主要干将，全都是白条任命“团长”“营长”“大队长”、“中队长”之类。并分派任务，凡被任命的人，都要招足规定的最低兵额，否则就要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惩罚！李明山家拿了些钱来分给各“团”、“营”、“大队”，说不够的，各人想办法。其实就是授意抢劫。

有一次，一李明山家的心服干将与大舅，趁夜色到格当村去动员人参加他们的队伍。不知是谁打探到他们的形踪，他们在一户有三间瓦房的人家楼下共寝，半夜三更，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片狗叫声，他们警觉地翻身跃起。仔细一听，外面指名道姓的一片喊杀声。大舅一把扯起那人说，势头不对，赶快逃！那人说，要走你走，我有两把快机（手枪），他们进来一个我打死一个！大舅说，一人难逃二人，何况他们人多势众，逃走最好！大舅说他没有时间和那人啰索，提着随身携带的手枪，从堂屋楼上揭开瓦上了房顶。他刚一上房，那家大门就被冲破，火把电筒一下子就闪了进来，一见到大舅那个同伙，就闪电一样地扑过去。大舅的那个同伙刚扬起枪来，正准备扣动板机之时，只见一人飞起一头撞了过去，这一撞，同伙的子弹朝楼上射出。大舅说他差点惊叫出声来！接着一阵乱刀，砍得他那个同伙的血溅得个个像血人一样。

之后，发现只有被杀的只是一个，就满房间找大舅，那些人没有想到大舅会翻房而逃。结果就抓住这家的主人，硬要他交出大舅。主人说，是有两个人来，晚上听到有个出去解溲，后来没听到动静，回不回来不晓得。这些人于是才不得不放弃搜查，并把死人抬起走了。临走还不忘警告房子主人说：“不要听这两个土匪头胡言乱语，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好两天！要是听他们的，到时候你们后悔不转！”

大舅说，经过这样一场惊惶，对于共产党，他是有点虚火的。可那天他等追杀他们的人走远后，才跳从房顶下来。一跳下来，就迸上来一帮恶狗将他紧紧围住，情急之下，他一下子弯下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捞到一只狗的后脚，然后用这只狗当武器，车转着身子，把手上这只狗轮得浑圆地甩开，对着狗头猛然一扫，群狗横遭一击，纷纷退逃，他才得以脱身。可他跑了不到半里路，又被李家的人盯上，并按那些人的要求集中到指定地点。策化一次对共产党征粮队“军事行动”。

1950年3月（农历）26日，他作为李明山“反共救国祁连山”的秘书，参加了以李氏兄弟为首的对解放军的围攻、残杀。解放军被切割、分散包围后，在补朗到岩头上这段地方，打了起来。从少午（下午四点过）一直打到黄昏，估计解放军被打死了好几十人。

那天，大舅所在的土匪“部队”，打死了十四个解放军，抓了五个。这五个抓获的解放军交，交给李明山两个儿子审问。那五个解放军说，他们原是国民党的部队，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才改编成共军的。李家兄弟忽然收起了凶神恶煞的架势说，哦！原来是自己人。于是对身边的卫兵说了几句，就把五个解放军放（解开绳索）了。但收去的枪支还是没有还给这几个解放军。于是，李家兄弟就带着那五个人连夜潜往织金。因为这次事件，共产党的部队加紧了清剿行动。李氏兄弟也想趁这次打胜的士气，反攻一气。并收买了河边的一个夹舌巴（说话吐字不清）作通风报信的人。第二天，那人气喘吁吁地跑来给李氏兄弟报信，说是解放军来了三团人。反复地问都是这样说，吓得李氏兄弟带起一帮人马跑得屁滚尿流！后来李氏兄弟才打听到，实际讲的是三船人，大概一个排的兵力吧。虽然已多少有点意识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但要是哪天晓得真相，不被吓住，土匪人多势众，说不定解放军的损失更大。后来还是有人说，解放军不只从一个渡口向补郎方向快速地增派部队！从链了桥、从可处河、从木浪渡口等好几处都派部队来围剿，而且来势之汹涌，绝对是土匪不可阻挡的。于是这些土匪又庆幸自己跑得快。

经过这场惊吓，大舅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被吓得与土匪队伍走散了的大舅，化装成苗族小伙，深更半夜从龙仓岩脚，跑链子桥，转弯抹角，潜逃安顺。在潜逃过程中，所有的渡口全都被解放军封锁了，要过河很难。他那晚从家中逃出后，绕道本杰，过链子桥，逃往安顺他的同学刘庭栋家中避难。

