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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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湖北省随州市洛阳镇是一片红色沃土。镇区依山建在一个4平方公里的盆地里，北有高大的珠宝山抵挡严寒袭击，南有小山丘与轻风为伴，鸡公山则是镇区东大门的“护卫”，西边青山绵延环抱。特殊的地理环境，让洛阳镇成为革命的圣地。
从西藏转业后，我以宣传员的身份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挖掘采写洛阳镇的红色故事。采访的那些天，当地文化站站长刘永斌与我一起徒步走进洛阳深山，用脚步丈量那段流逝的光辉岁月。
一
我采访的第一站定在了洛阳镇胡家河花湾，这是一个与抗战历史一起走进人们视线的地方，它的故事至今还常常被世人称颂。
1940年5月下旬，鄂豫挺进纵队夺取随南白兆山西进之后，时常受到顽固分子彭炳文、谢指良的阻挠。纵队司令李先念进驻胡家河花湾，命令平汉支队二团队及纵队五团队自6月16日至21日连续作战，全歼这两支部队五百余人及盘踞于京山坪坝的伪军丁巨川、谢占奎部三百余人，击毙谢占奎，生俘丁巨川，使白兆山连成一片，取得开辟随南白兆山战役的全线胜利。
关于当年李先念居住地胡家河花湾的故事，随州有关史料记载并不是很翔实，更多的故事被至今依然活着的老者记在心上。据该村80多岁的老人张芳华回忆，当时坪坝之战胜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全村传开了。全村群众喜气洋洋，积极为部队筹粮、筹草、筹柴……
我注意到当年李先念居住地胡家河花湾有一口堰塘水面不大，却很干净，张芳华告诉我，这口堰塘一直没有干枯，平坝之战时李先念和战士们还在这里取过水。听着老人绘声绘色的介绍，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在炮火硝烟中为保家卫国而奔走、呐喊……
如今，随着平坝战斗一些见证人的相继故去，通过口传下来的历史情节，正慢慢变得支离破碎，当年的战场在历史的航船中再也回不到原点，胡家河花湾也再也找不到战争的痕迹，只见孩子们高兴地玩着、闹着、笑着、跳着……这些笑脸是美好生活的天真展露，也是国家富强的内心感受。
年与时驰，看时光轮回;沧海桑田，唯精神永恒!
二
在刘永斌站长的引导下，我继续向胡家河的深处走去，大概走了半个钟头，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几处保存完好的古院落，在绿树掩映下显得格外古朴宁静。刘站长告诉我，这就是抗战时期设在胡家河村胡氏祠的新四军第五师军事学校——抗大十分校遗址，胡氏祠是胡家河村现存少有的明清古民居之一，祠内供奉着胡氏家族150个祖先的牌位，陈列有胡氏家族的祠规宗约及保存完整的族谱。胡氏族人订立的家族戒碑“阖族十诫”，规范了族人在祭祖、山场田亩、尊老爱幼以及宗祠公共财务的使用、监督等方面的行为准则。
走进胡氏祠，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副对联:“一胡千派远，五子六尚书”，说的是胡氏家族的一段趣事：唐侍御史歧国夫人耿氏，生五子皆尚书，其荣耀显赫，当朝莫及，怎奈有婿虽倚名门，然连年不仕，夫人乃帮裙，令其婚见下而过，后果高中，亦荣迁尚书，故有“五子六尚书”之说。
后来，我查阅史料得知：耿氏是江西华林胡氏一世祖城公的夫人，生于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耿氏倡导胡氏家风，要求儿孙做到忠义、孝友、清廉、贞洁、乐善、好施、和睦、教，并言传身教、亲历亲为。五世同居，聚族800余人，在儿孙中有极高的威望，被后人尊为“耿氏太婆”。
1940年1月，以竹沟教导大队与挺进支队教导大队为基础组成的随营军校，于1940年6月随纵队司令部迁驻洛阳九口堰孙氏祠。李先念兼任校长，肖运久任副校长，军校有教员10余人。6个月一期，每一期培训两百余人，全部训练班以上的军政干部，以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为主。军校共办三期，受训学员700余人，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
1941年10月初，为了适应部队工作的需要，新四军第五师司、政两部决定在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校部迁往胡家河和王家河、李先念任校长兼政委，杨焕民任副校长，黄春庭任副政委。
1942年1月，抗大十分校正式对外招生，在鄂豫边区军队和地方招生1000名，主要为部队培养能胜任地方或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干部，这支军队学校共在随南九口堰地区招生五期，训练学员2200余人，为革命的胜利筹备了大量人才。
三
进入洛阳镇，走过一段弯弯的山路，在张畈村我见到了一个叫戴家湾的地方，这里仅有几排坐北朝南、已经残破不堪的院落，残存的土炮楼、厚石院墙和土砖灰瓦的老式房屋，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沧桑。
