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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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老邻居
在定南古城解放路北端，人称豆腐街的那三进两院后的偏厦小屋，我住了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便搬迁到1986年新建的职工宿舍小户型院落的二楼了。在那住了近十八年，孩子小学将要毕业的那年迁入新居而离开。如今离老审计宿舍到上河之隔的颐景园一号楼302又是十八年了。在离开审计宿舍那十八年之后，那老宅、那往事、那邻居，总是牵动着我的心。那里曾经的住户，老邻居与岁月的过往不时出现在梦中。
一
我刚分配来的时候，单位同事都说我运气真好。我问为哪样？他们说单位正建职工宿舍，原来在单位上的褚仁国又去贵阳大营坡计划学院进修了，再过一年就毕业了。并且却听说他找到一个女朋友，兴义人，叫洪梅。他带来普定过，还到过包局长家。包局长和他聊过他今后的打算。他们关系非常好，并且起心动念，都想往安顺调动。褚仁国人事关系上有条件，他们调动的事，应该都没问题。他们还说褚仁国想调安顺县审计局了。这样一来，年把时间建好宿舍楼后，我就可以分得一套了。
为此，周末有时间我就去邮电局后面看建房情况。那个时候的西门，指的是明末清初从天王旗迁到嫡台山下的大明定南所古城的西门。那时的西门，除了近一公里的地方，有栋三层楼的水泥砖房外，就是后面山脚有个招待所，招待所后有两栋石砌的墙体、瓦房。我们的审计局宿舍，正在挖基脚，打基础。 所我的同事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其实，财校的褚仁超老师，他是教务科长。又是我的班主任。我读财校的那届普定只有我一人。快要毕业的时候，褚仁超老师跟给讲，他向地区审计局推荐，希望我分到那点去。谁知后来包局长直接到财校要人，所以毕业后我就被分到普定县审计局了。本来嘛，那时候的分配，除了定向，都是哪点来的分到哪点去。
随着时间的过去，房子不断成型。我的初恋女友小吴英来普定的时候，我想带她去看一看。可她我讲了后，她说；“不用了，是你的终归是你的，路不脱。等建好以后再看不迟。”谁知后来，因她的同学，我的所谓老乡马场 的李力（女）从中促好弄歹、挑拨离间，加上自己缺乏主见，因此痛苦的分手，并从此天涯海角，老死不相往来。
到了1987年秋初，局长召开会议，首先作了个说明：包局长讲过，申报的项目，本来是建办公楼的，但考虑到干部职工住房是件大事。住得不安心，工作也不上心。所以项目批下来后，包局长偷梁换柱，在实际上改为建职工宿舍了。接下来，包局长口头上宣布分配方案。我的名下分在小户型二楼东边那套。建成分定后我又去看，在工地上将就找人帮打灶。老城区一个做工的姓傅的小伙，当时他三十来岁，一对眼睛很抠，脸被太阳酝得黑红黑红的。他个头虽不大，劳力却很好。他在工地上一次抱两包水泥好像不费力。在我的印象中，又好象能看穿一个人的心思似的。他遇到我主动问我说，“是不是想打灶？要打成哪样？”我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我的想法，他就承包下来。两天的时间，他偷来水泥、砖头之类，很快建好。全部才二十块钱。那时候的红砖才两分钱一块。其他都便宜得很。
二
1992年5月，有个姓王的女生，1968年出生，属猴。以前她读高中的时候，我到南门上洪敏家玩，坐在他家门口，她从那经过。她认识洪敏，为此坐了一会，打过招呼，算是认识。之后在我表哥处见过他，与我表哥眉来眼去的，后来又相安无事。我觉得她不像读书人，说起话来浪声浪气的。可第二次在老建行门口遇她时，她说她自费去读财校，现在财校快要毕业，正来联系好的普定纺织品公司实习。听说我现在爱写东西，想和我讲件事，看我能不能帮忙？我问她是不是毕业论文的事？她说是。我说我以前的毕业论文底稿还在，我找出来给她，她拿去改头换面，抄一份下来就可交差了。于是邀她到我处，等我找给她。后来相处一段时间，她和我搭火，我给她配了一把匙钥。有一个暴风雨之夜，我回到住处，半夜三更的，居然用匙钥打不开我住的书房门。我于是从毛哥家院坝中建的那间房顶上，通过总是关不紧的窗子，跳进书房。拉开灯，接开被子一看，一个裸睡的女人在床上。后来，干柴烈火的事，那就不用说了。但事后我却后悔。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带她回老家，我四奶奶看见，事后悄悄给我讲：“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漏油类盏！”我听了后心中不快，但确实老人的话不得丢头。不久，包伯娘看到我们成双成对的出入，后来悄悄告诉我这女生的秘密，说是她女婿陆友忠与这女生的哥是同学，因此悄悄请陆友忠李代桃僵的做过一次所谓“好事”。于是我知心知肚明，三个月后彻底分手。后来晓得她在我之前，与公安局一个姓谢的有妇之妇有过勾扯。
这是在审计宿舍发生的其中一件难忘的事。于是在我心理，女人一旦有过那事，并放任了自己，那事就不叫事了，像大小便一样随便了。
三
我们审计与交通那片被征用的良田，西边与西门桥相望。审计局宿舍建得最早。当时房背后是一片稻田。二中上课的钟声，越过田野，清脆可闻。早晚放学，田野上有条小路穿过。二中上学、放学的学生，想抄近路的，从我们房后走进城。
那个时候，我与支宗鸿的后面阳台，是一堵单砖墙相隔。风大的时候，我发觉那墙像扯火闪一样晃荡。第二年的冬天的一个晚上，风叫得狂。叫了一阵之后，那墙轰然倒向我这边。后来买来水泥找来沙，将就拆开原来砌的砖，再在工地上抬些砖来，请人砌成两块砖横排的腰八墙，并且顶部用水泥灰浆焊死。一切费用都由单位报销。那时个毛蕴已提到副局长的位置，他统治在我楼下，这事他晓得，主动关心，并叫我整好发票，他帮签字报销。那时候没有一支笔签报的规定，只要是单位副局以上领导，签字都报销。
三年时间，我们后面围墙外建了一栋私人房子，面向河道，两层楼。建好后租给一伙社会上的年轻人。实院上是一伙夜猫子。后来被公安连窝端后，又租给一家开饭馆的。
交通局那栋宿舍与包局长家后面，紧挨西护城河。说是西护城河，因为天王旗村前那条河在城东，向北流，䘣称为东护城河。雨水季节，河畔人家搭架小木楼梯以方便他们节约用水。房后的河岸上，他们栽得有花草。河岸老旧，河道宽不到七米。若干年后，河道改造工程通过项目得以扩宽，两大岸得以筑实。
