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亮

这个故事得从青海格尔木“幸福院”说起。幸福院是青藏线军人幸福的驿站，更多的时候却成了幸福的中转站。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青藏线生活条件很苦，军嫂们不得不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格尔木等待与丈夫团聚，于是幸福院就成为军嫂们眺望幸福的窗口。

按说一家人能在一起吃饭就是最幸福的事,可这在随军家属蓝伟华心里却是莫大的奢望。

蓝伟华与赵国瑞结婚已经十三年了,还是头一回一起过春节。她忍着高原反应,为全家过第一个团圆年忙碌着。

万事俱备,只差丈夫一个大活人了。可左等右等却没有任何音信。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女儿小悦早嚷着要爸爸。她只是一个劲地哄着:就回来,就回来了。

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电话,却是丈夫赵国瑞从九十公里外的兵站打来的,他说站里的干部休假了,他得留在山上和战土们一起过春节。她拿着电话筒愣了一会:“那……那好吧。”挂断电话后,她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蓝伟华与赵国瑞是中学同学，是彼此的初恋。那时候，他俩一个想当军人,一个崇敬军人。可她真正爱上赵国瑞,却是几年以后的事。那年,赵国瑞从青藏高原回东北老家探亲,脸又黑又瘦,胡子长得像鞋刷，那模样真有点“对不起观众”。不知吓跑了多少姑娘，蓝伟华却托人找上门来。她觉得这时的赵国瑞才真正像个军人，颇有高原风采,姑娘找对象是找男人,男人就得有男人的样子,像一团火像一块铁。

他们结婚了,蓝伟华如愿做了军人的妻子。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浪漫的诗歌，也不是悠闲的漫步，缠绵的细语。蓝伟华心想既然做了高原军人的妻子，就不能做一个普通的女人，这一点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婚后，由于她身体虚弱曾三次流产,但从未打电话告诉在高原上当兵的丈夫。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等待着身体慢慢康复。后来一个天使般的女孩“降临”到她的生活中。她终于做了母亲，但肩上又多了一副担子。没有男人的日子多艰难啊。她得挺着虚弱的身体,天天背着孩子上夜班。冬天来了,东北的男人们拖煤、运菜,她也得拖,一车又一车,背上还背着个孩子。

她的生活同男人们一样,她的痛苦却只属于自己。日子就如同她背着的孩子在深秋的寒风中拽煤的车,那样的沉重!这些,在赵国瑞的心头凝结成“十字架”,孩子在妻子的背上长大,她背着孩子上班,年年是局里的先进工者,妻子虽然恪守着不拖累他的诺言,可他又怎么能心安理得呢?

有一年部队编制大精简,赵国瑞动了心，探亲归队前给妻子甩了一句响亮的安慰话:你等着好消息!妻子虽然嘴上没说，心里却很高兴，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丈夫离开后，她就找了县里工商局的熟人。熟人说安排工作不成问题，房子也宽敞，她高兴得直想唱上一曲儿。笑声依旧像塔上的风铃一样清脆悦耳,可是,过去唱熟了的歌，却记不上词儿来了。这时候，她才意识到，歌儿已经追随着奔腾的岁月之河离她远去。

不,歌声会伴着丈夫一起归来,我们已经为美好的愿望付出了青春的代价,不过幸福不算来得太晚。她这样想着。

但组织上把李国瑞留下来了。

她知道这个消息是在夏天,丈夫很久没来信了，忐忑不安中她预感到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她本打算忙完这一阵再给丈夫写封信问问情况，可一位回来探亲的战友以委婉的口气证实了她的预感。那天,她正在埋头洗衣服,送走那位战士后，她觉得浑身软绵绵的。女儿默默地瞅着她，可她却呆呆地望着洗衣盆里的肥皂泡，在阳光 下一个个破灭……

“不让回,我就去!”盼了十多年的蓝伟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她把女儿从当地最好的东方艺术幼儿园领出来，到格尔木去安家立户。

“妈妈,我再也不能学小提琴了。”女儿把刚刚拉了一年的提琴抱起来。

“小悦,爸爸最爱听你唱歌,到高原后,妈妈为你和爸爸做你们最爱吃的饺子。”

而今,女儿要闹着亲手给爸爸包几个饺子,她把馅笨拙地放在面皮上，把圆圆的太阳捏成月亮。

蓝伟华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女儿依旧默默地瞅着她。这时，她觉得需要安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渐渐长大的女儿:“叔叔们都是远离家乡的人,爸爸该和他们一起过春节才对。”

“呯--啪!”邻居家的男孩子在燃放鞭炮。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节日,就在稀稀疏疏的鞭炮声中来临了。

鞭炮声是从“幸福院”传来的。我常想为什么这样一个凄苦、简陋的院落会有“幸福院”的美名呢?或许就是因为它包含了太多军嫂们对幸福的期待与诠释。

留守在“幸福院”孩子们是快乐的，但孩子们的父母觉得亏欠孩子太多太多了，高原的天空虽然干净透明却也少了些绚丽的颜色。一位作家在他的作品里记下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生在高原长在高原的孩子回到内地，蓦地见到一棵大树，惊奇的问妈妈：“这么大一颗白菜呵！”妈妈大声地笑和大滴的泪一起迸出来。

真是令人心酸的童稚呵！

在幸福院的日子里，月亮从未失明，军嫂和孩子们一起打开向月的窗口，默默守护着半个月亮，一年又一年，直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