“听父辈们说，1941年新四军第五师为了满足部队的生活需要，将我们家设为被服分厂，当时住在家里的干部职工有20多人，大多是女同志，有缝纫机5台、织布机4台，主要生产被单、军衣、子弹袋、粮袋，以供给部队需要。被服厂一天可生产衣服70余套，钉扣子之类的手工针线活，主要由'妇救会’组织乡、村妇女们承担，而被服厂的职工则利用这些机会进行群众工作。”当年74岁的戴家湾村民戴丰岁指着自家的院落说，我的父辈们就住在这里，这几间房屋至少保存了100多年，当时我们家有60多人，是村里的大户。
新四军第五师最大的被服厂设在洛阳九口堰村紫溪湾。这里有坐东朝西的民用瓦房10余间。当地村民说，紫溪湾的被服厂原是随军家属军人服务社，1941年6月以后，扩大为被服、毛巾两厂，10月改为新五师被服厂。有干部、职工60余人，1941年秋人员增至80余人，大多是女同志。男同志除管理干部、后勤人员之外，便是聘请来的裁缝师傅。建厂初期有缝纫机11台、布机18台，后来缝纫机增至40台，并在当地组织了部分纺车，大量是手工作业。工厂最重要的原料--棉花、棉纱等，是由我地下人员通过统战关系，从敌顽战区运来的，免税并增加价格15%，每次出境入境有武装护送。主要生产军用被子、床单、棉军大衣、军裤、短裤和子弹袋、毛巾、绑腿、挂包等，以供给五师部队的需要，在敌、伪、顽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期间，为改善部队生产条件，坚持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1941年秋后，由于国民政府不断制造摩擦，根据地进人困难时期，集中生产不容易，工厂在收购棉花、皮花后，经轧花、弹花，加工成棉条，然后交随南县政府由各乡、村“妇救会”分配到各家妇女纺纱、织布，再由染坊将白布染成灰色，送被服厂，领取加工费，这种“以工代赈”的方法，为随南人民度过严重旱灾造成的生活困难，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之路，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四
位于洛阳店方家冲出口处的黄林湾，现在虽看不到任何新四军第五师兵工厂的痕迹，但遗址仍存。这里与九口堰相距0.5公里，原有坐北朝南民用瓦房6间，后迁到洛阳店西5公里处的梭罗树湾，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直属工厂。
1940年8月以前，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修械所规模不大，有熔炉一座，红炉3座，工人10余名，主要修理枪械。1941年4月改名为新四军第五师修械所。“八一”军政干部大会以后，随着部队正规化建设，修械所的干部、工人增至40余人，主要修理枪炮、制造手榴弹、刺刀、子弹等，新四军第五师后来使用的枪榴弹就是在这里仿制成功的。1942年1月，修械所改名为新四军第五师兵工厂，分修械、锻造、铸造、处理、组装5个工种。主要原料以就地取材为主，设备简陋，没有机器车床，产品全靠手工制作，劳动强度较大。因此，工人每月发点生活津贴，一年有两件工作服及一些劳保用品。职工的粮油由新四军第五师军需处供给，蔬菜自己耕种，自给自足。生活比较艰苦，但同志们革命干劲很高，除完成五师下达的生产计划以外，还艰苦努力，刻苦攻关，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与扩大产品的生产数量。后期生产出平射炮弹、迫击炮弹，地雷及十子连手枪等产品，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增强了战斗火力。
如今的黄林湾，早已远离了战争的烽火硝烟。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艰难岁月的风雨沧桑已经被后人铭记。
五
洛阳镇桑树湾的路至今还是土路，从镇区出发步行至少也得两个小时。山区交通有诸多不便，但在抗战期间，桑树湾却是掩护救治伤员的安全地带。在刘占站长的指引下，我来到了新四军第五师医院遗址，当年为伤员施救的医院如今已被民居覆盖。
“当时我家的正屋3间、3间偏房就是医院的中心。”当年85岁的桑树湾村民俞秀英告诉我，在她10多岁时见到医院前面有一个广场，有一年过节新四军还专门给她家里送过猪肉。
1985年，湖北省成立“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新四军第五师的白衣战士们回顾了他们从事卫生工作的经历，从他们的回忆录中使我们了解到当年白兆山纵队医院历程。
1938年11月，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医院就成立了，最初叫京山县政府卫生所，驻在京山赵祥河的十字沟。1939年1月以后改为应抗支队司令部军医院。当年6月初，医院从赵祥河迁到养马畈。6月下旬，应抗支队和李先念、陈少敏所率领的部队在养马畈大山头汇合，正式成立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医院又改成挺进支队司令部野战医院。1940年12月，成为纵队野战医院。编制由10余人扩大到35人，分内、外科和护理队三部分，有主治医生大夫8人、行政领导3人，其他均是护理人员。医疗器械均是通过统战关系和地下工作人员从敌占区搞来的。1942年1月，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医训队随卫生部队从九口堰转移到天汉(天门，汉川)湖区。
