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李老伯

我的邻居李老伯

1987年，我与李老伯成了邻居。那时的他，虽然是县领导，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我，路上遇到，不论如何匆忙，都会笑着叫我一声小黄。起初我叫他李县长。那时没有常务副县长之说，但李老伯分管财政、审计、税务、工商等部门。李老伯从来不因位高权重而自以为是。我叫他李县长，有一次他说，工作场合，咋叫都行。在一个大院里，就是邻居，就是一个大家庭，所以要我叫他李伯伯，好听，亲热。再后来，我改口了。他很高兴。每次见面，他都弥勒似地笑着，远远地就伸出胖乎乎的大手，走近后与我热情相握。

　有一年换届，现任的县级领导，不少人的精力都在谋求职务上的连任或高升上。李家兴老伯还在一个叫猴场的边远山乡走村串户，考察、指导烤烟种植。有人劝他不要只顾工作。他说，在其位，谋其政。换届换下来，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

那时，作为分管财税、工商、经贸、审计等的副县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隔三差五，他就会到分管的单位走一走，看一看。问问工作情况，了解存在困难，为单位解决工作上的问题，为干部职工送上一份温馨。而且一到办公室，不分职位高低，几乎每次都要一一握手问候。

 那时，我们的审计局和财政局办公室在老城区上一中下面，上一中的路左边，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二层楼的苏式瓦房。审计局在东面底层的五间办公房里。后三间，前两间。1987年，后面有两间安排为职工结婚用房。好在那时的审计局才八九个人。后一间因近厕所，作为档案室。办公室就两间，而且阴暗潮湿。比起当时远在西门外一公里的三屋高的钢筋水泥的党政大楼，这样的办公楼就有点像衣衫褴褛的乞丐了。并且，那时的局长、副局长全都没有单独的办公室。都和大家挤在一起。有工作的时候谈工作，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学习文件资料，谈谈生活之类。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副县长的李老伯，常常会亲切地光临。还未进门，过道上就会传来他宏亮的声音：“又在议论哪样？我来听听”。进了屋，一一握手之后，他会问：“老包（当时的审计局长包其荣），有哪样困难没得？给我讲讲”。或者问工作进度如何？或者问问大家对工作的看法。他能解决的，就会当时拍板。特别是每年一个半月工资的年终奖，对于不为被审单位理解的审计局，他会按单位工资总额多给半个月工资奖励的特批。

　 李老伯最让我感动之一，是对我家属的态度。父亲在赶场天（星期日）常来普定。来普定自然要到我处。李老伯第一次遇到我与父亲在一起时，远远地就喊住我，问我身边的是不是我父亲。当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李老伯看着穿着疙瘩钮扣土布衣的父亲黑瘦的脸堂，根本没考虑自己副县长的身份，热情地伸出肤色细致而肉乎乎的手来，与父亲粗糙的手紧紧相握。我给父亲介绍说这是李家兴县长时，李老伯说，不说这个。长不长的，那没哪样。我也是从农村来的，看到农村人就感到亲热。接着又转过话题对我父亲说：“你老弟真不错，在你们那地方，能供出个娃娃出来工作，不容易啊！”父亲木纳地动了动嘴，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看着李老伯笑了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表情。父亲没想到，他的这一生，能与一位堂堂的副县长握手。对他的那只被李老伯握过的手，反复地看了又看，心里很难平静。

 李老伯还有一事很感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梭筛电站蓄水后，三岔河大桥（老）被淹。后来开闸放水后，那桥面露了出来。知道会有车过，路边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将桥头及相连的路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每过一辆车收取十块钱。开车的人都有怨气，认为这种收费不合理，而且收高了。因此犹豫的就将车停靠路边，让想过去的先开。李老伯乘坐的大客车驾驶员也是犹犹豫豫的停下来。很多人都下车观望。李老伯把手一挥，叫大家上车，说有他在，可以顺利通过。车上认识李老伯的人都知道，他曾在这个乡镇任过书记，和老百姓的关系处非常好。大家想，有他在车上，打个招呼就能顺利通过。谁知到了拦车点，司机停下车后，他拿出五十块钱给收费的老农，还说不用退，农民们这么辛苦，多收点也是应该的。收钱的老农本来不想收他的，他这样做反而让老农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是好。后面的司机，一个传一个的，怨气顿消，都主动拿出钱来，顺利通过。后来，新选址的桥修好了，这事便成了佳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李老伯从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休了。