当初最可喜的是：每当栽秧过后，直到秋收，那片田野，不管有月无月，不管晴雨，经常可以听取蛙声一片，给人一种宁静幽深之感。晴好的夜晚，莹火虫飞来飞去，像星星闪在田野上，好一片诗情画意的别样静谧。
其实在我们房背后东南十米，除了过道，后面是财政局的宿舍。先是有围墙围着。后来开了个通道。那时很多人都说；“财政与审计是一家”。当时企业都是国营，国营企业上班的人，可以调行政、事业单位。而财政拨款，有行政事业单 位，也有企业。财政资金如何规范使用，要靠审计。不过后来有一种说法是：“税务是爹，财政是娘，审计是条大灰狼”。
但不管怎样，审计与财政，办公地点相同，宿舍几乎相连，这是历史的存在。
四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赚灶笨，丑看。这时候多少有些积蓄。于是买来循环水包、水管、水箱，请人重新建灶。曲尺型，灶面窄，小样美观。原先的那灶，我自己找锄头来挖，找锤錾来打。然后用麻布口袋，背了二十多回才背完。
我住进房子以后，水磨石的客厅西边墙上，我找了块压条木钉在墙上，又用钉子等距离钉上去，用铁夹子钭角挂上一排在邮电局订来的杂志。那时候订杂志非常便宜，一份最多几块钱。粮油、辣子之内类都是国家牌价，很低。当然工资也很低。
我入住审计宿舍后，卧室放在书房，从偏厦小屋搬来的旧三抽桌上，两头平放一沓书，中间摆一排书。我还从老家背来老太太陪嫁的那层小营柜、小方桌，作为家用。直到结婚后重新置办家具为止，我又将老物件拿回老家去。
大卧室呢，从窝子老家来师范补习（复读）高中的黄存虎，他和我讲，我这点宽展，想来和我住。初中他在白岩补习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的过。加上他是老辈子，我自然同意他来住。那个时候他会带女同学来我这地方玩了，而且爱调情。后来他没考走，回老家去了。没过多久，结了婚，并且到安顺龙井山办了个作坊式的小糖厂。不过他的一张课桌，一间木床留给了我。因此我叔叔家大姑娘小凤，初中毕业后没考上，叫我讲在县二中复读一年的初三。她读了一年后走了。过了三年，我的幺妹小晶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村中方小华考了又没来读，她冒名顶替来读，住我房子的大卧室。那个时候她早上起来练跳远，居然在卧室。楼下毛太太来问是搞哪样？我不晓得，就问妹子。好说是翔安区跳远。因为影 响毛太太睡觉，给她讲了后，她从此就没再跳了。第二年我到拆并建后的猫乡派出所，找到所长罗义鑫，把她的姓名改了过来，改成黄灿。她在二中初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外出广东打工去了。
那些年我为了找女朋友，蹉跎岁朋好几年。要不是人家喜欢我，我不喜欢人家；那就是我喜欢人家的，人家不喜欢我。当然这其中有家庭的因素，也有我自身的因素。直到二十九岁才阴差阳错恋爱成功，三十岁结婚生子。
我四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上班回来，在二分厂在挨邮局的河岸上，投资建房。据说投了两百万，建好后，因经济问题转给邮电局的那栋楼，2003年租给辞源房地产开发公司。有一天我回家路过那点的时候，听到大厅里有人吵架。停下来听了听，好像是熟人的声音。于是走了进去。原来是好友熊德辉与公司老板余英，为一万块钱的定金，一方要求全退，一方只退一半而争吵。原来，熊德辉虽然在这边交了一万块钱订金，但后来又想到中心大道那边买房，因为那边的房子才460块钱一个平方。这边订的是728块钱一个平方。争执不下之际，我走了进去，听明白情况后，我说：“不要吵了，不是好大点事，把这房转给我不就没事了么？”矛盾就这样解决了。并且我马上回家拿了存折，和他到工行去，在柜台上，说明要求后，存折上一下一上完事。那个时候房子才打基础，在什么地方，建成有多少面积？结构会是哪样我都不晓得。不过就这样，搬离审计局宿舍，虽是早尺点的事，但这样搬迁就成了定局。
五
住在审计局宿舍的那些年，难忘的事不少。于是我梳理了一下，大概还有十几件：
一是小偷的事。有天晚上，小偷进家，被我回来撞着。他从阳台跳下。滚了一跤，跌得院中全是血，他居然不顾一切的狂逃。其实我是喝了酒的，而且喝得有点多，脚 不听我指爱国。要追肯定追不了他。如果他不慌不忙，稳稳的从阳台翻出，再从下面扩建的平台跳下去，那肯定没事。可是做贼人心虛，在说不假。
二是楼下毛哥家夜晚嘤嘤哭泣声。从来没听到他家大吵大闹过。两口子笑面好，为人总体上小心下意。但是有好几个晚上，我都 悄悄听到廖姐的嘤嘤哭泣之声，毛哥无声无息。至今也不晓得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功许是家丑陋不可外扬的原因。如果是这样，他们夫妻相处之道，值得学习借鉴。
三是解约的事。妻因生病，她既服中药，又去买西药来服用。从心理上讲，她巴不得病好得快点。谁知这种服药法，差点要了她的命。那时候好多人家的家中都安装安家用电话。妻岔服了药，痛得倒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真是忙人无计，在地上吐得一片狼藉之后，好不容易打开门，敲对面邻居的门求助。郑姐给打单 位电话叫我。那时西门正在搞工程，挖得一些黄泥巴堆放街边。我疯狂地往家跑。到了西门，捡了点湿润的黄泥龢在手中，回家后二话不说，用一个碗整半碗黄泥巴水，抱着又脏又臭的她，灌了下去！不大一会，她居然能从而在凳子上，脸色逐渐恢复正常。
因为读过李时珍找草药遇到中毒的故事。说是他尝百草时，突觉嘴干舌燥，特别想喝水。结果徒弟只在牛脚窝中窝上找到点黄泥汤。这黄泥汤喝下去居然解毒，并记录在《本草纲目》中。我于是记住这方子，谁知后来还真解了难。
四是翻墙的事。我们的院落与东边隔壁院落有堵空心砖砌的干隔墙。有个周末晚上我出外与朋友喝酒，回来忘带匙钥，打不开门。好在我阳台上的门不兴关。于是就翻围墙。刚翻上去，那墙就哗的一下垮了下来。好在院中有棵木棉弹了一下才落地。不过人昏迷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所有的邻居都来看我，关心我，将我围在中间。还找碘酒给我搾擦伤口，包扎。等我醒过来后再看那围墙，并且用手去摸、去摇，那墙不但没垮塌，就连那最顶上的空心砖，像岩石一样一动不动。那天的事应该是我产生了幻觉。自那以后，我再不会忘带钥匙了。