大舅说，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究，胁从不问。他当过土匪大队长，自然是首恶。如果当时抓到，肯定一炮（枪葬）呜呼！那时大舅才二十七、八岁，他说他年轻，真的不想死。他后来又转到安顺城东火烧寨一位同学家躲避。

有一天，民兵来那同学家搜查，那位同学的父亲理真气壮的给大舅取了个假名，说大舅是他家亲戚，郎岱（现在的六枝、盘县）沙子坝的。因为大舅看到过郎岱沙子坝村的公章，他仿制了一个公章，并仿那个村村领导的笔迹写了个身份证明准备好的。这东西就是护身符，共产党认可。大舅同学的父亲这么一说，来的人就毫无疑问地走了。

第二次是解放军来搜查，前后门都给堵上。女主人出了个主意：叫他穿上件疙瘩衣服，腰系棕绳，背上镰刀，拉上马去割草。他内心虽然紧张，表面装着若无其事，终于又逃过一劫。

事后他这个同学去找他，看到他割的草四处散放，就说：“你呀，要是有人看到你这种割法，不但你被抓，还要影响我家！”这是因为他从小没干过农活。

自从发生了两次都想抓他的事件后，他觉得火烧寨那地方里不安全。为了更好地隐蔽起来，又转到同学刘庭栋之父刘阿訇所在的清真寺躲藏了一个多月。那时，刘庭栋的妹刘满娘是儿童团团长，常为大舅暗地里送信，掩护大舅的安全。后来，刘阿訇及其家人发现，清真寺已被民兵、解放军盯梢，因此在一个深夜，为他准备了十几斤茶叶，并给了他几个大洋，还写了个条子，叫他连夜赶往郎岱找一个叫刘庭东的人。为防万一，大舅趁刘阿訇家半夜三更为他抄黄豆以备路途食用之际，心上一横，咬着牙，用滚烫的黄豆往脸上烙，以便让自己面目全非，蒙混盘查。

由于大舅会说几个少数民族的话，到那边做了几年的小生意，都没被人察觉。后来还被当地村委聘请，在那当了一年的教书先生。1955年6月，有人拿着他与一个同学照的相去追捕他，先找到刘庭东（那时任村领导），刘庭东晓得没办法保住他，就设法派人去告诉大舅时，大舅很悲观。在被抓之前，大舅说他请人卜了一卦，得一诗，乃《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病丧五丈原时的那首七绝。他预感到他可能被抓。更何况那时，他臀部（屁股）后生了浓疮，走路都很困难。于是，他想，有其被抓后挨一炮（枪葬），不如自己了结自己算了。这样一想，他就将预先准备好的一包六六粉用水拌来咽掉。但大舅居然没死。

抓到大舅时，刘庭栋给去抓他的人说情，煮了锅稀饭，让大舅也和那些人一起吃，并悄声给大舅说：“尽量吃饱，你这一去，我们要见面就难了！可惜你走后这些娃娃还不晓得怎样交待？”大舅不管三七二十一，心里说是死了也当个饱死鬼！在接着找了个地点审问他时，他的肚子里火辣辣地痛了起来，他以为他就要各区死了，谁知晚上又不痛了。之后，解放军把大舅送到普定看守所，大舅的一个同学赵微洲考取共产党的职员，要看守所当看守。当他被送进去时，两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后来，这个同学叫大舅给在押人员读《劳改报》。不久，《劳改报》改为《解放报》，又叫他读《解放报》，读了几天，就不准他再读了。于是他想，看来他的时间不多了。

又过了半个多月，那人才悄悄给他讲，大舅原先是以死刑上报的，现在上面判的是无期。那人为他能保住这条命而高兴。

原来，1955年6月，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他才逃得一命。

要是早抓他一个月，他可能也没命了。他这一入狱就是25年，连同逃灾躲难那几年算下来，足有三十年。逃灾躲难，其实与坐牢的区别，从内心的煎熬来说，区别不是很明显。

大舅是1980年平反出狱，并安排就业。大舅说，这二十五年虽然难熬，但比在兴义监狱时好过多了，最起码能吃饱穿暖，有个三病两痛，还有医生给你看病、开药。因此，他说还是共产党好。

六、幸福

大舅到了我家，我父亲和他谈得很投趣。晓得大舅读过书，有点才学，就给他谈到我祖母二十八岁孀居，如何历尽艰辛，一心一意抚育父叔成家立业之事迹。请他为祖母题诗一首。他爽快在答应后，父亲叫我找来纸笔，他挥毫题道：“廿八居孀，冰清玉洁，教子育孙，兴家立业”这样高度概括的十六字。接着，父亲说：“我爱讲直话，你不要见怪！”大舅说自家人就应该讲直话。于是，父亲对大舅说：“你现在六十多岁，多少有点工资，应找个条件稍微差点、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成个家应该不成问题，将来有个一男半女在身边，心里安然些。人家说：‘不怕天干，只要地润；不怕夫老，只要妻嫩’。只要你有这种打算，要找，应该不成问题！更何况，听说你还会讲几种少数民族的话，应该更好找！”