1940年，由于敌、伪、顽对白兆山实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医院的药物来源极端困难，就连红汞、碘酒也成了稀奇宝贝。为了保证药品医疗器械的供应，在部队、根据地党政机关及当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白兆山医院开辟了三条供应途径:一购买、二缴获、三自制。当时，随南白兆山地区地方病很普遍，医护人员走到哪里就把预防工作开展到哪里，教育农民讲卫生，还帮助群众扫水井，挖井坑过滤饮水，并用明矾、漂白粉消毒;对粪便进行管理，要群众不在一个堰塘里既洗粪桶又洗食物;普遍改用烟筒灶，开大窗户，避免熏眼睛，不用不干净的木盆洗脸;对黄癣病人进行医治，对其他疾病就采用土方、单方进行医治和预防。
白兆山医院在当地留下了好口碑。1941年，九口堰孙家大湾农民孙绍南的妻子患乳腺炎，医院免费手术，直到痊愈。一位农民的胸被扎伤，得了破伤风，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医院尽最大努力抢救，终于使病人恢复健康。1942年春，随南白兆山地区。发生流行性脑膜炎和其他传染病，在医药十分欠缺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立即组织群众，用中草药进行防治，同时采取其他措施，及时控制了传染病疫情。以往，随南地区妇女分娩都是接生婆旧法接生，致使不少产妇和婴儿丧生。自部队医院迁到白兆山后，医护人员在群众中宣传和推广新法接生，深得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和称赞。
白兆山医院是新四军第五师初创时期的主要医院，是鄂豫边区这块红色土地上的医疗技术中心。它在抗日战争的观苦岁月里，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医护人员的忘我工作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和迅速发展，战胜强大的敌人和疾病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
盛夏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加的绿叶，投射在战火中的宣传阵地——新四军第五师挺进报社及印刷厂旧址洛阳镇九口堰村附近的方家冲榨屋湾，仿佛白晃晃的阳光就要穿透那一段段白纸黑字的抗战历史。
“听父辈们讲，我一出生就与新四军有缘。我是由新四军第五师医务人员接生的，后来我们家成了挺进报社及印刷厂的一部分。当时虽然不知道报纸上写些什么，但觉得出办报纸的人很了不起!”说起挺进报社，当年80岁的伍天祥老人回忆起从父辈们口中得知的一件件往事。当时在一般情况下住在他们家的报社干部坚持穿军装，工人师傅穿工作服，只有少数时候穿便衣。工人师傅的住宿是一人一铺，几人一房;练习生住的是集体铺，也有少数和师傅同铺的;只有干部是单房单铺。印刷厂设在随南时，局势虽然比较稳定，但生活还是很艰苦，大家集体进餐，工作人员如果有病，就到离印刷厂不远的五师司令部野战医院就医。后来经济发生了困难，那些请来的师傅主动提出不要工资，和干部战士一样过共给制生活，一样吃杂粮、蔬菜等副食品，不要特殊照顾。
在五师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师傅也帮助群众插秧、收割和做群众工作。他们工作时不讲条件，积极带徒传授技术，自己动手克服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字不够，自己铸;机器没动力，就自己用两只脚踩;没有做标题的大号、特制字，就自己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不仅没有人想回家，排字师傅傅润生还把年仅14岁的儿子傅青松也带到印刷厂参加工作。石印师傅刘国华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边区劳模大会。
如今，走进方家冲，只能见到改头换面的现代村居，唯一保存完好的是一座三开闻矮楼的平房，还有几口老井。采访中，我得知了抗战期间发生在这个平凡小院里的不平凡故事。