五是在楼下发生意外的事。有一天几个老人在楼下打角角钱的麻将。途中有位叫陈明智的老干部，突然全身没有一点骨头一样，往地上桌下软了下去。在场 的人将他扶起来平躺在旁边的沙发上，然后去给他老伴讲。他老伴来了以后，疯狂的摇他、喊他，骂他，说是不要吓她。开始的时候，老陈还会动一下，结果越摇越拐，并且就这样与世长辞。
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帮人家当账房先生。直到三天后送上山安葬为止。
六是鸡生铁蛋的事。1998年冬，我买来了一只五几斤重的白鸟骨鸡。后来妻说买几只母鸡来，捡有头的蛋孵出来，长大后乌骨鸡好吃。后来真是一窝小乌骨鸟，只是毛色不一。到了第二年秋，有一只鸡下个个蛋，只有鸽子蛋裔大小。可砸不烂，打不破。像个实心小皮球。我觉得是好事，后来我远远的甩到后面的护城河中。就在那年冬月初二，八十二岁的祖母病逝。其实若干年后才晓得，那是鸡吃了塑料之类的东西，长期不消化而形成的。最终能排除，说明它消化功能强大。
七是东边邻居上下楼年轻人准备动武。一触即发之际，吵闹声差点连房子都 炸开。我恰好从二中那边，从一片田野上操小路走在后围墙老潘家背后。站等矛盾稍微平息一点的时候，我听到楼下老人的讲：“不得必要动不动去打打杀杀，那样解决不了问题。邻居之间，再有天大的矛盾，能忍最好还是忍下来的好。古人讲，‘有酒有肉待远亲，家中起火喊邻居’。不管哪样，最好都不要做过火！”
楼上的老人说：“年轻人火气重，可以理解。最好各人家老的喊到各人家的人。天大的事情，万不得已，还有法院。要是打伤了人，最后都 得经公，对双方都不会有哪样好处！最终都是得不偿失。“
楼下有个声音说；”反正我晓得，不通过人家允许，强行破门而入，属于犯法。对这种人，打死不偿命。他敢闯进来，就往死里打！“又有一个声音说：“过了就算，不要再提，不要再理。更不要火上浇油！”
那时候我就感到家中有老人的好处。虽然他们在矛盾面前，也为各自利益争吵，但关键时候，会成为㲭 气大的年轻人的“灭火器！”
八是水表问题。总表和分表总是不吻合，各家各户意见大。自来水公司只衣总表，单位各家分表由我抄，由我算，由我收钱去交。因抄来汇总的吨位大大低于总表数，因此平摊。这一平摊就摊出矛盾来。这让我作为义务服务的人，情也不得，义也不得。不过这一矛盾的结果，导致好事。后来各家各户自己与自来水公司联系，水的户头各自独立，每个月都是各人家交各人家的。只有电表，一开始单位上安的时候，都是各人家一块。
九是自行车问题。刚能加工作那些年，单位上为了送文件方便，买了两辆自行车，永久牌的。当时在单位上，我参加工作时间最晚，送文件的事就落在我头上。包局长说，借送文件的机会，让我熟悉熟悉各个单位，哪个单 位在咆哮如雷点，以后需要的时候方便。那些年文件是用打字机敲出来，用腊纸裹在油印机的卷筒上，打出来。如果核 对下来有错字，那就用改字液涂一下，然后重新裹在流筒上去，找准字钉，重新找上去。之后没问题了，就拿到油印机上，刷墨印出来盖章。那个时候熟姐是打字员。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各单位陆续用上微机，文件拟草后打印，都用微机了。当然文件照要要送。我骑车送完，时间晚了就将车骑回住所。有一天我放在楼下过道，并锁在铁栏上。可第二天不见了。我心里抓慌，找来找去，无法找到。后来我给潘光荣老哥听了后给我说：“这东西放在办公室，搁烂了都不得人讲。你整不在了，人人都盯着，多少是要着赔的。以前卖着好多你得赔好多，否则讲不清楚。”我为此焦眉愁眼，不晓得咋做。最后想来想去，给包局长汇报了情况。他听后笑了笑说：“那车子好几年了，太旧了，不值钱。不在就算。又不是你故意弄丢了。”我因皮大大的松了口气，心理万般感激。
十是生孩子的事。1995年7月9号，妻临盆。半夜三更的，我敲对门的门，送退步赶紧起来问情况。并帮出主义说：“张哥张慎平在养护工区，他有车，请他送！”我去敲张哥家门喊，他听到后高声说：“对不起，车子出不去。电影院前玩马戏：堵起的，车到是在，但无法过去。你再想想办法！”好在那时人力三轮车多，我上街喊了个进来，用头撑着伞，冒着大雨，抱妻上车前往医院。邻居女同胞听到后，和我一起前往北门县医院。因医院人满为患，最后就往医院北侧的林秋夜所住下。直到三天后产子，邻居们都非常关心。我的两位堂嫂，黄恒忠家的、黄恒生家的都来帮照看。恒生担心我没钱，还送几百块钱来借给我。
邻居们听到9月12号生了孩子的消息，都为我高兴。很多邻居关心的是生了哪样？其实就是问是姑娘或是儿子。我说生了个人，小人儿。他们听后总是忍着笑离开说；“怕哪个不晓得是生了个人？”
十一是包局长退居二线。1993年，县里安排一正一副两个领导——路双庆、、徐琼来审计局。那时包局长五十七岁。退下来后，有一天包局长喝了点酒，我上厕所遇上。我蹲下去还没解好，包局长就昏倒在厕所里。我慌忙提起裤子，扶他起来，扶他走出厕所，喊人。有人站在院坝中看到一眼就躲开。最后还是他家子女来扶回家。那时我暗自感叹：“真是人走茶凉啊！”更何况人还没有退休，有事就有人使冷眼了。
十二是差旅费。在两交接的时候，我把参加梭筛移民的差旅费填好，觉得是包局长在职时发生的，所以请他签字报销。后来后任领导因此大有意见，说是不管怎样，他们来了，报销的事，就应该给他们讲一声。因为认要看看我上的问题，怪致后来我与新来的领导，心理上有点不愉快。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最终关系还处得算是不错。
十三是去留随遇的事。审计办公地点从邮局河边三楼迁到政府五楼。毛哥任副局长两年，他就住我楼下。他们领导班子三人，共用一间办公室。有一天我在他们办公室看到毛哥桌上那块玻璃板下，用他的书法体写下这样的字；“去留随遇，任庭前花开花落；来去自然，看天上云卷云舒。”于是我猜想他可能要调走了。果不其然，没多久他就调到县旅游公司任副经理（副局级）。因为那个时候，梭筛电站建成蓄水，夜郎湖已形成，并成立了一个“普定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不过毛哥和我，虽不在一个单 位，但还是邻居。直到新千年他买了新房才迁走。
