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荞花

文黄平

四合院式的瓦房有两层楼，每层楼有十八个病房。每个病房有三张病床。从一楼到二楼，左右各有一个楼梯过道。梯梯是包箱楼梯，上楼的脚步声，能听出是男是女，是大人可是小孩。这四合院的大瓦房是从旧社会接管过来的大宅院。

四合院后的山脚下，隔着围墙，是不到六十平方米的太平间，在医院去世的人，先移关到这地方，然后等待处理。围墙内是一栋长十二间、高四层的新建的医院大楼，楼的后面便是花园。外墙被刷成绿色。最顶层的楼顶前面，用钢筋和钢板切割来焊搂三个大字：住院部。这住院部，刚建好就立即投入使用。

最前面有一个水泥大坝坝，进院是一栋有拐角的三层水泥楼，建于七十年代末。

与医院打交道，是那年冬天，因为父亲胸膜炎腹水，不得不送来住院。那时候刚能加工作两年的我，简直就是“耗子舔料汤——只够糊嘴！”父亲除了勤苦，有病就是过挨。这一次他挨得肚子像皮球一样负喜胀难受，在左邻右舍的反复观说下，才免强同意住院。在父亲看来，他的挨功好，感冒发烧之类，他自己找点野叶子烟、车前草、莆公英、马鞭稍之类熬水喝几天，饭食上清淡点就会好起来。至于打摆子、屙血尿、头钳脑胀之类，他记忆好，听人家说了记在心上的草药不少。虽然这一次病重得挨不好，他也猜不透是哪点出问题，看在来等去，不得不到医院。为了不麻烦人，不到四十八岁的他，找根竹棍拄着，还想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六七里山路到四棱碑坐客车。可是他走到吞口上，连坎子的力气都没有，风吹来他都站不稳。于是在庄稼都收进了仓的时候，加上左邻右舍劝说，大家帮着找来副滑竿，也就是一个竹躺椅，绑上两根钓鱼竹，然后再横绑一根短竹棍，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就可上路。因为是山间小路，只能容一个人走，所以滑午也只能这样简易。

好几个人跟着，抬的人累了，跟的人就换上。轮流着将父亲抬到北门县医院。

医生看到父亲的样子，埋怨说为什么不早点送来？母亲说家里条件不好，离公路远，他又不能自己走，总想挨好，可越挨越恼火，才不得不请人送来。本想拦客车坐来，可他的样子，坐客车抖几下可能更恼火。只好请人换气抬来。医生听了，再没说什么，安排先抽水，现开药输液。其间，我带着大家，一块八一斤的肉，我买了一斤半，并买了半斤辣子，到我住的地方煮面条请他们吃。然后我准备带他们到客车站，帮他们奴读了个票回家。可他们摆手，说是没多远，经常来赶场他们都是走路，不必麻烦。我晓得他们是为我考虑。我说他们帮关父亲来，走那么远的路，回去再走那就累恼火了，劝他们坐车。可他们说，走路不会比从早到晓做活路恼火，叫我不要管他们，他们自己会走。其中有位老哥还说“人是贱皮子，越苦得身体越好！”

看着虛弱的父亲，我忍不住流泪。父亲五岁就母子相依为命，生活的艰难真是一言难尽。我刚能加工作，多少能领点工资，对父亲来说是个安慰。但遇上他这一场大病，我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心里因惭愧而难过，因难过而苦恼。好在有熟人打了个招呼，先住下院来，抽水用药再说。

我是回家看到父亲的病情后，力劝他住院的。但他顾虑我能加工作时间不长，没有积蓄，怕拖累了我。可越是顾虑，这病就越拖越恼火。于是我和母亲说，请人用滑竿抬送到县医医，我先回县城，想办法筹些钱。

那时有一个玩了两年的朋友在卫生局当会计，当听到我说的情况后，他说他来想办法。于是他主动以我的名誉，帮我写了份大病帮套疗补助申请，得到卫生局领导批准同意给一佰元。一佰元对于现在工资至少也是四五千的人来说，不算个事。可那时候，参加工作两年的中专生，每个月不过五十六块伍角钱，这一百元就算是大钱了。而且从住院抽水、输液消炎、吃药等，半个月时间，才用去九十多块钱。那时的父亲，随时打听着用了多少？就是怕我花钱，从而连累了我。还说以后有条件要好好研发谢我的这位朋友。

不过住院一个星期，父亲就不用便盆了，能自己上出去上而所了。半个月以后，他饮食如常，吃两三碗饭不成问题，走起路来，上楼、下楼都没问题。父亲说他好得差不多了，他说想回家了。医生说父亲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好得多，恢复得快。不过再住两天观察看瞧。父亲执意要回家。

不过父亲说他算是好了，可同一病房的那个姑娘，太可怜了。听说住了二十多天的院，一直都是她的父亲招呼。父亲为此对那位老伯提出建议，说是姑娘病恼火，啥都要服侍，过得她老娘来招呼好点。老伯说：“如果她娘能来招呼，那肯定好。可是她妈来不了！”父亲问为哪样？老伯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一言难尽”。

坐在父亲的病床边，透过窗子，我看到瓦檐边上的缝隙间，有一根细藤上。叶子都像三叶草，黄里泛绿，可见几朵淡红包的小花，孤独地在寒风中摇来摇去。我指父亲看，并说：“这么冷的天气，那花虽然生在贫得不能再贫的缝中，艰难生存，竟然开得自由自在！”父亲看了看说：“没哪样奇怪，它就喜欢在这样的季节开，只有多少有点泥土，空气潮湿，它不怕冷，越冷越精神。”父亲没上过学，可他的话，哪像没上过学的？

