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9年冬,我入伍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一封家书让我忐忑不安,信是妹妹瞒着生病的母亲含泪写给我的。妹妹在信中写道:“母亲的老毛病又复发了,根据家里的条件,我多半是读不成书了,但我也不会责怪父母,毕竟他们能力有限,能供我念完初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妹妹考的是当地师范学校,上世纪末5000元学费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她想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读完妹妹来信,我一阵心酸,我怎能眼看14岁的妹妹落到读书无门,打工没人要的地步呢?想想妹妹今后该怎么办?我又一阵心酸。当时我还是义务兵,每个月仅有百来块钱津贴费,万般无奈之际,我将家里的情况告诉了班长,班长及时向兵站教导员如实反映我家的实际困难,没想到这事得到了教导员的高度重视,一次队列训练结束后,教导员让文书用毛笔在一张大大的红纸上写下爱心捐款倡议书,并动员战友们为我捐款。
捐款是在一间会议室进行的,那天教导员简单进行了动员,不一会捐款箱就装满百元大钞,文书数了数一共5700元,按照教导员指示这笔钱由通信员直接汇到我的老家。
在接下来的捐款公示中,我一个火车皮拉到拉萨的战友小余以1000元捐款位居榜首。大家对小余的举动感到不解。“真看不出来,他平时那么节约,怎么一下拿出千元捐款,是不是他家里是开矿的呀……”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小余始终没有回答。
我知道这1000元是他当兵期间所有的积蓄,而且他的家庭条件比我家也强不到哪去,关键是他平时被战友称为铁公鸡,这次捐款大家都觉得对他的认识实在是太狭隘了。“虽然小余平时有点小气,有点抠,但是他把抠下来的钱用在了大爱上,就凭这一点值得大伙学习啊!”教导员在一旁激动地说。
不管怎么说我对小余是充满感激的。战友们的捐款让我点燃了一片暗淡的心空,当我把战友们博大的爱心捧给家人时,家人一再叮嘱我:“吃水不忘掘井人!”父亲还写了一封感谢信邮寄到部队,这封感谢信在一次开饭前教导员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一字一句大声念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很动情,似乎听出一个老父亲的艰辛与感激。
那次,接受战友捐款后我就在心里发誓,以后谁要是有困难了我一定鼎力相助。不久,兵站开展了一次捐资助学活动,捐款采取自愿原则,头一天各班就通知了下去,但捐多捐少没有明确。那次捐款,先由教导员作动员,然后按照站领导、副职领导、一般军官、士官、战士的顺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官兵们把所捐钱款投进捐款箱前,旁边的工作人员登记清楚数目。
捐款进行得非常快,每个人似乎都受了刚才领导动员讲话的感染,愿意把爱心款捐给当地贫困学生。很快轮到我了,我把事先准备好的500元钱进行了登记后迅速塞进捐款箱,这是我三个月的津贴费。
捐款仪式结束后,捐款名单很快就公布出来了。站长、教导员400元、副职领导300元、一般军官200元、士官100元、战士50元,大家捐款数额高度一致,而这次我捐款的数额高出了站领导。很快就有人指责我的不是了,有的说我不给领导面子,故意让领导难堪。还有的说我就是喜欢出风头。教导员看出了我的委屈安慰我说,“你捐得比我们多说明你知恩图报,说明我们当初帮你帮对了,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做好自己就行了。”
听了教导员的一番话,我知道自己并没做错什么,错的也许只是世俗。世俗有时像一把枷锁,常常在意因果,却又被世俗慌乱了手脚;常常疏忽感受,却又被现实套上了手铐。
我自然没有被世俗套住,因为在世俗面前,我确实太渺小了。关于捐款我还有一次深刻的记忆。那次,是同学小范围内的捐款,捐款对象是我失去二十年联系的同学,我是在微信群里知道同学患急性脑出血的消息,因病情太重,被紧急送往武汉某大医院抢救。
在同学送往医院一天后,群里出现了一条筹款消息,这条消息是同学的爱人发的,她说同学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亲戚朋友的资助只能是杯水车薪,现在他急需20万元治疗费。另外她还在群里发了水滴筹的微信截图,可以清晰看见同学的病患情况。
一个普通家庭一次性拿出20万元确实不易,了解捐款的原委,我的心异常的沉重,我十分同情同学的不幸遭遇,也想尽力帮他走出困境。这时群里又弹出一条微信,“同学有难,我们要援手相助,每个人捐款不得少于500元。”看得出,这个同学和他的交情不一般。
一时间,同学群纷纷回信收到!收到!好的!好的!我当时通过同学群加入了他爱人的微信立即转账500元,并留言:祝愿同学早日康复!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群里一个细心的同学把大家捐款的数额进行了公布,达到500元标准的只有我和发消息号召捐款的那个同学。这次晒出的捐款单让许多同学情绪变得十分难堪,个别同学因此退了微信圈。
现在细细想来,三次捐款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爱心捐款绝不能道德绑架,因为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我们所要记住的只是一颗明亮的善心。