十四是台湾来客。这是我楼下毛蕴老哥的老母亲故事的延续。他家三弟兄共五姊妹。他算老四。他母亲是安顺大府公完的帅家。帅家当时在安顺既是大富人家，又是富有文化传承的人家。毛太太角初初出客普定毛家，还在城关一小当老师。听毛哥讲，在解放前几年的一个晚上，她的一位老师带口信给她，要她凌晨时分，在她家后园围墙下，放个高凳。会有人翻墙来拿个东西给她。她不能说话。然后将这东西藏好，某日晚某时就会有人来取。在同一个地点翻墙进她家。她也不能说话。原样交给那人就行。毛太太说她悄悄偷看了一眼，全是半身相片，有一样东西，方形硬纸壳裱糊着。上成注明姓名、年龄、职务之类。解放后才晓得那是安顺地下党名单。为了迎接这位贵人，毛哥家在后院坝现建一间房，装墙裙，铺地毡，买新家具等等。那位老人先是写信来，约定要来的时间。接到信后他家现建房子迎接。那位老人穿着大红的衣服来，看上去艳丽。身材比毛太太高大，并且富态。讲普通话。不管是走路或是坐在院坝上喝茶，动作都很优雅。那个时候她给人的感觉是大陆和台湾差距很大。来住了几个月。虽然七八十岁了，但还打口红，染头发，擦脂抹粉。那个时候的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经济比较发达。毛太太天天都在搞卫生，洒香水，还怕那老人住不惯，瞧不起。
后来那位老人走了后，那新建房后，有个四五个平方的长条形旮旯，他家买两头小猪来喂。喂成三四百斤重的大肥猪来买。
十五是在楼下毛哥家后院建的房顶种竹荪。那是1994年秋，我与妻买了把锄头、箹箕和几条口袋，到后街背后山上挖腐殖土。并租马车去拖来。买了瓶敌敌畏兑水拌透腐殖土，财焐一段时间后，用原先在陇箐砍来的柴与竹来按程序作底铺，种植竹荪。还从老家扛五六棵手粗的杉树来搭棚。第二年孩子出世，竹荪也出了。但雨水季节，那房上遭水，竹荪出了一片出就不再出了。不过我就用那竹荪炕干，揉细，搅米糊喂孩子。为了营养，还用红料煮熟，蒸透，炕干，打成面，筛过来搅糊给孩子吃。
十六是合住。按理说，一开始与我同吃的是高增山。每月凑出分子钱买菜。至于煤炭，没他我也要买，所以不算钱。这样过了年把，他到学校吃食堂，我至县委办吃食堂。县委办的食堂，每顿正餐三角钱。
1990年的时候，李永胜从化处工商所调来审计局。首先是我代表审计、他代表工商，查假种子的问题。后来熟识后，包局长听取我的建议，通过协调，调他来审计局的。来了后他暂无落脚处，就买了间床和一桌一椅来，住我客厅。我们两个合住 了不到一年时间，第二年他恋爱了，也不晓得咋搞的，不得不结婚了。他的亲戚说他太会整，不晓得是在哪点搞的，三下五除二就要当爹了。
十七是审计局第二栋宿舍楼。李永胜结婚就结在审计老办公室后两间。后来调入的人除他外，还有吴克翠、汪波、陈明智。他们通过集次建房，在我们住的对面，建了三层楼六套房。一二楼都是审计的人住。三楼西边是杨洋家，东西是土产公司吴文玲。吴四十多岁，末婚，她父亲还是南下干部。
十八是“小吊箩”家离婚。他是运输字音社的职工，那栋南背向横建的交通宿舍。属于集资建房。因沾交通的边，所以通过关系来集资建房。城是我们成了邻居。他家大的两个是姑娘，发别取名贺利贺金。第三个是儿子，叫贺力。“小吊箩”开大货车拉货。我都有的羡慕他家有儿有女的幸福。他的夫人虽然没工作，但管家管得好。对儿女与父亲都好。没想到他家儿女大的不过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们离婚了。那女的带着三个娃娃过日子。有一次我到北门，从他一栋老瓦房的门边经过，“小吊箩”见我，喊他家坐。我坐了一会，他老母亲在，他后来的妻子在，还有个小姑娘。从样子上看，他后来的妻子，也并不比以前有强。所以我因此暗自感叹：什么叫命运？这就是命运。有句俗话说得好：做神做鬼，做来还不够糊嘴。
六
印象中，从定南古城西门往吊井方向走三百米左右，就是最老的客车站。但从西门往上，大概二十多步路右转，可以进审计、交通宿舍区。进口的过道边，是一片老瓦房，有条泥石过道横穿其中。后来老住户胡家两兄妹拆旧建新后，与我们审计与交通同属同一个大院落。作为街坊，他们家非常客气，并且遇人都要以小辈身份相称。只有我按年龄大小称呼他们。交通局与审计局呈曲尺形的那栋两层楼的单 家独户房住有五户人家。从东到西分别是陈荣益（副局长）、杨家英（当时任局长）、徐文忠（后任局长）、王四妹、交通局的办公室王主任（后升任副局长）。据说王主任叫王登宝，化处人。解放初他是县委书记保镖，挨驾驶员的位置是他的专座。后来前妻病故，他另找了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女人，生了个闺女。交通局南北方向横着建的那栋房子，应该住得有三户人家：一户小吊箩（姓贺，忘了名）、一户是袁宜平（已恙逝）、一户张慎平。现在去看，那栋房子只有小吊箩的夫人（已离婚）、张慎平老哥家住了。估计袁宜平的住的那套房子转给张慎平后，房屋与院坝一起合并了。交通局住五户人家的那栋对面，是老贺家和小李家。印象最深的是老贺讲他十一岁参加工作。我问他那么小咋会参加工作？他说他搞交通员。我说在交通局搞交通员，是不是工作人员？他说不是。他能加工作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我问他为哪样？他说就是解放痢为共产党送信，有人叫送就送，小娃娃根本不懂。哪晓得后来监定下来，说那就是革命工作，一直算起工龄走。小李的父亲，曾在交通局任过会计。在我印象中，他的形象，仿佛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瑞环。要不是晓得真情，还以为他们是双胞胎兄弟。这两套房子，八十年代末，其中一套房还让给县委书记何贤斌姑娘结婚用，后来两年后搬走了。那时何书记的姑娘任团县委书记。
记得交通局最东边与审计局相接的那家陈荣益老人家，是交通局最先迁来的住户。好象是1988年的秋天。迁来的时候，正是凌晨三点过钟。一阵鞭炮响过后半个小时，我就听到有女生上楼的鞋掌声音。接着就是敲门声音。那敲门声节奏不快不慢。我开了门，原来是一位还在读中文大专班的女生，姓许。她和我在老邮局宿舍住、在人民银行上班的杜周林的邻居。因此我们认识并有往来。她说她看到我灯还亮，于是就想来看看，这么晚了我在搞哪样？我说想写东西，又总是写不好。于是她坐在书桌前，拿我正在读的汪国真诗集看。看着看着她又拿那本《名作欣学赏》翻开来，读舒婷的《致橡树》。我站在她身后和她一起读。读得声情并茂，读得宛如高山流水，读得忘 乎所以。如今想来，那是一个机会。可我觉得人家父母都有工作，对于我来说，无论怎样都是不可能的。谁知后来成了文友，她在文 学创作上情感细腻，表达清新，富有情味，富有思想。
