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了2400年的战国早期青铜乐器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从随州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后来编钟成为随州文学期刊杂志的名字。
最早接触《编钟》杂志是在2007年深秋的一天,当时我从西藏部队休假探亲在一位老师家里作客,在他的书房里我第一次邂逅了《编钟》,老师见我对这本杂志爱不释手,便让我拿回去看看。回家后,我一口气读完了杂志里所有文章,其中随州日报社总编樊友刚先生的文化散文《地质地貌显奇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文章详细记录了随州大洪山历史文化脉络和地貌奇观的形成,正是因为读过他的这篇散文后,我对随州本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还专门研读过由他著作的《曾国七百年》《炎帝 编钟 随州》等10余部本土文化丛书,再后来有幸和他一起创作编写了本土文化散文集《红色老区 生态洛阳》,受到读者好评。
在西藏边防当兵,生活比较单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那本装满浓郁乡情的杂志《编钟》,于是我打电话让老师每隔一段时间给我邮寄几本新出炉的《编钟》杂志。每当收到来自故乡的杂志可以说比收到女友的情书一样兴奋,透过家乡作家的优美文字,我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变化,于是对家乡发展愈加关注起来,从此与这本杂志也日益熟稔和亲近。
提笔给《编钟》杂志投稿却是过了好几年的事,不是因为没功夫写,而是害怕写不好给家乡杂志抹黑,终于有一天我怀着忐忑与期待的心情将6篇表达思乡情结的散文发送到杂志社指定的电子邮箱。期待发表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两个月后我的拙作刊发在《编钟》2012年夏季号,透过《两个人的高原》、《厚重随州》等我早期的稚嫩作品,我看到了《编钟》给予年轻作者的最有力的扶持与牵引。从此,沿着这条希望与艰辛并存的坎坷之道,燃起执著点亮的心灯,我以笔做辑,以书为舟,在一路颠簸中行进。
当时间的钟摆指向2013年秋,《编钟》刊发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冬天的画》。之后,这篇小说也相继在北师大创办的《新课程报》和《西藏日报》刊出,受到读者喜爱,也正是这篇短篇小说开启了我的业余小说创作之门。
对于我而言,《编钟》无疑是文学百草园中一个别样的存在,她打开了我思乡的窗口,让我在静静的雪域高原有了对家乡独特的思考与眷恋,于是我拿起笔通过一篇篇散文、一首首诗歌完成一次次与家乡的山水对话、人文对话、情感对话。
多少回挑灯夜战,伏案创作,摊开那些由文字记录的家乡情结,我无不引以为豪,当创作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感受艰辛的同时,我也收获着其间的快乐。
我与《编钟》杂志的结缘,也慢慢成就了我与随州作家这支队伍的缘分。在家乡文学天地里,我最先结识了德高望重的本土文化名人蒋天径先生,他一生专注本土文化研究,著有50万字反映随州人文风俗的长篇小说《天汉浴》,本土文化研究专著《随州方言大观》等系列图书。当他得知我偏爱《编钟》杂志,有一年夏天,他特意从随州千里迢迢来到拉萨给我捎来厚厚一捆《编钟》杂志,令我至今回忆起来都倍感温暖与感激。
一个地方的文学杂志想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必定有一群本土作家支持。在本土作家中有一位文学大家的名字不得不提,他是随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包毅国先生,我却从没把他当成政界人物,而把他当作学者型的文化人,他也是我的师长,记得刚从部队转业我就通过蒋天径先生认识了他,后来在参加由他牵头组织的采风活动中我们逐渐熟悉起来,尤其是他安排我采写几篇文化散文,我尽力去完成,多次得到了他的认可,他常常鼓励我要当好家乡文化传承人,他还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是多么多么想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保持充沛的写作力量,那时我却浑然不知他与癌症抗争多年,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却仍然在忘我地写作,记得他去世那年大年初一还在挑灯夜战帮我修改一篇文化散文,直到他去世我才懂得他那颗热爱家乡的文化心始终坚如磐石。
世界上没有比永久怀念更深的情感。包主席去世后,我和许多随州文友带着对他的怀念和崇敬之心,重读了他用生命完成的地方文学著作《汉东风流》《随州之梦》《永远的神韵》《读懂随州》等,这些都是包主席对这片挚爱土地的心血之作,也是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之作。他的文学作品详细记录了随州的湖光山色、风土人情、拼搏精神,留下了风雨中随州人奋进的脚印,捧出了随州人追求生活的火热之心,见证了在悠悠岁月里随州人独有的一份惊喜、一份真诚、一份感动、一份清醒、一份幸福。从他的文字里,我还看到了每一条陪伴我们文友笑过、欢乐过、忧伤过的小溪河流,缓缓流淌在如梦如歌的岁月里,千回百转中滋润着心田,催生着梦想,于是从他走过的文学世界里我拥有了文学梦想,获得了文学力量!
十几年来,我因为文学爱上《编钟》杂志,因为《编钟》杂志爱上文学。每当我回味这些年与《编钟》的点滴记忆,犹自温暖而亲切,一如那长夜里温暖的灯光,照亮了我的文学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