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的天空

每个人脚下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2013年隆冬时节，我带着写作任务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到北京后我立即联系上采访对象《洗衣歌》创作者李俊琛老师，并约定两个月的采访计划。

来到北京最难解决的是住宿问题，于是随便找了一家房介公司准备就近租房，因为租房时间不到半年没人愿意租给我。怎么办？我左思右想决定到离采访不远的京铁家园地下室看看，没想到还挺顺利，房东见我诚心想租房，立即给我优惠了100元钱，并迅速开具了一张收据，预交了一个月600元的房费和200元的押金后，随手从抽屉里取了一把钥匙递给我。

拿着钥匙，走进地下室，迎面扑来的是一团澡堂般的热气，接着便是潮湿的胸闷，空气里混合着洗发水、油烟、卫生间和发霉的味道。地下室很热闹，人来人往，男男女女，像男女混住的大学宿舍。室内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再没任何家具。弯弯曲曲的楼道里摆满电饭煲、电磁炉等灶具，卫生间有拿着大脚盆洗衣服的，还有大吵大闹的，没人注意到一个陌生人的到来，他们只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世界。

住在我隔壁的是一对情侣，因为不隔音，我从他们的深夜对话中知道他们在酒吧工作，也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太好，大概每晚凌晨两点多钟他们都会争吵，吵架的源头都指向了钱，而且还知道他们等挣够100万元买房首付款就将从这里搬出去……这或许就是大多北漂们脚下的天空。

入住的头两天我最忍受不了的是每隔半个钟头就有火车的轰鸣声从地下室穿过，火车摩擦铁轨的声音比用洋瓷盆瓷地发出的响声还要刺耳。尽管这样简陋的地下室仍然挤满了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底层的小人物。

时光总把他们的故事掩埋，地下的光明很难照亮地上的梦想，而岁月只负责清场，为命运腾空舞台。我的邻居张大伯就是命运的逃荒者，他早年在建筑工地打工，那时虽然挣了些钱却因积劳成疾患上心脏病，张老伯的病需要立即做心脏支架，可是儿子马上要结婚用钱，手术只得一拖再拖，目前他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工，他说等攒够了钱就去做手术。最近他的病越发严重起来，记得一次他准备出门工作，锁好门向前走了几步远一下子晕倒在地。见状，我立刻跑上去叫了声：“老伯，你没、没事吧？老伯没反应，我也不敢动他。继续叫道：“老伯，老伯！”他还是没有动弹，只是嘴唇动了动，艰难的说：“药，包里有药。”

我很快明白了，迅速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到“速效救心丸”。我知道这是心脏病人的急救药，一边拨开瓶盖子，一边问：“老伯，几粒？”“三粒。”老伯又艰难的说到。

大约半刻钟后，老伯才重新睁开了眼，动身起来，这次算是侥幸从死神魔掌里挣脱了出来。

相比这些命运叵测的人，我真是幸运之极。那天上午雨下得很大，我刚从外面采访回来打着伞经过后勤指挥学院时，碰巧遇到从青藏兵站部调入学院开车的老乡司机，只见他全身淋湿透了。“怎么不开车”“今天车限号”我关心的问了句，他随声回答。见他冷得全身发抖，我立即脱下风衣披在他的身上，然后打着伞把他送到学院宿舍，离开时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没想到我和老乡第二天中午又见面了。那天是周末，老乡说我们一起聚聚，当时还请了兵站部领导黄侃。第一次见到黄侃时我们竟然没有一点生疏感，这种亲近也许因为他面相和善，也许因为我们是湖北老乡又都姓黄吧，又或许他也热衷写作，他尤其喜欢研究青藏线军事文化，并写出了几万字的文化论文。当他得知我居住在地下室时，当即表示要帮我解决住房问题，我以为他只是酒后随口一说，没想到不到两天他就帮我在学院招待所找到一件舒适的客房。搬家的那天，我哭了又笑了，我想生活中所有的坚强都是柔弱生出来的茧，而这个幸福的茧是黄侃赠予的。

转眼，离约定交稿时间不足一个月了，那段时间我坚持白天采访晚上写作，但每晚和黄侃的散步时间雷打不动，和他散步时深入的交流能有效激起我创作的灵感，让我在后期的写作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段时间，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感冒时他坚持每天给我送饭，每当他敲开房门的时候，我感到内心的温暖如岩浆一般冲出胸膛。

他知道我平时写作很辛苦，便隔三岔五利用休息时间请我下馆子补充营养，有时还一起喝几杯小酒。有一次，我们趁着酒兴去爬香山，当我们爬上山巅的那一刻，我们就想喊、想吼，已经太久感觉不到肺里那充足的氧气。我们踩着山间的冬日阳光，让52度的二锅头撬开彼此心灵的窗，这是多么美妙的友情诗啊！

从那次爬香山后，我们就分别了，分别那天夜里没有星光，但我们的内心却有一道光在无言中透明起来，虽然他只是短暂的划过我们的夜空，却无比的灿烂。他培训结束回到兵站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入格尔市任某部政委，而我回到部队不久就转业回到了老家。大概又过了一年我带着爱人去拉萨办理转业手续，特意从西宁绕行去看望黄侃，他虽然官越当越大，但待人热情程度一如往昔，在他的盛情款待下我和爱人度过了最后一次难忘的青藏线旅程。

其实我和黄侃的故事还有很多，那是时间累积的光芒，我们彼此都在这道光的照亮下爱上脚下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