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走一次青藏公路就是生命的一次升华。在青藏线当兵16年,我把青藏公路当作一个故事,我尽力用双脚读懂它与风雪的内涵,让自己的每一次穿越,每一个脚印都生动成吟咏如歌的一种经历。
我是以一名青藏线军人的身份踏上青藏公路的,那是在慕生忠将军和筑路大军与恶劣自然交战之后,留下的一条胜利之路。每当坐在载满货物的军用大卡车上,看着窗外流动的沙丘和陡峭的岩壁,我就会想起老青藏线人对这条路的描述。他们说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更没有一座像样的桥梁,只有云梯缆索独木桥、羊肠小道猴子路。相传,有两个牧人,各赶一条牛,走入狭窄的小道,中途相逢,一边是崇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深渊。结果,双方达成协议,把值钱少的一条牛推下山崖去……没有路的青藏线,运输全靠人背畜驮,筐载索溜,运输工具是奴隶娃子,代步的是马牛。
几千年来,青藏高原就这样把一个个冰冷的日子悄无声息地埋在雪层之下,让高原孤独的太阳,叹息着在单调的天空踽踽独行。 终于有一天,鲜艳的五星红旗染红了这片土地,历史的老人再也不甘昏昏沉睡,从北京发出了一声号令,慕生忠将军和筑路大军来不及抖落从朝鲜战场落下的尘土,就把战场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布满艰辛的青藏高原。在北京,慕生忠将军手捧彭老总的敬酒咕咚、咕咚倒进肚里,他的血燃烧了,他向首长表示:“彭总,你等我的捷报吧!”三杯酒下肚,慕生忠将军向彭总诉说了修路计划,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彭总被他的信心与决心征服了,立即下令从西北军区给他调拨十辆大卡车、一辆吉普车。
慕生忠将军顾不上看一眼北京的风光,双脚就踏上了青藏高原。他放眼打量着青藏高原的样子:沙是灰黄黄的沙,石是青溜溜的石,山是光秃秃的山……沉寂的高原只有苍鹰在空中低旋,只有骆驼、黄羊、牦牛在四蹄疾奔,偌大的高原到处都是路,吝啬的青藏高原没有一条路,难道这就是无人区吗?慕生忠将军率部向这里开进,行至沙漠的一条河流处,有人问:“格尔木在哪里?”慕生忠将军拿出一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这就是格尔木!”于是,这里成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前进阵地,在这里筑路大军靠原始木轮马车开道,战士们紧握钢枪的手握起了铁锹、钢钎、铁锤,他们轮流打锤抡钎,青春的军装在悲壮的僵硬中,挥动阳光般炽热的十字镐,与满是顽冰的唐古拉最后决斗。他们虽然手上划裂了一道道的伤口,却填平了一道道凹凸不平的路面。夜间,战士们以月亮作“天灯”轮番战斗,这劳动的强音压倒了山涧里的流水声,吓跑了自古以来在峡谷中乱窜的野兽,战士们的哲学是望穿黑夜就是黎明,填平险滩就是通途。
在哈达飘摇的地方,我望着前进的路基,便看见火车穿过雪山草原,当火车的轰鸣声代替了驼铃声,脚下的车轮与千百年前的足迹重叠,那些充满危险与恐怖的过程全被轻轻忽略,使同样有目的的行程,没有了迷失方向的惶恐。
而生命中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忽略掉的,走在这条路上,我看到了一棵树,那是一口气打了1944锤的壮士的栖息地。战友们为了纪念他,就在他的坟头插了一枝杨树枝,树枝在雪峰的冲击下倔强地生长着,1年、10年、20年过去了,树枝变成了一棵欲吻蓝天的大树。一天,儿子的母亲指着那棵大树对他说:“这就是你的父亲。”他抱着树,行走在青春的征程上,在父亲修筑的公路上,他化作了一部永恒的历史。儿子当了汽车兵,一直从汽车兵当到团长,那年他40岁,谁能想到一生40个春秋的漫长竟然会短暂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爆发过程。他去了,他所指挥的车辆安全地驶向雄伟的布达拉宫。这里又多了一座坟,又多了一棵同样的树。每当走到这里,我都会停下脚步,走上前紧紧拥抱这两棵树。在雪与血印证他们存在的昨天,我虽然没法握住他们的手,却抱住了他们伟岸的根。
依然是走在这条路上,我想起了青藏线英烈张鼎全作家记载于这条路上的文字:拖着千万辆汽车飞翔的不仅仅是这飘忽如缎的沥青路,它还是97位永驻昆仑山的英灵。不!不止是97位永驻昆仑山的英灵,还有近5000名带有高原心脏病、高原性高血压、高原性肺气肿而终于凯旋归去的兵……我是在格尔木烈士陵园想起作家这段文字的,在烈士陵园我还想起了筑路英雄张焕民营长。在两次青藏公路改建中,他明知自己肝脏有病,却仍然带领部队奋战在施工第一线。1978年的一天,当他带领技术人员爬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勘察料场,突然腹部右侧痛得像刀割一样,他和往常一样用手捂住腹部,坚持爬上两个山头,直到选好料场返回营部。这时他已精疲力尽,一进门便栽倒在床上。当团领导把张焕民送到山下医院抢救时,他还说:“我不能下山,工地上还不能没有我……”他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放心吧!用不了几天,我还要重返工地……”但是,他哪里知道,罪恶的癌细胞正在吞噬他的生命。说完这话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人世,他把自己的期望梦想全都留在了昆仑山上,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把自己埋在昆仑山。
在青藏公路行走,当我再次仰望远方,一条路的故事都在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