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张老师

两位张老师

文\黄福评

我的一生遇两位张老师，一位是在上小学时，一位是到区中学复读初中时。

第一位张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时，大人叫做“发蒙读书”。那时候的乡村小学，发蒙就读一年级，没有幼儿园之说。上课只有语文、算术。读书是老师咋读，学生就跟着咋读。老师要求用手指着书本，边读边认。可是我觉得那样费劲得很，不如跟着老师读好玩。张老师看到我这个样子，直接从讲台走下来，手把手地教我，一字一顿地读。教了一会又上讲台（其实就是黑板前站着），边领读，边用眼睛盯着我，这使我不敢偷懒，不得不规规矩矩地一字、一字，一行、一行地跟着读。我认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张老师把拼音字母，包括声母、韵母，用纸写得像小碗一样大，贴教室一侧的在板壁上，然后他教读，我们侧坐着跟着读。学了一个学期，对于拼音，会读不会拼。祖母说，读“望天书”的人就是眼睛不吃字，会读、难写，不会用。

为此，张老师晚上爱家访，他说做作业，不会的就跟他讲，就问他，他会好好教。

可读一年级的那个时候，人小，害羞，嘴笨，不晓得要如何开口。就连写个“8”字，张老师看到都说，这个“8”字太懒，懒得像我，总爱睡觉，并问是不是跟我学的？我意识张老师是在批评我，但我不晓得这“8”字为哪样站不起来?我写的时候，是画两个圆圈凑成的，总是让它们排齐，手挨手的凑近，所以“8”爱“睡觉”。

张老师好气又好笑地说，一根筷子串两个鸡蛋……可张老师突然觉得这样讲不对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抬头看了看，又想了想，问父亲家中有没有洋芋？父亲说有，自留地里栽得点。父亲找来两个小洋芋，张老师用筷子穿上，然后指着问我：“像不像‘8’字”？我怯怯地点了点头。张老师说，写“8”字就是要把两个“0”摞起来，不是排起来。两个“0”摞起来，“8”字才站正了，站起来了，才是“8”字。张老师说，“8”字写得好，二天（今后）就有出息，就能吃国家饭。在张老师的引导下，我最终把“8”字“扶”正了，张老师笑了，父母笑了，祖母笑了，我也笑了。我学习也有点兴趣了。

但是，上一年级的我，居然敢打张老师。

有一次，张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个竖式的算术题，叫同学上去拿粉笔做出得数。做不来的就在黑板一侧站着看，然后张老师继续叫同学上去做。我被叫上去，也做不出来，因此张老师就叫我站着。可是我不愿站，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张老师来轻轻纠了纪我的耳朵，说：“你还不自觉啊！”我伸手抓他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就往外跑……后来是祖母用火麻（有尖毛，刺人皮红肿而痛）吆我去读书的。

虽然仅两件小事，但张如熙老师于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第二位张老师，叫张振彬，是我堂哥黄恒明师范的同学。

我在白岩区窝子乡（迁双坑）窝子小学戴帽初中读毕业，没有考上高中，通过堂哥的关系，到白岩区中学从初二重新读起。那时候，张老师和我堂哥黄恒明，床对床的住一间房，共用一张备课桌。他们出去玩，门不兴上锁。我晚上时常去看，他们不在，我就在那借他们的台灯看书，做作业。

有一天我问张老师：“要咋学成绩才搞得好？”张老师讲，读书不得捷经可走，只有多学，多做作业，多看与课本有关的参考书，肯学肯钻，成绩肯定会好！

张老师的话铭刻在心，我很感谢。所以时常偷偷将他的鞋和衣服拿去

洗来，悄悄凉在房间的绳上。

不过那时候讨嫌，有时居然偷偷用纸折来折去，折成厚纸片，将坐在前面的女生的长发，夹在桌缝，致使不知情的女生，下课起身，头发被扯而生气。可有一次，还没下课，前排的那女生歪头看黑板，就发现头发被夹，调头骂我：“神经病”！张老师知道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瞪了我一眼。那女生连续了几声“神经病”，张老师就将手中的粉笔头朝我扔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做过这样的恶剧了。

初中比业，我报考师范，离预选划线分数，还相差十多分。父亲想让我再复读初三，我说都读了六年的初中，再复读就不好意思了，我想读高中。

如果评成绩，读普定一中没问题。因为我的考分的293分，普定一中是250分录取。可那年，报中师或中专，就不能报高中。所以我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张老师和我堂哥说，如果我不读书了，那就可惜了。最好读个高中，将来有希望。

母亲给父母说，她做了一个梦：我家翁窖高高的地埂上有一棵树，那树根遇连天雨，土松根翻，挡在路上，好在遇上两个过路的人帮忙，重新扶到那块地中种上。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因此点了点头，最后托人情让我到安顺上了一所高中，最后高考得录，才有了今天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