退休之后的李老伯，不参政，也不议政，却默默地关注着普定的发展。

富强路新城区建成后，他对时任县长的付京举着大母指称赞不已。但平时，除了在院子中间栽花种草，精心伺候花花草草外，就和老伴一起，为子女带孙子，享受着孙辈绕于膝前的天伦之乐。有时，李老伯也和退休的老年朋友们打点小麻将。但他已任副县长的儿子李建国担心他坐时间长了，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常劝他少打麻将。这样一来，他觉得他的自由被限制了，多少有点怨气。但他说出来后，有人给他解释，他的儿子也是为他好。他又笑了笑，不再计较。

在我们的大院里，李老伯家的花草树木是最丰富的。除了花池种满各色的花草与树木。白天，他家的大铁门常常半开着。院中的那棵三四米高的石榴树，石榴花红红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孩子和他们的小伙伴，常会在门边瞧来瞄去。虽然李老伯家没有养狗，但他们似乎觉得生分，不敢靠近。李老伯打开大门让他们进，他们却远远的躲着。有孩子问我李老伯家院中那满树的红花是什么？这时我牵着我孩子的手，到那门口。恰好遇上李老伯开门。我叫他喊李爷爷。孩子听话地叫了声李爷爷。李老伯轻轻地摸了孩子的头，蹲下身，轻言细语地对我的孩子说：“等李爷爷家的石榴熟了，又大又圆又甜的时候，李爷爷摘几大个给你吃！”说着牵着孩子的小手道：“李爷爷有样好东西，看你喜不喜欢？”孩子看了看我，投来征询的眼光。我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孩子说：“谢谢李爷爷！”李老伯牵着孩子在前往家里走，我在后跟。孩子不时地调过脸来看我。李老伯拿出方块型的糕点，用纸包着几块，放在孩子手中。孩子看了看我。我说谢谢李爷爷。孩子跟着我说谢谢李爷爷。并且开心地笑了。孩子给老伯爷再见之后，李老伯还一再对孩子说，石榴熟的时候，记住来家给要。

转眼到了秋天。李老伯家用那棵石榴树上的果子成熟了。不过，花虽开得多，却因风雨或其他的原因，果实结果非常稀少。住在二楼的我，远远的就能看到那不到十枚的石榴，微风中，在浓密的枝叶间闪现。当孩子提到李爷爷的承诺时，我给孩子说，李爷爷家有好几个比他大的小朋友，就那么几个石榴，还不够分。孩子翘着小嘴，心有不甘。然而作为父亲，我的话他又不敢有违。于是只好把不快心情悄然埋在心里。因此，他那天真的快乐像是被什么蚕蚀似的，脸上笼罩着一层云雾。正在这时候，李老伯喊着黄博野的姓名，接着敲门声响了起来。我一开门，李老伯就笑着将三枚大石榴递给孩子说：“李爷爷讲话是算话的，该不哄你了！孩子嫩声嫩气地说了声：“谢谢李爷爷！”我招呼李老伯坐下，妻子倒了杯茶递给李老伯说：“李爷爷也真是，娃娃的事情，这样当真。太谢谢了！”李老伯说，娃娃的事情，必须当真！不然的话，我们如何教育他们？李老伯其实用他的行动，为已为人父的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从那以后，对于孩子，我从没说过晃话。至今，孩子的聪明与诚实让我感到欣慰。

从那个大院迁出，搬进颐景园的新居后，喜欢在街上散散步的我，时常会遇上李老伯。见到我的李老伯，远远地就叫我“黄大人！”并且依然和往常一样，热情地伸出一只胖乎乎的大手与我相握。问问工作，问问孩子。谈谈社会，讲讲人生。说到人生，李老伯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又瘦又小，不像现在，长得胖多了，所以他叫我“黄大人！”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年我在他的眼里，还真是个孩子。如今，我的孩子比我高了，我成了孩子的家长，成了大人。所以杨家兴老人称我“黄大人！”

三个星期前，我还和李老伯在街头上相遇，说了很多话。我看到他的身体很硬朗，还说他真会保养。他说他的心脏不好，装了起搏器。好是表面的，零件磨损大了，好在饮食还行。我说只要饮食上没问题，心情上舒畅，像他这样块头的身体，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没想到2010年的6月25日晚，噩耗传来，说李老伯已去乘鹤仙去，时年79岁。听到这个消息，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不禁想用文字记下记忆深处的一些往事，是为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