在我所住的院落，共四户人家。开始始那几年，除了我单身外，在我们的院落里，人口最多的四人，最少的三人。住四人的是我楼下，他家有三代：毛太太，毛哥、廖姐，毛拯整。其实毛哥家有五姊妹，两个哥，一个姐，一个妹。他们都 各自成了家并开门立户久矣。我的对面和对面楼下，都是夫妻二人带个儿子。当年，对于房子分配的问题，包局长开会讲过，分房既考虑人口因素，也考虑工龄、资格。我们这个院子，都是三室一厅一卫一厨。按最初的设计，户内71个平方宽。那个时候的卫生间，没有专供大小便的功能，仅仅供洗澡用。到了九十年代初，家家户户都安装上循环水包，用热水洗澡。就是在灶房煤火的火心周围，安装个与自来水相连接的循环水包，用一个热水管，一个冷水管与卫生间安装的、可装两三担水的水箱连接起来调节水温，放水洗澡。包局长说，住楼上的，用前面院坝，住楼下的用后面院坝。我虽单身，但迁入最早的是我。1987年农历8月我就迁入新居。对于可住十户人家的审计局宿舍来说，我算第一个迁入。八十年代中期建的职工宿舍，安排入住属于福利分房。我分配到县审计局的第二年，褚仁国兄调到安顺县。我的对面房本来说分给他的，他来看过，也住过几天。后来他让出来，支宗鸿才搬来住。还过他以前那张书桌，他送了我。支宗鸿呢？先是从精神病院调到审计局。任国华家从办公室后两间搬到我右边二楼后，他家从精神病院搬到审计局办公室后两间住下。任国华家的新房，又是朱德安让出新房给任国华后。任国华迁居后，支宗鸿家才搬到审计办公室后住下。褚永国决定调往安顺县审计局，将我对面的住房让出来给支宗鸿，我们才成了邻居。
初入住那两年，我的后面，紧挺难楼下后院坝，是汪忠义家建的两层楼的房子。哪房子是紧水焖饭，步水窄，楼上除了火房，就是十多 个平方的晒台。他们家常地葡萄架下吃饭、喝酒。有时能听到划拳声音。汪忠义开煤车，经常跑补郎拉煤。那时候班车少，开煤车路上有人拦。特别是遇上漂亮的女的，驾驶员爱带。所以，有时候听到黄玉莲和汪忠义大声玩笑：“老子给你讲，你在外边随你咋玩，只要你玩得了。不过老子先给你讲清楚，咋玩都行，就是不要带病来家惹到老子！”那虽然是玩笑话，但也可见作为一个女人，对待男人的那种胸襟多宽阔。其实黄玉莲虽然年长我十几岁，但作为家族中人，辈份上她比我还小一辈。他家有三女一男。幺儿叫汪红星。后来娶了下者嘎黄家姑娘作媳妇。
八
我们这个院落，直到2005年3月我迁到颐景园一号楼的302为止，前边的院坝，楼上两家都只有敞口煤棚，用来堆煤块。我的楼下及其对门利用其楼下地坪，都在前院坝多配建了一间房子。但楼上对于院坝，只是用来堆煤，别无他用，所以楼上人家从来不兴过问。这样一来，他们原来的客厅，前后都有一间房，后面又是书房，采光和通风都留下了遗憾。只有我，因为没多少积蓄，一直保持原样，客厅的采光和通风都明显比他们家好得多。就在2005年8月，71平方的住房，我以30088元的介转老马台一家姓任的中年人，他说是为了招呼娃娃在城里读书方便。当然连半产权的房产证都转给他家，并声明：如果要办全产权，需要被钱，补多少是他家的事，手续我可以协助。
现在，闲时过去走了一趟，我们以前那院落，院坝也建了房，给人一种拥挤不堪的感觉。不过住这样的环境，真的是各人家的房子囥着各人家的家，各有各的难处。不过那老房子给人大杂院的感觉了。
对于审计局的宿舍，开始哪家都不着拿钱，属于福利分房。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后，按当时的政策，我住 的那半产权的房子，71个平房，补了6111元。虽然钱不多，还是通过多方敌集才补上的。就连父母都为我筹集成了九百钱钱。
卖掉老房装新房，有人说我卖早了，卖吃亏了。要是留几年再卖，起码能卖十几万块钱。因为过了六七年，房价就翻了很多。不过我说不管咋样，愿买的愿卖，就是两不吃亏。
转眼离开审计局宿舍又是18年了。如今回首，邻居恍若隔世。与此同时，不管是审计局划是交通局，那里的宿舍，大多都成了空置房。有的人家要卖卖不出去，要住又太老旧，不好住。虽然后来家家户户在家中都建了厕所。但比起现在新建的房子，不论哪个方面都，住起为都不如新房安逸。由此想来还是我早卖早好。
我们那栋宿舍，东西两头，一是领导家，二是人口多。他们都是独门独院。东边是分管财政、审计等的副县长李家兴伯伯家住，西边是审计局长包其荣伯伯家住。我住在那地方十八年，开始整个审计局宿舍只有一块总表。各家各户安一块小水表。过了两年，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员来抄总表的费用，总是远远大于各家各户水表数量的总和。我平摊下去，有意见的人家多。因为好些人家打小种主意，放水滴，水缸滴满，自家的水表不走动。可这样滴的人家一多，水表的分表虽然不会走动，但总表却走得快。不过，除了年轻人心有不平，有想法，有厌气，爱讲我做得不公平外，两个伯伯及两个伯娘从不计较。不过因为矛盾，大家经济上都 宽余多了，各家自行与自来水公司协商立户，各交各的水费了。这样一来，省得我麻烦了。不过，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伯伯家，给人的印象就是从来不吵不闹，一家人和睦。哪怕家人之间生点气都是悄声悄气的。他们家老人慈祥，儿女孝顺，孙辈听话。
包伯伯家我到是时常去，因为他家有与我年纪相纺的人，聊天也能聊在一起。他家院坝宽不说，边上还有花池，种些辣椒、西红芾、白菜、茄子之类。坐在院坝上，哪怕晚上，他家安得有院坝灯，像白天一样。只要有人去院坝坐，他家年轻人会在他的分咐下，泡上一瓷了缸大树茶，拿几个杯子来倒喝。这让我想起老家窝子，想起有客人去的时候，我老太太（祖母）的待客之道也是如此。包伯伯家的大门是铁栏杆焊的，从外面看院坝里，一清二楚。包伯娘是县城东南七八里跌的后山村人。李家兴伯伯家呢，那院门是两扇大木门，很少开开。黄博野小时候，特别是他家院中那两棵石榴红的时候，爱从他家旆缝中悄悄往里看。有一次补李伯伯看到，啊，以黄博野应叫李爷爷了。李爷爷开开大门，说是石榴还没熟透，等熟透后他专门摘给枘博野。后来那年农历八月十五前，李爷爷直的送来几大个石榴，黄博野看到后抱在胸前，一副眉开眼笑的样子。黄博野对两老人，只要遇到，喊得甜，逗人想。和我小时候一样。
九
我们这个院落，相对来说，矛盾不多。