后来，大舅回去后，果然在雷山县的大山深处找到了我现在的大舅妈。大舅妈和他在一起生活时，年仅十八岁。她不会讲汉话，没有进过学堂，还患比较严重的小儿麻痹症。而且不会做菜饭。大舅像对待孙女一样，细心侍候。每天下斑回来给这比我还年轻的大舅妈做菜饭，晚上还教一句、一句地她说汉话。又慢慢地教她学做家务，学认识木秤，学算乘法的小九九。年长日久，我的这年轻的大舅妈，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还会天南地北地去做民族饰品生意。

他们生育了一女一儿。并旧房换新房，生置了一套商品房。

大舅说，有了一双儿女陪伴，读书时尽自己的能力辅导一下他们，照管一下他们的生活，虽然经济上紧张一点，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充实的。

大舅、大舅妈直到2005年才办结婚证。大舅对大舅妈说，我这个年龄，把这点手续办了，免省我死后，你们连遗属生活费都得不到领。

我对大舅最后的、也是最深的印象是2006年10月，杨大中二舅迁新居时，他独自一人前来。我们都惊叹他这么大的年纪，这么远的路程，还带些东西，又要上车、下车、转车的，居然能平安地来到这地方，精神真的可嘉！

10月21日这天，天高气爽。我邀他和他的几个好弟兄到清山水库走走。

刚到西门，他抬头想看东华山，好像方向模糊似的寻找着什么。当确认高楼大厦的遮挡，不可能看到时，他回过头来。在平坦的大道上准备迈步时，脚腿颤了一下。他生硬地伸开两手，以便平衡身体。见此，我暗想，84高岁的他，怕要油尽灯枯了。虽然大舅很倔强，走起路来，一直不用拐杖。就连去爬东华山，一直到山顶，他都不要我扶一下。然而，这一情景，却深深印在我心里。七十五岁的大中二舅、77岁的二舅妈，也好像预感到什么，还为他准备了一套装老的衣装。大舅说他很高兴，二舅两老能这样想得到，花了多少钱，以后还是要带钱来还，他装老的衣服，按理不应该是二舅们的事。二舅说：“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很多人都以为我的名字是加心字的中，我说是我大哥给取的，是中国的中，大中华的中。你还给另外一个堂兄弟取名叫杨大华。我从读书你就很关心我，不懂的地方，细心地给我讲。凭这份情义，我帮你制套老衣，还要你哪样钱？”大舅说，当初取这名的用意是希望能有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华！我说：“大舅，那你当年的愿望现在已实现了！”大舅叹了口气说：“可惜年轻时没有把握好自己，走错了路！不过，看到现在国家强大了，我真很高兴，很欣慰！国民党不能做到的事，共产党做到了。”

2007年3月11日，大舅去世的噩耗传来，我们一大帮人前往吊唁。我们看到他为他的儿女买的那些书，以及那些一笔一划的辅导草稿。还有家庭开支的详细账目，人情往来的记录。借给女儿做服装生意的账。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记录。人生的责任就这样点点滴滴地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

大舅临逝前非常迷信。

在一个小本子上，大舅记下所有死去的人的生辰八字，并为每个亡灵念这样那样的经，经文一笔一划地抄在本本上，并注明每个都念了六十四遍。

据说大舅希望这些亡灵今后能接纳他，使他到了阴间不致于孤身一人。他走之前，给他现在的妻子说，如果我死了不火化，国家该给的钱得不到。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去火化。幺叔家小二发到是讲过，如果我死了，拿回老家安葬，也好让小平花、杨雷雷每年清明回去趟把，姊妹弟兄之间有机会聚在一起。并讲小二发说这话很懂事，是好心，但不要因为大舅而影响妻儿以后的生活。

大舅走的时候，上六年级的儿子未回来，近二十岁的在外做生意的姑娘也不在身边。妻子还远在广东。他一早起来就大开家门，然后，不知何时，静静地躺在他的床上，悄然地走完了他八十六岁的人生。

大舅儿子的同学听说大舅去世后，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把平时节省的零花钱捐了出来，共181.30元，由他儿子的老师和几个同学送来。我为此真情感动得有些抑制不住自己。

杨二发是从普定补郎请了阴阳先生一同前往的。大舅在家停了两天，遵其遗嘱，简单地举行仪式，便送凯里火葬场去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