不过，医院里的野荞花，好像和我家阳台上，隔个入小区的过道看到对面的野荞花不一样。当我说出来的时候，父亲问我有哪点不一样？我说我家阳台上看到了野荞花，秋天还活得新鲜，可到了冬天殃得没一点精神，风一吹东摇西摆的，不要说开花，像是干枯了一样。父亲想了想说：“可能是着病了，否则的话，不会这样”。我想也是，这正如人的身体病了，同样影响精神。

我为父亲结了账，补了一块多钱。接父亲回到我小城的住处吃了午饭，买了下午的班车票，送他回家。父亲说我刚参加工作，请假多了不好，不用我送，他自己回去没问题。虽然如此说，但毕竟他大病一场，身体虛弱。不过母亲身体好，有母亲陪着，我放心。我只给他们买了车票，送他们上了车。

父亲临上车前，他说他他有一件不放心的事，说是同一病房的那个姑娘真是怪，比他住院时间长，一直没有看到她家老娘来看过一眼！她老爹来招呼个姑娘，大小溲都要服侍，唉，这个老伯伯太有心肠。我说我和那位老伯伯一起蹲厕所时我问过，这姑娘的老娘，为她哭昏过好几次，如果让老娘来招呼，不是家里人不放心，而是会起反作用。不放心的是招呼不好不说，还会让姑娘晓得真相，过早离开人世。姑娘的病是省城大医院检查出来的，但家里人和医院同谋，说她这种病现代医学上还说不清叫啥病。我听他老父亲给她说，她是得了一种严重的感冒，好得慢，要慢慢来，慌不得。其实她患了白血病，除了没让她知道外，家里其他人都晓得。人呀，身体和精神，永远是矛盾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她不到二十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校，在家待业。不想得了这种不治之症。这姑娘，两边嘴角各长得一对虎牙，鸭蛋脸，笋似的鼻子。常常爱不由自主地哭，像个林黛玉。有一天我问她哭啥？她说来看我父亲的那个朋友袁贵，和她同读一所高中，她早就喜喜她了，问我能不能将她的意思转告他？我说我试瞧。结果袁贵听了只是摇头。我给袁贵说：“她其实很可怜，医医说哪怕天天住在医院，条件再好，她的生命也不会超过一个月时间。就算是哄，哄她高兴，让她临走前，满足一下心愿，应该没啥不好。可袁贵说不是这样轻巧，一旦说出去，别人会怎样看他？名声的问题，好的时候没啥，不好以后，一旦广为流传，人家就算不说哪样，光看你的眼光，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所以这种好事想想可以，千万做不得。

可我又想让这姑娘临死前凤台县高兴地笑一笑。没办法，我就以袁贵的名誉给她写了个纸条带给她。

纸条是这样写的；

白鸽：

那天去医院看朋友父亲，看到你也住院，打了个招呼，坐几分钟我就走了。虽然我们不同年级也不同班，但在一次冬运会上，你给我倒水、递水，一脸的笑，让人难忘。你好好养病，等你好起来，我培训回来再来看你。

白鸽收到这简短的几句话，白纸一样的脸上，像寒冷的三九天，天空现出一缕阳光。虽然她的笑很微弱，可是那微弱的笑，宛若一个漩涡中跃起的鱼，那自由的弹跳，充满着渴望，也充满着生机。

有一天我从太平间旁边路过，持到她家人和几个白大袿，推着一个盖着白布的手推床，正准备进太平间。我问她父亲准备咋做？他说：“关去火化，免得她母亲见了气不过，一口气不来更麻烦。”我说还是让她母亲晓得真象的好，纸包不住火。她母亲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经历的事情不少，就算一时想不开，但最终也会接受现实，缓过气来的。她父亲点了点头，说：“唉，那就帮她准备个小棺材，还是找个地点，让她入土为安的好。”

事后与袁贵说到父亲，他问回家后的情况，我说我下乡搞财政审计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位收破铜料铁的人，在逛 寨子的时候，就看到一家人哭哭啼啼地在准备合一个湿棺材，一打听就听说一个中年人，有三个娃，最小的不过两岁，可就是肚子胀得像个鼓，气有进无出，所以音体美备后事。这个去看了看，他父亲懂点草药，也懂这种病的特征。所以他问明情况后，给了副草药，亲叫抓紧试试，死马拿当活马医！结果强行灌下一小碗药汤去，咳得恼火得差点组不过气来。可过了一两个小时，木工停工了。因为这人的元气有了明显的恢复。搂着用了同样的药四副，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袁贵问我这药是哪样东西组成，我晓不晓得？我说晓得，不过药遇有缘人，不是不管哪个，得了这种病，用这种药考取有治好。袁贵问我为哪样？我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记得，这药，野荞花是引子，其次还要配芾蒂须，荷首乌、皂夹刺、一堵云，然后用文火煨一只童子鸡，连汤带肉吃完，一个星期一副药，一个月为一个疗程。要准备后事的人，就是这样药遇有缘人中医治好了。

父亲的病，后来没反复过。这与我用同样的方子给父亲巩固病愈后的情况有关。在乡间，作为药旨子的野荞花好找，地埂上，岩逢中，田边、地角都能遇到。其他几味药，也在季节上配齐。至于其他配药，只要在季节上也没什么难的。

是的，野荞花的生命是短暂的，看上去是瘦弱的，但实际上是坚强的。它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只要无灾无病，它在数九寒天，那小小的花，依然富有顺应自然的生命的信仰，不卑不亢，却又有益于人类。

数九寒天，它总是以不为人赞赏的芬芳与微笑，默默面对，因此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