有一次我在楼上阳台，看到楼下廖姐站在我家堆满小煤块的煤上，一手提着火钳，一手提洋铲。她抬头看到我说；“家中煤烧完了，还没去买。先拿你的煤烧着，卖来还你！”我说：“你用得着你捡，随便捡，不用客气，反正有多的，煤又便宜。”
有一次他们家请客，邀我作陪。在吃饭的过程中，我来不及调脸避开，脸调得一半的样子就打了个喷嚏，有的菜里都有从嘴里喷洒出来的东西。可毛哥赶紧解围说：“不要紧，又不是故意的，大家理解，大家理解！平时间小黄是很讲究的，是忍不住不得办法。反正不得病就不怕，有洒放的把面上的捡丢了照样可以吃，不得好大点事的。”
我的对门与楼下，他们家请客我作陪，应该说是常事。
有一年楼下捉到一条蛇，不晓得咋做吃才好？问我，我说可以做成龙凤汤。于是问我咋做？我说我家喂得有乌骨鸡，逮只来杀好砍好后，黄博野跑进厨房说；“我爸爸杀鸡，都要帮我留两个鸡私愤腿！”听得人好笑。接下来把蛇吊在院中那棵木棉树上剥此，去脏，洗干净，放在煤火上蒸，蒸上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不过有竹荪放进去调味，那就更好吃。结果整个院落的人，拼成一大桌，坐在院坝喝酒，热闹又喜气。如今想起来，这样的情景，再也不可能了。因为有一天我过去看，我们以前的院落，前面的院坝全都建了房，拥挤不堪。老住户一家都没有了。
记得那些年，有一次父亲带我那上小学的兄弟来，他上街赶场去了，留兄弟老六在。我也有事上街，把他关在家中。那时我还没结婚。等我回来后就听毛太太高声大气的喊我：“小黄，你家上面是哪个做的好事？你快来看，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从卧室后阳台往下看，她家院坝里，凉衣绳上，那又稀又黄的臭东西，脏得不得了。我晓得是兄弟老六的杰作，马上提起洋铲、扫把和拖把下去，全部给他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后，还一个劲是赔礼，说是兄弟第一次来，不懂得上厕所，解在阳台上怕着看到后挨骂，他就像在农村一样，用洋铲箹起来往阳台外乱丢。他没想到下这是城市，不像农村，下面是自家的院坝，可以扫丢到年轻圈里去。而我的下面有人家，院坝也是人家的。我作了祥细解释后，“毛太太笑得合不拢嘴，她这样说：“农村的小娃娃不懂事，可以理解。不过以后要给他讲清楚，不能这样做了。”毛蕴老哥家与我邻居十二三年后迁走了，虽然后来不在一个单位，不过我们一直保持往来。按说起来，毛哥说他本来取名泽蕴，可他父母当年为了避讳毛泽东主席，才改为毛蕴。他的两个哥和一个姐，把泽字放在名字的最后以讳之。他家的房子，迁入另外的新居后，先是租组一位从北门外陇黑进城打工的姓毛的农村人家。两年又租给一个搞骨伤草医的孙家。我将要迁出的时候，他家的房子转卖给了一个姓祝的外省人家。祝家有三个千金，以做小生意为主。他们家随行就市 ，见啥生意能赚钱就做哪样。有时又去跑旅游生意。有时候还帮移动公司卖手机拿提成。
我的对门对户，是支宗鸿家。支宗鸿爱喝酒，经常用一个大酒坛泡酒。隔三差五他请客，一般都要请我作陪。因为开始那五六年我是单身，加上我们亲如兄弟。别人家用刺梨、龙爪之类泡酒，支宗鸿泡酒用猪板油，一斤板油泡十斤糯米酒。说是泡，好像说得不当。他说他说线绳吊在坛口，放在酒的上面，不挨酒。让酒熏化。奇怪的是一年多以后，把酒倒出来，那酒清丝亮汪的，连油珠珠都不见一颗。后来我说，这样占去了坛子空间，何不如直接将板油放入酒中，效果应该是一样的。第二年他就按我的说法做。结果猪油泡化了，那酒里也看不到油珠珠，照样好喝。
冬天他家爱在有火管将煤烟接出去的方桌一样的火盘上炕辣椒，炕得脆脆的。在他家吃饭，我喜欢用酱油醮起辣椒当菜吃。甚至喝酒的时候，用辣椒嘎酒。见我吃辣椒吃得香。有一次他家小支堃学我吃，结果辣得他眼泪淌不说，还辣得他大喊大叫，并骂我害他。
说到邻居支宗鸿，让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有一件事。
有一次喝酒后，他喝多了，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夫人喊他打煤添火。他一下子惊醒来，像被火突然之间烫了一下，烫得跳起来一样。他下意识地抬起左手看表。他的表是他当舅子从广州买来送给他的，彩色，精致。因为贵重，他很爱惜。是不用上发条的经常准时的那种。我问他惊咤咤的搞哪样？他说他梦见他打煤，那煤弹破了表盖，损得圆圆的，呈三角形散开，起码有十几个小三角形的样子。说完他就去打煤添火，结果煤砂弹破手表，破的样子和他讲的一模一样。
他住下来后成了邻居，经常走动。有一次他还说，八二年他安顺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他做了个梦，说是他去洗衣服，是在一个路边石扣的的小水井前，用胶盆抬衣服裤子去，再用水飘舀水来洗。结果分到精神病院当会计。洗衣服的地点，和梦中一模一样。
通过这两件事，我觉得这人生，冥冥之中，似乎都有定数。
晃眼之间，支宗鸿因癌病去世至今八年了。
我的对面本来是分给褚仁国住的。支宗鸿从精神病院调到审计局的时候，任国华从审计局办公室后边两间迁出来，迁到了审计局宿舍，住我右边院落二楼，与我一墙之隔。说起来右边院落二楼，我的隔壁的朱德安家的。但朱家从来没住过。租给马场搞建筑工程的一家公司。不到两年的时间，才转给从云南澜沧江公安局后勤科调来、暂住审计办公室的后两间的任国华。任国华来后是负责在单位上在单位上开130双排府小汽车。
与支宗鸿对门对户那些年，我常到他家看电礼。特别是电礼剧《三国演义》、《水滸传》。时间一到，我还没有去，支宗鸿就会喊我。刚搬来的发地几年，我们的前面是块烂田，有条沟在田前横过，挨邮电局围墙根下。烂田挨房前的过道边上有个灰堂。他家小支堃有在灰堂屙粥二。印象最深的是小支堃拉屎，经常是慌慌张张的下楼，到灰堂处解好后就高声大气的喊；“爸爸，拿纸来！”而我楼下比小支堃小岁把的毛拯整，凡是大小便，都会自己跑去河边的厕所解决。从这个情况来看，我当时反而觉得毛拯整比小支堃大。唉，“从小看大，三岁看老”。一转眼两个娃娃都三十六七了。看到他们的现在，不得不由得我想起他们小的时候。
说起来他们两个一起去读贵阳的商专（以前的商校），可读出来以后，社会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在变化，人生并因此有了各自的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未来。