《挺进报》于1940年2月在京山八字门创刊，印刷厂位于洛阳店方家冲一小汊冲之隐蔽处，与五师司令部九口堰相距2.5公里，有坐东朝西民用瓦房8间，直属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领导。印刷工人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为了提高技术，他们虚心请教，刻苦钻研。刻字工们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各种字体、花边、刊头、版样作为学习资料，装订成册后观摩研究，苦练刻写各种字体的基本功，提高刻字、排版技术，直到字体写的规范、整洁、美观、印出来清晰、耐看才罢休。搞印刷的同志则挖空心思研究调墨与滚筒着力方法，力求达到更高的水平。小青年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一切服从工作需要，不分昼夜，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十七、八个小时。《挺进报》先是八开两版，仅5名工作人员，一台日式手摇滚筒油印机，每期可印刷上千份。1941年底，又从汉口购进两部圆盘印刷机、一台四开平台印刷机，请来3名铅字印刷师傅。这时印刷所改为印刷厂，《挺进报》改为铅印，还从部队调来干部10余人加强印刷厂的工作。
如今，方家冲榨屋湾成了红色旅游之地，有关部门在这里竖立一块刻有“新四军第五师挺进报社及印刷厂旧址”的石碑，吸引更多的人们前来学习参观，从革命精神中汲取养分和力量。
七
铭记历史，离不开那些唤起记忆的遗址。冒着38度的高温，我和刘站长一起穿过杂草丛生的山路，来到鄂豫边区建设银行旧址洛阳镇毡帽湾实地采访。
毡帽湾位于洛阳镇九口堰村方家冲，这里地理位置偏僻，目前只有四间土砖屋，为农户闲置房，它们就是76年前鄂豫边区建设银行旧址。
1940年6月14日，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一、二团及八团挺进随南攻克洛阳店，开辟了随南白兆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抗日民主政权逐渐扩大。日伪对根据地在军事“扫荡”的同时，在经济方面大量发行伪币，扰乱金融，企图削弱抗战力量。为了在边区抵制伪币，发展生产，巩固金融基础，1941年6月15日，边区军政代表大会决定创办边区建设银行。随即，在边区行政公署财政处的领导下，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在洛阳店方家冲毡帽湾正式成立。
银行刚开始组建，机构不健全，人员较少。除行长左仲修外，配有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和马夫、警卫员、勤杂人员等。之后，随着工作开展，机构逐步扩大，人员陆续增加，干部、职工计有20余人。发行“边币”100万元，救国公债25万元，并附设“制币印刷所”。当时革命根据地处于日伪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围攻的战争环境里，银行不得不随部队转移，办公地点和住处也很不固定，常在随南的白兆山和京山的南山等地回旋。1942年6月，边区建设银行随主力部队向鄂东大悟山转移。
为进一步弄清边区银行的历史，我还翻阅了大量随州党史资料。史料记载: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引起了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度恐慌和仇视，他们对边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导致部分紧俏物资价格飞涨。仅食盐一项，就比抗战前涨价200倍。加之，法币、伪币不断涌入边区，边区物资大量外流，给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针对上述情况，边区党委决定在重点地区组织货币管理和贸易管理。边区建设银行据此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开展货币斗争，扩大流通范围。边区贸易、税收部门积极配合，在售货和收税上，只收边币，坚持边币信用，稳定币值。接近日伪占领区除收边币外，也收法币、银元、伪币等，以便到敌战区购买工业品、军用品和食盐等。
第二，组织消费合作社。1941年7月，边区建设银行在洛阳店、九口堰、古城畈等地发放无息贷款计边币2万元，建立10余处合作社，组织物资交流，保证食盐等必需品的供应。
第三，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支持生产自救。1941年，鄂豫边区遇到60年未曾有过大旱灾，平均收成不到二成，受灾人口达200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随南地区旱灾特别严重，夏季作物颗粒未收，加上敌伪掠夺，顽军封锁，边区财政十分困难。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亲自到随南抓救灾工作，并在洛阳店学校召开“生产自救”的动员大会，领导群众开展“千塘百坝”兴修水利运动。边区建设银行“以工代赈”按工程量计工。边区军民齐心协力共修了从洛阳店的白河至清水河20余公里水渠，筑坝70余处，建成清水河水库，修建堰塘670处。与此同时，通过烧木炭、烧石灰、狞猎、捕鱼、编竹器以及组织农副产品运往各地销售，换回食盐、粮食、干菜等，帮助边区的政府和群众度过了荒年。
“越是艰难越向前。”采访结束的那天，刘站长这句话道出了洛阳镇永恒不灭的“红色密码”，这也是洛阳镇军民共同抗战的“胜利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