支宗鸿的楼下，是宋再瑛家。宋是从普安调来审计局的。她的丈夫刘建文，工学院毕业，分到普安化肥厂。据说宋的父亲的厂长。宋是初中毕业招工进厂的工人。因为刘建文调回普定，在计经委上班。刘是补郎翁卡人。刘来了后又通过关系，将宋调来审计局。她初来的时候，是包局长协调财政局在一中下面，审计办公室前百把米远，由上一中的路左转进去的空心砖房子，石棉丽盖的顶给她家作为临时栖身之所。有一天晚上我过去财政局人家玩，就看到他们家两个人的战争。见到有人来，相互之间才松手。对这一家人的印象，别的不说，爱吵爱闹都不说，爱打，下手重。女人爱掐和爱咬更是常事。有一天晚上打大雪，地上堆起几寸厚。已结婚的我，听到一个小孩惊暴暴的大喊“拐喽，拐喽，打死人喽，打死人喽！”我披衣开门，拉开路灯下楼。只见雪地里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紧抓着女的头发不放，并且像锺牛一样，提起捏紧的拳头疯狂砸向女的背上。那女的鼻子嘴里全流着血，洒得雪地上血红一片。我大吼一声音；“刘哥，你搞哪样？要打死才好在？”话音刚落，那男的朝院门外跑，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我能说什么呢？两口子的事，鱼不是、网不来。
记不清是哪年，小刘堃从安顺一中考去师专。那个时候全部分数考得200分都 可以去读，反正又不包分配。结果三年读下来，小刘堃还考到化处去当老师。现在混得有家有业的。
唉，本来，不管是从个头、外貌，或是为人处事上讲，不被人看好的人，日子是过得不错。那种抱着从小看大、三岁看老观念看的人，小时候以为长大一定有出息，没想到阴差阳错，结果做啥都不如人，让人生搞得一塌糊涂。
反正老宋这人，不晓得咋说才好。我刚来的时候，他当会计。在算式龄工资地，她说是要按对年来算，比如说去年七八来的，要到今年七月才能算一年，才发一年的工龄工资五角钱。直到后来我接手会计，到人事局工资股对接好以后，才按国家政策扭转过来。即使如此，她还说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为此还说她不怪爱着老刘抖（打）！
不过世纪之初，老刘停薪留职，说是出去做生意。他曾给我吹牛说，香港要修机场，是填海修建，需要的石方不计其数。从广东农村买座石山，放炮开山打石，上货全机械化，运办理更不成问题。填海那更简单。一方只赚一元钱，都是上亿。有一次在厕所边，看厕所的老人抬出几个小板凳来摆开，老刘从那过路的时候，外面来了几个有钱人，说是听到与香港那边有工程方面的联系，想来和他聊一聊，了解一下情况。他信誓旦旦的给人家介绍，机遇如何的好，钱如何的好赚。只要有资本投进去，比放三分的高利贷来得快。为此，普定有很多有钱人听他说得心花恕放，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我当时的想法是他像钓鱼之前喂堂子，鱼来多了好钓不说，搞不好他一网打尽。后来的情况我不幸言中。
之后不知哪一年，反正在新千年前，他们的家庭悄然解体。老宋单身。也不知哪年开始，为儿子带孙子。老刘呢？另外找了个年轻的女的，生了个姑娘。重打锣鼓另开张的过日子。他和我一样，中等个，半光头。不管何时相见，总是一笑一笑的。老宋比老刘大好几岁，如今七十来岁了，人也显得苍老多了。以前她快要到五十五岁的时候，单位协员她准备退休。她说她要上到六十岁，并搬男女平等的大道理来，不到六十匀她不会退的。而且别人说话，她总爱争着讲。好像总是等不得别人多说。并且说起话来，有点嗲声嗲气。唉，难怪让人不喜欢。
其实人与人之间，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只要相到尊重就行。如果相互认识的话，见面打个招呼就够了。若是合得来，可以多交流，多来往。不然的话，相忘于江湖，未偿不是件好事。不过作为故地与故人，在写这篇《老房子、老邻居》的文章，有些人和事，不吐不快，不得不说一下。
十
我右边院落，一墙之隔的邻居。楼上任国华家，楼下是张家富伯伯家。张家富伯伯家一儿一女，都有工作，都成家立业了。女婿是军官，大女儿是军医。后来夫妻地人都转到县里工作。儿子属虎，1962年生人，在县粮油公司任职。张伯伯在审计局副局长，张伯娘姓邓，在幼儿园当老师。伯娘说我要吃好米的话，讲一声，她家张凡就会帮买。张凡帮买的米，不得谷子和石砂、耗子尿之类的东西，好做饭是一则，做出来的饭又香又好吃。不然的话，拿起购粮证到粮油公司去买来的，那米的米质差不说，还有细小的亮米石，没打着的谷子、耗子屎这些东西。做饭之前，拣得人心烦。
任国华家呢，我印象最深的是快要过年的时候，有天晚上他家吵架。只听任国华大声武气地吼李恩秀；“你给老子滚，赶紧滚，滚远点！”并且听到砸锅砸碗的声音。好像打得不可开交。我穿着睡衣起床，跑过去准备劝说一番。谁知跑到他家门边就听到李恩秀讲这样的话：“流就滚，有哪样稀奇！这种家是哪个不得在过？不过你叫我滚可以，要咋滚才合你的心？你滚在前，我滚赶后，你咋个滚我就咋个滚，免得滚得不合你的心你又有讲的！”听到这里我就悄悄折身转回了。
人家说会做女人的有解得金腰带。李恩秀的做法让我想起了历史上农妇狠围得皇帝赠送金腰带的故事来。
后来任国华家和他对门楼下潘光荣家，相约买地建房到二分厂附近快二十年了。潘家的楼上是郭家，曾经因为院坝之争，闹得九反天光。如今全都迁出来了。其实他们的矛盾，和农村人一样，无非是田边地角之争。只不过别家头角落利益之争，一马不饶一卒，矛盾升级所至。
当然，对比之下，当年福利分房，产权不明是矛盾的祸根。
所有迁出来的人家，因为产权明折，相互之间，争吵的问题就少得太多了。
以前在审计局宿舍的时候，由于院坝产权问题，矛盾纠纠分在计较中不免产生种种矛盾。最近过那边大院去走了走。交通局的因每家每户独门独院，基本上没啥矛盾。审计局的最长的那栋，虽然老住户都迁出了。有的房子空置直来了。但那里的住户，包括我以前住的院落，前院坝全建了房，挤得气都喘不过来。要是有人肯出钱，叫我在那点住一个月开我五千块钱，我都不对他也意。如今那边老院落，凡是有班上的人家，几乎家家有小车。那围墙外的公共道路，越来越窄了。有的甚至把自家长期停车的地方，视作自己理所当然的私有财产，于是又产生一些不该有的矛盾。
如今审计与交通老院落，对比起颐景园七层高的房子，显得像贫民窟了。实际上好我人家，经济上都比较富有。仿佛住在那地方，就是不想显摆。
十一
我们曾住过的这栋楼的前面，隔个车道，后来因调进人来，审计局又建了栋两层楼的四套房，都是七十来个平方宽。从东到西，从一楼到二楼，分别是杨德文家，李永胜家，汪波家，陈明智家。杨德文从农机厂的会计岗位上调来。李永胜从化处工商所借用到县工商局和审计一起办案，后为调入审计。汪波是从百货公司会地岗位上调来的。陈明智调来的时候都快要到退休年龄了。
九十年代初期，对面那栋楼上，又建了一层，迁来两家人。一家是一小的老师杨洋。他家岳母虎是一个社会活风尘碌碌家，他妻子的五姐妹都 从织金跟过来，并都考取学校有了工作。杨洋结约后还改行到县委办，后来升任税局长。当然，有得有失在所难免。另一家是土产公司的隆吴的女士。四十来岁还没结婚。杨洋虽结婚但还没孩子。
后来李永胜给包局长讲，又在他们楼的西边建了一间房子，两层楼。外有过道上楼。那个时候包局长好讲话。现在那后建小楼的下面后头，被围了起来，作为私人用的院坝。当年李永胜向包局长请示了一下，包局长一句话他就建了起来了。
不过审计局的宿舍，与交通局同是一个大院落。区别在于交通局的三栋，有两栋的摆法和审计差不多。只是每家每户，既有楼上，又有楼下，各家院落分开。所以相比之下，交通局的人家，各自开门闭户，矛盾就少得多。只有中间横建一栋，两层楼，住三户人家，后来南向档边的张慎平家合并了袁宜平家，那栋楼变成只有两户人家了。同样是独门独院。
我与交通局人家，最常往来的是杨家英老人。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是交通局长。记得九十年代初他和副局长陈荣益，因为喝酒吵架，我还去劝说过。谁知后来我的妻子是他侄女。他的儿女参加工作，特别是结婚成家后，都 离开了他们。不过周末也时常来看望他们。但平时有哪样需要出劳力的事，他都会喊我。他七十岁的时候合老家、漆老家，都喊我去帮忙。在农村，人活到一定的年纪都要准备老家——一口材盾讲究的棺材。记得九十年代初期，老人在二分厂那边的坡上建了栋三层楼的房子。后来解放前去了台湾的杨家兴，两岸三通后，从台湾回来，那房就转让给家兴老人了。杨家兴最爱来杨家英家。一方面他们是亲堂弟兄。杨家英又是县人大副主任。另一方面，杨家兴在台湾带来的美元，多数是请杨家英换成人民币。有一次失误，两个老人都非常感叹。杨家兴拿了一万美元，交给杨家英，杨家英在街上遇到想用人民币竞换美远的人。于是就和人商量，讲好以一比十的比例竞换人民币。双方在工商银行开好存折，然后讲好由银行转账。结果不晓得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方走后才发现转入他们的存折，当时亲眼看到，还有票据作证，结果发现存折上是空的。
杨家英老人曾经对我讲，杨家兴老人，年纪比他大，还要找个年轻的小老婆，简直老不正经，是找淘气事做。后来姓谢的夫人生了个儿子，下地不到两斤重。长大后神志有问题，读不了书。被扬家英老人讲中了。不过我们还为他高兴。毕竟是亲戚。他说他在台湾，只有一个姑娘，和我妻子一个年代的，小四岁。谁知好景不长，谢在他去台湾期间，那个姓谢的女人，在那个九十年代晚期办歌厅，红杏出墙，还上演了一场集体捉奸故事，并经公解决。
再后来，老人又和他的小保母，并生下一个小姑娘。这时候的他都八十多岁了。后面的故事不用讲大家都 晓得是咋回事了。
不过两位老人，为我妻杨庆秀从坪上调到城关镇某小学的事，花了好些心思，终让妻如愿以偿。毕竟那个时候，杨家兴老人红常捐款给一中，与教育局的领导混熟了，说得上话。加上杨家兴属于台胞，地方政府都要高看一点。据说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炒股。由于对地方教育，对家乡道路、桥梁的修建都大力支持，县委、县政府对他都感激，只要他需要办的事都支持，都好说话。
因为是亲戚，所以在交通局，杨家英家我走得比较勤常。
除此之外，那就是张慎平老哥家了。我孩子出生前，妻子晚上身怀六甲，来讯，我晓得他有车，就去敲他家门。半夜三更的，他对我说：“电影院前面，殆马戏的搭有大棚，车子过不去，不然的话是小事。”好在有人力三轮车，我抱到街上坐人力三轮去医院。生下孩子一周，回来的时候我先抱孩子回家，再喊人力三轮去接。目的是担心人家晚得是产妇，多要钱。对于张慎平老哥，他家小儿子每每放学回来，遇他家两夫妻上班还没回来，他小家奇先到我家做作业。听到开门声才回去。所以我们遇到常打招呼。
另外我认识交通局的陈荣益老人，岳父说他曾在坪上区当过武装部长。因为岳父成分高，“文革”期间，岳父被他欺负过，所以岳父来，见到不打招张。不过后来，他儿子从市里到县里挂职，我们打过交道。再后来我迁出来后，再没有职系了。
交通局的徐文忠局长，九十年代去交通局审计的时候才熟的。有一天他来我家和我吹牛，他问我晓不晓得邓汪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设计图是哪个样子？我当然摇头。他于是大谈奇谈，我洗耳恭听。
我听说他的岳父是老农机厂厂长。他的妻弟和他在一个单位，就是袁宜平。他弟媳也在交通局一班。在交通局，他说话权威。后来因故调往林业局，并在那退了休。现在遇到他，他说他六十六岁了。我看到他满头银发了。
十二
挨桥头厕所，建了两栋小楼，四个车库。楼上多属驾驶员休息室。后来住过人家，主要是交通局的长期临时工。
厕所属公共厕所，请得两位布衣族老人来值守。起初是里面每户人每月家凑五块钱请人打扫卫生。都有长期拖欠不交费的情况。直到讲的人多了，讲得人害羞才不得不交。
守厕所的老人姓廖，哪叭的布衣族。六十来岁。有一天他老家来人赶场，来看望他。他说那人看样子身体不好，年纪又大，快八十岁了。那人反而笑着说；“你甭看我比你大得多，搞不好你走了，我还来抬两箹泥巴埋你。谁知第二年老廖突然发病去逝了，那老人还键在。他后来来厕所边坐的时候，还提起这件事。
只有那个十一岁参加工作的老贺，住那只有两户人宾的东西横建的楼，因为胖，知压高，退休没几年就走了。现在他老伴还建在。
反正审计局老住户，现在只有两家人。交通局大多数住户还在，都有子女居住。当然，胡家哥妹都 还住在那地方。
只是后来那些老房子，家家户户都修厕所在家中，公共厕所如何管理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那位布衣妇女老人，现在八十五岁了，她还在那点打扫卫生。并在那改造过的厕所边住着，自己做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